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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他们一到纽约便住进一家客栈。而住在这客栈里的，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也好像那些“波希米亚俱乐部”的人一样，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没有钱付账。
到了约见的日期，邓肯一大早赶紧去找戴利。
戴利有些疑虑地对她说：“好吧，目前我们聘请的哑剧的主角是来自巴黎的明星贞美，她对配角的要求相当严格，不知你能否胜任？你懂得演哑剧吗？”
邓肯不顾一切地说：“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请放心。”
虽不情愿，但邓肯除了接受这个角色外，别无他法。于是她把剧本带回家去研究。整个作品在她看来非常愚蠢，同她的理想志趣很不相称。
第一次排练就令邓肯大失所望。不仅贞美的尖酸刻薄让邓肯无地自容，更主要的是，邓肯向来就认为哑剧根本谈不上艺术，她认为：动作是抒情的，是情绪的表白，与语言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哑剧里，演剧的以动作代表语言，所以既没有跳舞者的艺术，也没有表演上的艺术，而是悬于两者之中的一种贫瘠无聊的东西。
但为了生活，她强迫自己去排练那生硬呆板的一招一式，而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抵触着它，这当然是不能进入状态的。
贞美是一个身材矮小、脾气暴躁的女子，一遇到事就发火。她指导邓肯说：“用手指着对方的时候，就表示‘你’，而指着自己心口的时候，是表示‘爱’，而用力拍打着自己胸部，则是表示‘我自己’。”
邓肯对这种表演毫无兴趣，动作也就做得非常散漫，贞美大为恼火，几番向戴利告状，要求换人。
邓肯也气坏了，在彩排中，她故意将自己嘴上的红唇膏弄到贞美的白脸蛋上。这还了得，大明星贞美旋风般地给了邓肯一个耳光，还不依不饶地喊来了戴利。
邓肯马上想到全家都将流落在一家可怕的客栈里，听凭那个铁石心肠的女店主摆布。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前一天见到个瘦小的合唱队歌女被扣押了行李，撵到大街上的情景，同时又想起可怜的母亲在芝加哥遭受的种种苦楚，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簌簌”地沿着两颊滚落下来。
戴利看到她那副凄惨可怜的模样，一反往日的严厉，温和地说：“她哭起来的表情多么生动。她能学会的。”
戴利这句鼓励的话，使坚强的邓肯抹干了泪水，重新投入了排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庸俗无味的动作。而且排练越往下进行，邓肯越钦佩贞美那异乎寻常、充满活力的表情。
6周的试用期，邓肯都没有得到报酬。一家人从客栈里被赶出来，在第180街租了两间空房，里面空无一物。
由于没钱坐车，邓肯每天从家里步行走到第29街的剧院上班，为抄近路，她常常在泥地里跑，在石路上走，或者是走过木堆。她一边走，一边留意着叶落和小鸟飞翔的姿态，她揣摩着来自大自然深处的舞蹈，用舞步打发这几里的路程，驱赶疲倦，抵御庸俗。
由于没钱吃午饭，邓肯便在午饭时躲在舞台两侧的包厢里，读一本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集子，然后睡午觉。她用白开水撑足自己的体力，又继续参加下午的排练。
这样练习了6个星期之后，哑剧才开演，在开演一星期后，邓肯才拿到报酬。
公司在纽约演了3周之后，又到外地去巡回表演。邓肯每周的薪酬是15美元，除一半自用外，另一半寄给母亲。每到一站的时候，邓肯不是去住旅馆，而是提着衣包到处去寻找极便宜的客栈。那时她每天的生活费限制在50美分以内，一切都包括在内。
邓肯常常要走好远的路才找得着便宜的客栈。一次，她住的房间门锁不住，那里的男客人喝醉了酒，一个劲儿地想闯进她的房间来。邓肯怕极了，把沉重的大衣柜拽过来堵住了门。即使那样，她也不敢上床睡觉，警戒地坐了一夜。这对尚未成年的邓肯实在是个痛苦的经历。
