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因为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也不能以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规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演变成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危险性是完全有的。

首先，和平演变中国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贯目标。

从国际上看，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早在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要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当时的驻苏大使乔治．凯南极力实施遏制战略，企图使苏维埃政权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打算通过曲折缓慢的途径打败克里姆林宫，在30年后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以及给杜鲁门的信中，明确提出要培植“民主的个人主义”，利用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从内部瓦解、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明确提出“和平演变”战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被奴役的人民”，应当用战争以外的方法、和平的方法使他们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苏联集团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主义化的力量或第三代、第四代人的演变上。1957年，杜勒斯又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宣称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之消逝，“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此后，美国和西欧的反动势力都继承了这一战略，企图消灭融化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他们集中注意力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制裁和意识形态渗透，达到彻底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近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中国商品进口，后来又实行外交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双管齐下政策，明确表示欢迎所有和平的民主运动以及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力图保持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和推行其价值观。英国、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经常干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破坏中国统一的事情，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并没有改变。他们往往通过香港、澳门、台湾的资产阶级分子或逃亡国外的反共分子、分裂势力向大陆渗透。台湾一些人则始终没有放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

从国内来看，国内的分裂势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非法宗教势力、旧势力从来没有放弃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图谋。建国后，虽然反革命已经大为减少，但的确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如烧粮食、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1957年整风时期，一些右派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0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也出现了许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比如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有的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目的“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上第390页）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企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股思潮在1989年集中爆发成为一场动乱，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虽然这些破坏活动已经被禁止或取缔，但他们中一些人仍然在明里暗里活动，并有与分裂势力、非法宗教势力相互勾结之势。如一些法轮功分子散布的宣传材料里面，就有许多东西（如《九评共产党》）是八九事件时的民运人士撰写的。党员干部队伍中也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和不纯洁现象，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发生。这些都可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提供有利条件。

其次，我国在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

由于我国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我们要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缩小我国同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能不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成功经验，由此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影响。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时指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但我们在这样做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1页）事实上，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时，存在十分严重的盲目性，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缺少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对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盲目地加以推崇和介绍，甚至连西方国家都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也盲目地加以引进。特别是西方的一些经济管理办法、经济思想，对我国的影响很大。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推行一些具体经济政策时，都力求与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以致于前不久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再次，我国在现阶段的确存在许多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是封建主义的东西。

从所有制关系来看， 我国目前虽然国有集体经济即公有制经济成份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外国资本、私营企业实力正在逐渐增强，特别是在县市以下很有实力，对基层政权有很大的影响力。据有关资料显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政策，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到1997年底，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24%左右。到2007年底，全国已有538.1万户私营企业，总资金为8.8万亿元，上交税金达4711.5亿元，分别为中央企业的59.5%、56.7%。与全部国有企业相比较，所交税金占30%。虽然2008年以来，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私营企业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他们还是有实力的，同工薪阶层相比较而言，私营企业主显然是一个十分富有的阶层。有的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具有很大的资产规模（如深圳富士康，号称深圳的紫禁城）。尽管这些外国资本、私营企业中的大多数经营者是守法的，但也确实有不少人为非作歹。有的虐待员工，有的腐蚀拉拢政府官员，有的偷税漏税，有的欺压百姓，对抗政府，危害是很大的。此外，香港、澳门、台湾的资本主义仍然很有实力，对此我们决不可以低估。 从分配方面来看， 由于我们在一个时期里主要以消除平均主义作为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重点内容，允许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实行公有住房商品化改革，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我国还有近一亿的贫困人口，很多人靠拿每月一两百元的低保维持生计。许多地方职工工资水平不高，却不得不承受日益高涨的购房费用负担，实际可支配收入微薄。另一方面，我国却有相当多的超富阶层。如有的企业家年薪几百万、几千万。还有大量未被清除的腐败分子，他们正在悄悄地把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的国家集体财产变成个人财产。这些人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别墅洋房，穿的是高档服饰，坐的是豪华轿车，且可以经常周游世界，过的完全是一种贵族生活。这种强烈鲜明的对比，很难让人相信我们现在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2011年9月，重庆市国资委宣布将市属国企高管与本企业普通职工年平均收入比控制在10倍以内，虽然在缩小收入差别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但差别仍然比较大。至于其他根本就没有采取调控措施的地方，收入差别更加悬殊。 从政治建设方面来看， 我们虽然已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明显加强。但执法犯法、知法犯法、有法不依、违背民意、破坏民主和纪律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如有的地方、单位选举走过场，或者根本不搞选举。有的跑官要官卖官，热衷于所谓单线联系、预约接访。有的高官游走于红黑两道，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对有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群众进行打击报复。有的国有集体企业领导及主管部门领导不尊重职工意见，倒行逆施，或在管理上搞一言堂、家长制，或随意变卖企业资产给一些私营企业或外资，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了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代理人。有的单位、干警压案不报、瞒案不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缺少起码的安全感。特别是有的地方黑恶势力十分猖狂，有的竟然公开同党委、政府较量，或控制区域经济活动，或杀人越祸、为非作歹，或控制地方党委、政府的人事安排及选举等政治活动，颇有改变我国政治色彩之势。 从文化建设方面来看， 我国虽然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因素，抢占了很大的市场。由于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受所生活的历史时代以及个人精力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混进了许多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我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本身也存在一个提高思想文化科学素质、拓展知识面的问题，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善于、不愿意学习研究创新马克思主义，不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不重视廉政文化建设，以至于严重违法乱纪，这些都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被边缘化、淡化趋势，相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封建迷信却很有市场，卖淫嫖娼、吸毒贩黄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有的人还公然搞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大有公开化、合法化趋势。如果调控不力、引导不好，极有可能滑向资本主义。对此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江泽民同志也强调指出，“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67页）胡锦涛同志也反复强调，“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消极腐败现象还在滋生蔓延。”“必须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第269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第一，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和发展观。 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则，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不能搞私有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化，不能把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江湖陋习带到改革中来。有的地方在搞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时搞“一刀切”，却美其名为“一视同仁”，对此要坚决予以克服和纠正。改革应当有多种模式，不能把私有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化作为理想的改革目标和至善至美的固定模式，不能把西方自由放任主义作为我们的改革理论基础，不能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些会明显产生不良社会后果的改革措施。改革应当循序渐进，努力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反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要求，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要确保每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理解和赞同，人民群众思想上没有顾虑，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那些低价或零资产出售国有集体资产而中饱私囊的所谓改革家，要依法予以查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原则，在发展经济方面要注意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长期持续发展；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以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第二，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要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使党员民主权利、职工民主权利、人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落实。首先，要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展党内民主。共产党员在党内活动中应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特别是在党内选举中，要逐步增加党员代表所提候选人的比例，以更好地体现党内民主原则。坚决制止在党内选举、党内监督中搞暗箱操作、打击报复。其次，要保障职工民主权利，坚决制止以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取代党委会、工会、职工大会的做法，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应当同党委会、工会、职工大会的决策保持一致。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党委会、工会、职工大会在企事业单位中的领导地位。没有建立党组织、工会的私营企业、国外资本，应当自觉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接受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各地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各类企事业单位维权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处理职工来信来访，对严重威胁职工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要坚决进行查处，以切实保障职工民主权利。再次，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在我国现时代，凡是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居民，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的民主权利都应当得到保障。人民群众正当的合法的民主自由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劳动权、休息权、收益权，都应当得到保护。人民群众及人民代表还应当有提出候选人的权利。保障党内民主、职工民主、人民民主的目的，是防止产生既得利益阶层和特权阶层，防止领导干部官僚化、资产阶级化，防止私人资本势力无限制扩张。

