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月，灭辽当年，金太宗就下诏伐宋。金军以完颜杲为都元帅，其下兵分两路：西路军以完颜宗翰（粘罕）为左副元帅，攻太原；东路军以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右副元帅，攻燕京，而后会师宋朝都城开封。岁末，得知金军逼近东京，宋徽宗匆忙禅位给长子赵桓。这年他才43岁，便早早自我下岗，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赵桓即宋钦宗，数日后就是新年，他宣布明年改元靖康，乞求能保佑国家安定太平。

靖康元年（1126）正月四日，新任尚书右丞李纲临危受命，兼任亲征行营使，挑起了统兵抗金的重任。他仅用了三四天，便巩固了东京防务。七日，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向好几个城门发起进攻，死伤累累而未能得手。

挟兵临城下之威，金军遣使入城，胁迫对手议和。宋钦宗求之不得，命宰相张邦昌为计议使，异母兄弟康王赵构为人质，前往金营。自正月十五起，包括名将种师道在内的勤王兵陆续抵京。种师道反对割地求和，认为东京城城高粮足，只要严密防守，金军日久必困。不久，勤王将领姚平仲说动钦宗，实行劫营之计，不料走漏消息，反遭迎击。金帅宗望遣使追究劫营之责，投降派大臣李邦彦完全推给李纲与种师道，宋钦宗即罢免二人，遣使谢罪，同意割让三镇。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诸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一说十余万，似乎略有夸张），要求罢黜李邦彦，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这是一次永垂史册的学生运动，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总是学生最少顾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成为民族的脊梁。宋钦宗自知大义有亏，更担心强敌压境，内乱再起，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学生，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主战派占了上风，大兵久屯坚城之下，而宋朝勤王兵在外围聚集，自己将处于内外夹攻的危险境地，便萌生退意。十日，钦宗更换人质，换回了赵构与张邦昌；金军带着勒索到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日后，终于解围。

金兵一退，钦宗以为危机已过，把种师道罢为宫观使，让他赋闲，声称其老迈“难以再用”。不久，命李纲代替种师道，去解太原之围，将他排挤出朝。与此同时，钦宗与太上皇徽宗在权力问题上勾心斗角，痛失了半年备战的大好时机。

金军虽迫于形势暂从开封撤围，在打交道中却看透了对手的腐败无能。当年八月，宗翰、宗望再次分东西路进攻宋朝，进攻路线对他俩来说已完全熟门熟路。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再次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再次想起李纲，驿召他进京领开封府，但他还在中途，东京就陷落了。与此同时，钦宗派人持蜡书前往相州，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让他与河北守将火速带兵入援京城。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兵临东京城下，李纲临危受命，守卫都城。这把锏长96.5厘米，重3.6公斤，锏身的一刃面上有嵌金篆书“靖康元年李纲制”七字，应是他当时随身佩带的武器，也是他领导东京保卫战的珍贵物证。鞘为木质，乃后代配制。

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宋朝居然命术士郭京驱7777名“神兵”出宣化门迎击敌军，谁知一触即溃，金兵却乘虚攻入了开封城。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即便到此地步，徽、钦二帝还心存侥幸，希望金军能保留赵氏社稷。金帅也摸透了他们的心理，并不立即俘虏他们，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马匹、武器，剥夺宋朝的反抗能力；而后让他们为金军搜括京城官府和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金军还索取给金太宗的贡女三千名，犒赏金军的少女一千五百名，不仅民间妇女难逃魔爪，连不少宫嫔都投水自杀。

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宗翰、宗望将钦宗与亲王、宰执大臣等再召到青城，把他们囚禁起来。二月六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徽宗与钦宗废为庶人，另立别姓“以王兹土”。次日，徽宗与皇室宗族也被押往青城金营。在金军的斧钺下，二月十一日，宋朝百官集议推选另立异姓天子的问题。有人以为，为了不让金军屠城，不如推出一人应命，大家推举靖康元年做过两个月宰相的张邦昌。两天后，金军事先宣布有异议者将押赴金营，东京城里的大小官员、僧道、耆老、军民被迫签名表示“拥戴”张邦昌。

