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序言

《康德书信百封》于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版本的依据以及编译的原则和体例，当时的“编译后记”写道：

迄今，已发现的康德书信大约有300余封。这本《康德书信百封》主要是从科学院版（第2版）《康德全集》第10-13卷，即第二部分：“书信往来”（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öniglichen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 BdⅩ—ⅩⅢ，2 Abteilung：Briefwechsel, Berlin und Le-upzig 1922）选出，并根据该版本翻译的。除此之外，编译过程中还参考了下列书目：

1.J.蔡贝编选的《康德书信集》（Immanuel Kant：Briefe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Jürgen Zehbe, Göttingen 1970）。本书中第1封、第50封即由此选译出。

2.K.福兰德编的《康德其人及其事业》（Immanuel Kant：Der Mann und das Werk, von Karl Vorländer, Hamburg 1977）。

3.R.艾斯勒的《康德辞典》（Kant-Lexikon, von Rudolf Eisler, Hildesheim 1961）。

4.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另外，本书中有8封信曾由我的导师苗力田先生译出，作为附录载于庞景仁先生翻译的康德《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之后，这里借鉴了先生原文的译文。

康德书信是康德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包含了康德对自己思想体系的许多重要的说明和解释，形成了康德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以动态的方式再现了康德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它们也是康德生活与事业的忠实见证人。如何使这有限的百封书信成功地体现康德的思想和生平，是一项要求颇高的任务。在编选方面，编译者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一方面要尽可能挑选对研究康德思想和生平最有价值的书信，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康德生平各个时期的连续性，避免出现空白现象。为此，在体例上采取了编年史的方法，即按年代先后排列。

《康德书信百封》的编译，是我尚在德国读书的时候，苗力田先生给我布置的一项任务，在我回国两年之后才告完成。同时，它也是我的第一部译作，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尽管在出版上它迟于我的其他作品）。可想而知，作为我这个“后生”的学术带路人，苗力田先生为这本书要付出了多少心血。当时，先生在百忙中详细审阅了全部译稿，并作了校对。在编选、翻译方面，先生都提出了极其珍贵的意见。此书得以完成，自然也是先生心血的结晶。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1.苗力田先生译出并作为附录载于庞景仁先生翻译的康德《形而上学导论》之后的康德书信共有9封，当时我只准备采纳8封，先生欣然同意。但我本欲原文照搬，却被先生否定，理由很简单：先生认为，我既然留学德国有年，在德文的理解上应当超过他，必须重译。但这一重译，不免也失去了先生的一些文采。2.在原稿的封面上，我曾写上了“苗力田校”的字样，但被先生抹去，理由为：老师为学生改稿乃天经地义，不必署名。我提出“署名以示负责”。先生答曰：即使不署名，老师也要为学生的作品负责。这项原则，也是我今日的治学之道。3.苗力田先生已于2000年5月与世长辞，此书的再版，就只能是对先生的纪念了。

《康德书信百封》出版至今，已13年。出版后，此书得到了一些学界前辈和同仁的较高评价，各种学术文献亦曾广泛引用。但出版日久，市面上早已见不到了。不断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来信、来电索书，令我难以应对。就连我自己保存的一本，也未能保得住，最终被一位好友强行索去。我把这都看作对本书的不同方式的肯定。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这本书，也可以说是遂了众多读者和我的一个心愿。此次再版，编选方面没有任何改动，但由于我现在正在主编《康德著作全集》，其中康德著作的一些篇名和一些概念的译法发生了变化，值此再版之际加以改动，以求统一，也更方便读者的使用。

李秋零
2005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