刘勰

——文采斐然的文学理论家

刘勰（465—520年），南北朝梁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原籍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武帝时，历任奉朝请、东宫通事合人等职。

晚年出家为僧，改名慧地。齐末，写成《文心雕龙》50篇，见解精辟，体系完整，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巨著。有《文集》，早佚。

刘勰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去世很早，生活无依无靠，是僧祐和尚把他扶养成人。刘勰成人之后，又因家里贫穷，无力结婚成家。

刘勰虽说是孤苦伶仃，为生活所逼，栖身寺庙，但也有一个好处，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僧祐是南朝佛教研究戒律学的著名高僧，曾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主持定林寺，收藏了很多佛经，同时对诸子百家的书一并兼收。因此，刘勰读书，不仅有人指教，而且不愁没有书读。另外，定林寺离城不远，定林寺中没有的书也容易在城中得到。因此，他在定林寺除阅读佛经外，更饱览经史百家和历代文学作品。

他发现从汉末到齐梁三百年间，我国古代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文学的艺术特征和社会意义逐渐为多数文人发现和认识，开始深入探讨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形成一股新的文艺思潮。这一切，就对人们提出了从理论上加以总结的历史要求。

于是他产生了要写一部总结这一规律的文学理论书。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刘勰以极大的毅力，终于在36岁时（501年），完成了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刘勰的著作完成后，不被当时的人所认同，但刘勰充满了自信。他认为《文心雕龙》有关文学艺术的种种问题，都已周密而全面地作了论述，只要有高明的鉴赏家的评论，就不可能不被世人所接受。

当时名望最高的，当然是“一代词宗”沈约。但沈约地位高，架子大，刘勰还没有资格去拜访。于是，他背上书稿，装做小贩等候在沈约的车子经常经过的路上，上前拦住沈约的车驾献书。

沈约是一个门第观念很强的人，瞧不起刘勰这种无名之辈。不过，在他读过刘勰的《文心雕龙》后，深感意外，不仅认为此书“深得文理”，还“常陈诸几案”，以便自己随时翻阅。由于沈约的重视和赞誉，不但《文心雕龙》广为世人所知，而且年近40的刘勰开始踏上仕途。先是当奉朝请，即奉朝会请召而已。后来调往太末（今浙江龙游）令。50岁时又做了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合人管理奏章，很受萧统器重。

僧祐去世后，生前搜集的经卷急待整理，刘勰回定林寺作整理工作。经过20多年的官场生涯，他这时有若大梦初醒，悟得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真谛。因此，在完成整理佛经任务之后，便请求弃官为僧，法名慧地。出家后不到一年，刘勰就离开了人世。

刘勰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主要是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三万七千多字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总结全书的自序。

《文心雕龙》对于文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文学理论上，集前人之大成，并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二，从文学的内在规律上，探索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强调作文要情文并茂，讲述道理。

第三，对文学艺术特征的把握，较前人有了显著的提高。首先，他强调艺术构思，要求在作文之前。把艺术形象在脑海中定位好，另一方面是形象思维，即“神与物游”，要求登山“则情满于山”，想到观海“则意溢于海”，使精神活动与物象相结合。

再次，就是要“体物写志”。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寓情于景”、“借物遣怀”等。文学创作虽以抒情言志为目的，但它又不是直陈其情，径达其志，而必须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另一重要特点。刘勰能认识到文学艺术的这些特点，已是相当可贵的。

第四，对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勰提出，作者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光辉，晓生民之耳目”。就是说，反映真实的生活，是作文的首要任务。在封建社会中，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一成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于千百年来的文学发展来说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