三月七日，是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的日子。张邦昌打算自杀，有人说他被推举时不死，现在却要让一城生灵涂炭，他这才作罢。他的傀儡政权国号“大楚”，与金以黄河为界。在册立仪式上，张邦昌一再痛哭，表示自己不忍叛立。他做傀儡皇帝时，始终不立年号，不坐正殿，不受群臣朝贺，不用天子礼仪，大内宫门都贴上“臣张邦昌谨封”的封条。凡此种种，并不都是装模作样，表明他确实事出无奈，与后来伪齐皇帝刘豫有所区别。

这幅摩崖石刻上石在绍兴二年（1132），作者为宋哲宗第三女吴国长公主的驸马潘正夫，他刚安顿好南迁的家族，准备北赴行在朝觐，临行前五日，携四子登临鼓山，刻石记录了建炎南渡时他所在这支宗室的南渡路线，颇具史料价值。兹据拓本录文如下，兼注今地名：

靖康之间，金人犯阙，二圣北迁。逮建炎中兴，天子受命，吴国长公主始至睢阳（河南商丘）。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于钱塘（今浙江杭州）。车驾幸建康（今江苏南京），还复入觐，继适江表，会胡骑奄至，循赣水（今江西赣江）走湘湖（今湖南），濒南海（今广东）而达闽川（今福建），馆于福唐（今福建福清东南）之神光。因登乌石山观李阳冰篆，乃得古人之遗意。越五日而赴行在所，男长卿、粹卿、端卿、温卿侍。绍兴二年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题。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分批启程北撤。俘虏包括宋徽宗、钦宗父子和他们所有的皇后、妃嫔，皇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战利品包括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马一万匹以及法驾、卤簿、车辂、冠服、法物、礼器、祭器、乐器以及其他文物、图书等，不可胜计。

行前，金军焚烧了开封城郊的房屋，而开封城内早就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卖到几十文钱，人相食的惨剧也时有所见，再也找不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写的那些繁华景象。

徽、钦二帝一行在北上途中历尽折磨，受尽屈辱，皇后受到随队金兵的性骚扰，离队小解的妃嫔遭到金军的强暴。次年八月，徽、钦二帝被辗转押抵金上京，金太宗逼他们除去袍服，朝见金朝祖庙，行献俘之礼，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他们的妃嫔三百余人没为奴婢，为金人浣洗衣服；其他妇女配给金军作为性奴隶，男子则在冰天雪地里服苦役。建炎四年（1130），他们被远徙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徽宗在绍兴五年（1135）死在当地，年五十四岁。绍兴十一年（1141），金熙宗追赠徽宗为天水郡王，改封钦宗为天水郡公。绍兴二十六年（1156），钦宗也死在五国城，年五十七岁。

经历靖康之变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场民族的灾难、祸乱和耻辱，也称其为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耻。于是，就有刻骨铭心的雪耻情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在南宋凝聚成挥之不去的“恢复”意识。

靖康二年四月一日，金军北归。次日，张邦昌就听从吕好问的建议，派人寻访康王赵构。九日，他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仍称太宰。“大楚”傀儡政权仅存32日。

这时，赵构正在济州（今山东巨野）。他在上年十一月出使金营，中途折返相州不久，就接到钦宗任命他为兵马大元帅的蜡书，开府相州。东京告急，他在大名府虽接到火速勤王的蜡诏，却只让副元帅宗泽带部分勤王兵南下救援，自己则一路向东逃到济州。接到张邦昌派人送来的传国玺，他知道自己成为徽宗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最有资格登上皇位。于是，他移师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五月一日在府衙即位，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孟后归政。史家以宋高宗即位为界，将此前的宋朝称为北宋，此后的宋朝称为南宋。

宗泽（1059-1128），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字汝霖，与李纲同为靖康、建炎之际抗金派代表人物。卒谥“忠简”。著有《宗忠简集》。这幅宗泽像采自《中国历代名人图鉴》（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