贞美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每天都召集排练，但总是不合她的心意。邓肯随身带了几本书，不时翻阅。她每天都给米罗斯基写一封长信，算是给自己的一点安慰。
这样巡回演出了两个月，最后，全班人马回到纽约。戴利不幸蚀了本，贞美也就回巴黎去了。
邓肯又去见戴利，试图吸引他对她的艺术发生兴趣。但是，他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说：“我打算派一个剧团出去表演《仲夏夜之梦》。如果你愿意，可以在那个仙女场面里跳舞。”
邓肯主张舞蹈表现凡人的感觉和情绪，对仙境之类她一点不感兴趣。不过，为生活所迫，她还是答应了。
《仲夏夜之梦》开演的时候，邓肯穿的是一条白色和金黄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还插有一对金丝编成的翅膀。邓肯对这副翅膀十分反感，觉得真是滑稽可笑。于是她对戴利说，不用假物她同样能够表现出翅膀来。但戴利固执得很。
那天晚上是邓肯第一次单独登台表演舞蹈，她觉得非常高兴。她终于一个人站在一个大舞台上，在大批观众面前跳舞了。她跳得很好，观众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用他们的话来说，她“打响”了。
当邓肯走进台侧，满以为戴利先生会高高兴兴地过来向她祝贺，没想到他勃然大怒，冲她大发雷霆：“这里不是舞厅！”
可是观众好像不理睬他的叫嚷，依然为这个舞蹈鼓掌。
在纽约演了两星期后，《仲夏夜之梦》也“上路”了，邓肯又得恢复那种沉闷的旅行和寻找客栈的生活了。只是她的薪水已加到每周25美元。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邓肯站稳了脚跟，但理想的破灭使她变得孤僻，在剧团中，谁也不和她讲话，她也不和谁讲话，只有泰坦尼娅王后的扮演者莫德·温特算得上是一个朋友。
她长得很甜，从来只吃柑子，不沾一点别的食物，她对邓肯说：“唯独我们两个，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不久，温特即死于恶性贫血病，去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只剩下孤独的邓肯了。
不与人交往，反而让邓肯忐忑的心舒坦一些，平静一些，大度一些。在读书中，她迷上了斯多噶派，倒不是去扼制自己的欲望，而是找到了一条沟通自我的道路。她不再计较别人眼中的“自己”，那是别人的；她看重的是能否坚持我自己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我。
巡回演出到了芝加哥，邓肯又见到了米罗斯基，他们长时间地在郊外的森林里散步，正当邓肯提出要和米罗斯基成婚时，米罗斯基吞吞吐吐地告诉她：他在伦敦有自己的家庭。
邓肯惊愕万分。但她冷静下来之后，感谢米罗斯基没有欺骗她，而后随剧团回了纽约。
邓肯的努力，改变了全家的经济状况。哥哥奥古斯丁也加入了一家剧团，另一个哥哥雷蒙德当上了一家报馆的通讯员，姐姐伊丽莎白则办了一所舞蹈学校。情况的发展似乎有点时来运转的味道。
在这两年之中，邓肯一家人在纽约租了一间艺术室，带有一间浴室。这间艺术室中没有任何家具，只有5个弹簧垫子。他们把四面的墙上都挂上帘布，白天把垫子竖在墙边，晚上就睡在垫子上。
姐姐就在这间艺术室里教她的学生，而哥哥奥古斯丁也不常在家。雷蒙德也是一样，经常在外面采访。为了减轻负担，他们把房子也租给教演说、音乐或唱歌的人，租金以钟点论价。
由于只有一间房，当出租的时候，一家人只好都到外面去散步。他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跑来跑去，以便使身体暖和一些，然后再走回来，站在门外谛听。
此时，戴利的剧团频频亏本，入不敷出。为了赚钱，他请了一班人，组成四人合唱团，并力邀邓肯参加。
邓肯缺乏唱歌的天赋，她总是张着嘴巴，美滋滋地站在那里，其实一声也不吭。
不久，戴利唆使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艺伎表演，邓肯忍无可忍，鼓起勇气向戴利提交了辞职书，她又成了个体户。
她惆怅地走在街上，优雅而沉郁。忽然，一阵乐曲飘入她的耳畔，多么契合她此刻的心情啊：
年轻的拉吉苏斯……
