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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那积久日深和不时闹腾的焦虑感，几乎成了一种生理疾病。在负责延续生命的二楼餐厅里，我既没怎么吃好，也没有畅饮如常。我离开的时候，侍者注意到酒杯里还有个半满，转而对我说：“晚安，索阿雷斯先生，但愿你明天喝得更好一些。”
如一阵风突然驱散了弥漫天空的乱云，这句简单短语如嘹亮和雄壮的号角，振奋我的灵魂。我体会到自己从来不曾充分认识的什么：有一种自发的、自然的同情，关联到咖啡馆和餐馆里的侍者，还有理发师和街头干着杂役的小伙子。我不能不坦率地说，我感到了对他们的“亲密”关系，如果“亲密”这个词也算合适的话……
兄弟情谊是一种非常细微的东西。
一些人统治世界，另一些人组成了世界。一个在英国和瑞士有百万财富的美国阔佬，与一个村庄的社会主义领主之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差别。在这种统治之下［……］对于我们来说，便只剩下难以名状的芸芸众生，有天马行空的戏剧家Ｗ·莎士比亚，有学校教师Ｊ·密尔顿，有四处漂泊的但丁，有昨天替我跑过腿的小伙子，有总是给我讲故事的理发师，还有刚才这位侍者——他仅仅因为我没有把酒喝完，便献出了充满兄弟情谊的期望，祝我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