高宗任命李纲为右相，这时，他还在赶赴应天府的路上。高宗让黄潜善任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汪伯彦任同知枢密院事兼御营副使，他们是其最信任的左右手。即位之初，尽管高宗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高宗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张邦昌大节固然有亏，为公议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还是实事求是的，将其简单地视为叛臣，似乎过于苛刻。

李纲是六月一日到达应天府的。他为天下人望所归，高宗用他，一是迫于形势严峻，二是借以招徕人望。李纲主战，他的入相，最为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所忌恨。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再次攻宋。黄、汪力主南逃，李纲主张坚守中原，东京留守宗泽还力请高宗还都主持恢复大计。

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的覆辙，七月，下达了“巡幸东南”的手诏，目的地是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抬出不久前高宗“独留中原”的承诺，迫使他收回成命，却招致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成钳制之势。

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以保卫家乡，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收复失地。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葬送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势，李纲据理力争，但高宗偏袒黄、汪，御批同意。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辞职。高宗虚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将其罢相。朱熹高度评价李纲，认为他“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朱子语类》卷131《本朝五·中兴至今日人物》）然而，直到李纲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过，他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李纲（1083-1140），邵武（今属福建）人，字伯纪，为南宋前期主战派领袖人物。卒谥“忠定”。著有《靖康传信录》《建炎时政记》《梁溪集》等。这幅《李忠定公遗像》采自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爱日堂本《李忠定公奏议》卷首。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义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这时也应召刚到应天府，据说他此行带着自己的棺木，决心舍生成仁。听到李纲罢相，他毫无畏惧地两次上书，希望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还正告高宗不应即位，责问他日后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指责高宗“宫禁宠乐”（即沉湎女色）。

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四十二岁，欧阳澈仅三十一岁。宋太祖誓约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誓约的内容上月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式传送给高宗。高宗之所以大开杀戒，根本原因有三：其一，陈东对他继统合法性的怀疑，欧阳澈对他纵情声色的揭露，都触到了最痛处；其二，唯恐陈东再次激起靖康学潮那样的民变；其三，陈东等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与其逃跑的决策针锋相对。因此，高宗必置他们死地而后快，甚至不惜顶上蔑视祖训的罪名。后来，高宗对陈东之死，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赠官，又是赐田，官修史书也强调他是误听了黄潜善的挑唆，无非旨在减轻公论的谴责。

杀了陈东不久，高宗就下诏“巡幸淮甸”。十月，他逃到扬州，把这个烟花繁华之地作为“行在”（即朝廷的临时驻地）。岁末，高宗将黄、汪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政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在浴血奋战。

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宗翰则亲率中路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

其时，两河山水寨星罗棋布。河东的红巾军以红巾为标志，用建炎年号，曾奇袭金军大营，差点活捉宗翰。五马山寨义军推戴自称徽宗之子的信王赵榛为首领（其真伪莫辨，一般以为是假的），实际领袖是赵邦杰和马扩，响应者达数十万。八字军由王彦领导，他是原河北招抚司的都统制，招抚司解散后率残部入太行山，部众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受其号令的有十余万人。梁山泊水军以张荣为首，有战船数百，士兵万余，这支义军后由水路转战至两淮。

两河义军数十万都受宗泽节制，称其为“宗爷爷”。宗泽深知这些自发的义军，是抗金斗争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没有朝廷的支持，迟早会归于失败。因而在开封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一再上书高宗，呼吁还都，以号令抗金斗争。宗泽留守东京一年，先后上了二十四次《乞回銮疏》。

同时，宗泽派人与两河义军联系，让他们做好接应宋朝大军渡河收复两河失地的准备。建炎二年（1128）五月，他在上疏里提出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壮举。但高宗安居扬州，置若罔闻；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笑着以为他脑子有病。

七月，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沉痛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宗泽一死，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一年以后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

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南宋小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能代表金朝统治中原地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长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扬州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传说中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一说即源出于此。