寂寞地站在小溪边，顾影自怜，他不能在人群中找到自己，他只能在水中找到自己，清纯，单薄，充满神韵。
他跃入溪流，他沉浸在音乐的波光之中，成了一朵水仙花。
这就是美国钢琴家、作曲家埃斯尔伯特·雷文的音乐《拉吉苏斯》。邓肯跑回工作室，马上编排了舞蹈《拉吉苏斯》。
一天，邓肯正在工作室里练功的时候，门忽地开了，冲进来一位青年人，他眼色发狂，怒声冲邓肯断喝：“听说你用我的乐曲跳舞，我不准，我不准！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谁也不许用它来跳舞！”
原来，他就是《拉吉苏斯》乐曲的作者雷文。雷文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音乐天才，人们永远迷醉于他那富于生命幻灭感的旋律。他来找邓肯的时候，已身染顽疾。
邓肯温柔地望着他，无形中消解了他心头的火气。她牵着雷文的手，把他领到房里仅有的一张椅子旁：“请坐下来，我要用您的曲子跳个舞。如果您不满意，我就发誓以后决不再跳舞。要是您觉得还不错，那么，请您抛弃对舞蹈的偏见。”
于是，邓肯按照雷文的“拉吉苏斯”跳了起来。在雷文的眼前，身穿白色舞衣的邓肯仿佛化成拉吉苏斯在水边卓然而立。他站在小溪旁看着看着，终于对自己的影子发生了爱恋，最后衰竭而死，成了一朵水仙花。
雷文感觉，邓肯的每一个动作，都源于她内心真挚的情感；自己音乐中的精神，仿佛清澈的溪水在这个女孩的舞姿中流淌。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迎合着自己音乐中的韵律，将自己藏于音乐中的情感完全地阐发了出来，化为优美的形体语言。
邓肯的最后一个动作还没有做完，雷文已经从椅子那边冲了过来。他一把抱住邓肯的肩膀：“你真是个歌舞女神。我创作这个乐曲的时候，心目中所看到的恰恰就是你表现的形象。”
雷文久久地凝视着邓肯，纤细的手指在她的发间抚弄。突然，他坐到了钢琴边上，手指急不可耐地弹起了琴键。
邓肯也随着音乐跳了起来：泉水叮咚，花开百树；茂林修竹，鹂雀千啭。悬在枝头的太阳，是这个季节唯一的果实，飞翔的女神捧着它，冉冉升腾。
雷文心情激动地说：“这是我专门送给你的即兴演奏曲，你给它取个名字吧！”
邓肯冲口而出：“谢谢你。我看，就叫它《春天》。”
雷文决定借助他的威望和影响，让邓肯的舞蹈走向观众。他亲自筹备，预订会场，设计海报等，每天晚上和邓肯一起排演。
邓肯在卡内基会堂的小音乐室连续几场演出，都获得成功，在纽约轰动一时。雷文的伴奏使许多号称“专家”“权威”的那一类人也对邓肯刮目相看。
从此，纽约城中许多有名望的妇女，开始邀请她到她们家中跳舞，那个夏季，爱斯特夫人请邓肯到她纽坡特的别墅去跳舞。那儿是时髦的消夏胜地，而爱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比英国的女王还要令人敬畏些。
她安排邓肯在她的草坪上演出。新港最有身价的人物就在草坪上看邓肯跳舞。邓肯一直保存着这次演出的一幅相片。在这张相片上，德高望重的爱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身边，范德比尔特、贝尔蒙特和菲什等几个家族成员坐成几排，围绕着她。
当时聚集在爱斯特夫人周围的，都是纽坡特最高贵难见的人物，邓肯因此结交了不少社交界的名媛大亨。邓肯开始到一些贵族沙龙和别墅里演出，尽管他们给的报酬少得连盘缠和膳食费都不够，但只要有人欣赏，有人喝彩，邓肯就会卖力地跳，不停地跳。
舞有人看，可看的人不懂。他们的掌声盲目而空洞，在这些高贵人的眼中，演艺家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这些艺人们只被看为高等一些的仆人罢了。而他们欣赏艺术的耐性更是少得可怜，他们的目光里蓄满了无聊和淫邪。
邓肯受不了。她知道，纽约如此，美国是待不下去了，她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的，她极想追寻一种比现在更适合的环境。
由于这时伊丽莎白的学校较以前更发达了，于是全家一起由加列基厅搬到了温莎旅馆底层的两个大房间，每周租金90美元。
伊丽莎白的学校虽然挺热闹，但她收的都是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孩子。旅馆记账单上的欠账数字越来越大。