第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和 社会风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内在统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历代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思想理论的集大成，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指导作用、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仍在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发展创新的思想宝库。因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掌握并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门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建国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领导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并不断加以推进的伟大事业，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经验的集中概括，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都有学习研究宣传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义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时代精神，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增进国家创新活力，具有重大意义。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新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实际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道德支撑，有助于从思想上遏制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因此，我们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深入人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正确的理论引导和强大的精神支柱，进一步树立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和革新精神，进一步培育劳动光荣、尊重科学、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这是我们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道德保证。

第四，坚决清除黄赌嫖毒腐等社会丑恶现象。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矛盾和问题，而在于怎样对待、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毒品走私和腐败现象，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防范和惩治措施，但在内容和方式上根本有别于社会主义国家。许多我们认为是腐败现象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被看作是腐败现象，问题的暴露也多系在野党与执政党争权夺利所致，执政党本身不会去主动揭露自身的问题。对毒品走私的打击力度也远远不如社会主义国家。至于黄赌嫖等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就不认为是非法的，而是将它们合法化、公开化。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个别时期、个别地方存在较多较严重的黄赌嫖等社会丑恶现象，但我们历来是严令禁止的。如果今后我们放任自流，使之合法化、公开化，就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了，就必然会走向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可能会毁于一旦。因此，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清除黄赌嫖毒腐等社会丑恶现象，是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在扫除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没头没脑地一顿乱打。

第五，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紧迫问题。 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工人阶级政党能够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办人民群众之所需。而资产阶级政党则首先考虑的是本阶级的利益。资本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销毁商品而不廉价出售或赠与贫民、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本集团利益不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犯竟然炸掉黄河花园口大堤而使成千上万居民被洪水淹没，就是资产阶级不顾人民利益的活证据。相反，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复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要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我们党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愿意、不善于、不敢于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紧迫问题，而是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就有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危险。因此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民主党派领导干部都应当明确，办公条件的改善不等于可以不下基层调查研究，党和人民赋予领导职务不等于可以不再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下基层调查研究不等于可以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晴蜓点水、丧财扰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不等于可以忽视、淡化对弱势群体所关心的紧迫问题的关怀和调处。要在农民工工资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征地拆迁及职工下岗等的补偿安置等问题以及城镇居民的培训、就业、住房、医疗等紧迫问题上，拿出可行的强有力的措施，尽力消除他们在面对这些紧迫问题时所产生的彷徨、厌世情绪，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利真正有一个大的提高，让人民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wB3NWHe8r2gQpYiJQ6lJtfmzIgwMhNw3WeWtOZLNHyuKj4dlcWtNPXEGRxCptM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