次日，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胜其数。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之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

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等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既妒忌王渊骤然迁升，又疾恨宦官胡作非为，对朝廷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这时，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大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兵变虽有合理的理由，却也夹杂着个人的野心，两人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就弃城出逃，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韩世忠军俘获，两个月后处死。苗刘之变发生在建炎南渡不久，对宋高宗的统治心理与朝政决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成为他其后不久决心削兵权的动因之一。

七月，宋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这里作为临时安乐窝。这月，金军以完颜宗弼（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南侵，兀术亲率主力追击高宗小朝廷。高宗遣使向金帅乞和，国书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此所以朝夕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丁卯注）但兀术必得高宗而后已，完全不理睬他的摇尾乞怜，一举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

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宁波绍兴），次月，再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十二月，决定入海避敌。十五日，高宗接到金军逼近临安府的消息，便坐楼船逃往定海（今浙江宁波镇海），继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岁末，高宗得知兀术将至明州，便让御舟漂泊在台州与温州之间的海上。建炎四年（1130）正月初三，高宗船队落碇台州章安镇（今浙江黄岩东北），在这里停留了半个月后移向温州沿海，二月二日起驻泊温州江心寺。

兀术在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也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遇上大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退回明州。这时南下金军已是强弩之末，后方空虚，战线漫长，屡遭宋朝武装的袭击。二月，兀术声称已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都是数日烟焰不绝。

三月，兀术军队从平江府撤军，准备在镇江渡江北上。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兼程西上，埋伏在镇江焦山寺附近的江面上，截断了金军的归路。双方转开激烈的水战，韩世忠妻梁氏（宋代史料中只知其姓梁，红玉之名后出，或是传说附会）亲自击鼓助战。金军无心恋战，损失严重。世忠拒绝兀术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将金军水师逼入建康（今江苏南京）东北七十里处的黄天荡。这是一条死港，宋军堵住其出口，使金军屡次突围均告失败。金军最后掘开老鹳河故道通秦淮河，让战船驶入长江，以火器击退前来堵截的韩世忠水师，才得以安然撤退。与此同时，岳飞打败了从陆上撤退的兀术部队，收复了建康。在黄天荡之战中，韩世忠以八千水师包围十万金军，两军相持达四十余日，虽未最后取胜，却使金军从此不敢渡江。

获悉金军北撤，高宗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长达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这次海上流亡，始于建炎三年岁末，是年干支纪年为己酉，南宋找一个不让皇帝难堪的说法，称之为“己酉航海”。

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寓有“绍祚中兴”的意思。虽然这年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但这里作为行在，在漕运上有诸多不便。次年正月，高宗把行在迁回临安府。这里有作为都城的经济优势与地理条件：既有长江的天然之险，又不像建康那样濒临长江，易于受到攻击；地处太湖流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交汇处，物产丰富；大运河与浙东运河在这里接头，明州作为外贸港也近在咫尺，漕运、海运都很方便；经唐、五代与北宋的长期建设，杭州已跃为东南最繁华的都会。

这段残石的原件应是宋高宗交代领取物件的手敕：“虎皮橐鞬一副，弓五张，至可领也。”据拓片收藏者题记说：“此断碣得于吴门南禅寺败垣中，实为宋高宗早年学黄山谷意，赐韩蕲王敕无疑。”南渡初期韩家军活动于苏州所在的浙西路，韩世忠在苏州也有私宅，这方断碣有可能是本人或后人据保存的宋高宗手敕上石的，左下部押记确是宋高宗的花押。

大体以绍兴二年（1132）高宗驻跸杭州为标志，南宋政权基本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宋室南渡也宣告完成。其后，高宗虽然也短暂驻跸过建康，但那不过是做抗金的姿态而已。当然，也为了做姿态，表示自己不忘恢复中原，临安始终称为行在，尽管实际上成为了南宋的都城。 DUP4cLFUB6cdORHOyAwfotBAma3AE9oG0TJSiyt6QRMOjSgNEH4kE9h78hASf7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