冬天的晚上，邓肯和伊丽莎白坐在火炉旁，盘算着怎样弄一笔足够的钱来还账。算来算去，都无计可施。邓肯忽地站起来，大声喊道：“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把火将这旅馆烧光。”
伊丽莎白赶忙按下妹妹，她已吓得脸色煞白，四顾无人，才稍稍安下心来。
奇怪的是，第二天下午，旅馆真的失火了，化为一片灰烬。邓肯去沙龙表演了，伊丽莎白镇定自若，英勇地把她那些舞蹈学校里的学生抢救了出来，领着她们挨个儿手牵手逃出那座楼。
等邓肯回来时，整座旅馆，包括他们的全部家当，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十分珍贵的家庭照片。他们在同一条街上白金汉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暂栖一时。几天后，和初来纽约时一样，不名一文了。
邓肯把这场大火看作命运对她的一个暗示：离开纽约，离开美国，到久已向往的欧洲去，到那个有着悠久历史与辉煌文化的地方去，到那儿去寻找理解自己艺术的人们。她对母亲和姐姐说：“这就是命运。我们必须去伦敦。”
伊丽莎白说：“你是外交大使，你去弄船票吧！”
邓肯又一次走在59号街上了。街尾的一幢大厦里住着一位阔太太，邓肯想：“她曾经盛赞过我的舞姿优美，应该会伸出援手的。”
阔太太真的痛快地给了邓肯一张支票。邓肯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与她拥抱作别。可是，当她走到5号街时，她想起要看一下这张支票的数额，才发觉上面只填了50美元。天哪！
她只好再到5号街的另一位贵妇人处碰一回运气。在这里，她受到了奚落。贵妇人振振有词地教训邓肯，当初如果邓肯学的是芭蕾舞，她对这个请求的看法也许会两样，而且她曾听说有个芭蕾舞演员发了财呢！
邓肯恳切地说：“太太，我总有一天会扬名立万的，您也许将因为对我的赏识而美名远扬。”
“也许？我的词典里从来没有这个词。只有钱，才是实实在在的，给人舒适和幸福。”
“您有钱，您还应该去帮助别人，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不信，您试试。”
这个拥有6000万美元财产的太太岩石般的心，被邓肯的真诚稍稍挪动了一下。她也开给邓肯一张50美元的支票，并附上一句：“你挣到了钱，就要还给我。”
邓肯走出大门，愤愤地对着里面喊道：“我宁愿送给穷人，也不会还给你！”
东求西讨，凑足了300美元，仍然不够。这时，全家只剩下4个人了。奥古斯丁有一次跟一个小剧团去巡回演出，扮演罗密欧，爱上了扮演朱丽叶的一个16岁的姑娘。
一天，他回家来宣布了自己的婚事。
这件事被家人看作背叛行为。邓肯夫人大为恼火，跟邓肯第一次看到父亲时一样，走进另一个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伊丽莎白用沉默来回答，而雷蒙德简直大声怒吼。
对奥古斯丁稍稍有点同情的只有邓肯。她愿意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妻子。他把她领到小街上一座阴暗的公寓里，爬了五层楼，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了“朱丽叶”。她容貌秀丽，身体虚弱，好像有病似的。他们悄悄告诉邓肯，她已经怀孕了。
这样一来，去伦敦的计划势必要把奥古斯丁排除在外了。全家把他看作旅途中掉队的人，不配跟他们一道去追求远大前程。
但是，要是指望到达伦敦之后多少还剩点钱的话，这笔钱连买普通轮船的二等舱船票也不够。
幸亏雷蒙德出了个好主意。他在各个码头附近兜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一艘运牲口到赫尔的小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诉说感动，答应把他们当作旅客带走，虽然这样做是违反船上规章制度的。邓肯和她的家人为了不让脸面丢尽，他们在船上都不叫各自的真实姓名。
眼见两三百头可怜的牲畜从美国中西部平原运到伦敦，在货舱里挣扎着，日夜相互用角抵触，用最令人哀怜的声音号叫。这种情景深深地印入他们的脑海。雷蒙德从此成了一名素食者。
这一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