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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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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古代的七大原罪相似，记忆也常常犯错，并且严重干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Schacter D.L.
记忆是实验室研究的宠儿，同时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认知功能。我们需要记忆来形成经验，以便“记住”某些有特殊意义的人和事、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当前和往后的种种日程安排。但记忆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比如，你可能会记住事件的一部分（特别是与自己相关的那部分）而忘记其他，甚至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构记忆。这些生活中的有趣现象是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就是本章关注的重点。
第一节 提取诱发遗忘
遗忘往往与记忆相伴，在某些学习项目的记忆水平得到强化的同时，另一些学习项目可能变得更易于遗忘。比如，Barnes和Underwood（1959）发现的后摄抑制（Retroactive Interference）效应，如果把学习材料分成前后两部分，对于后半部分材料的学习会使对于前半部分同类别材料的回忆更加困难。类似地，Rundus（1973）发现，回忆过程中，提取目标词之前，对于与该词属于同一类别的项目提取得越多，目标词的回忆概率就越低。而Ratcliff（1990）通过延长词表中某一项目的呈现时间或者增加其呈现次数来提高该项目的“强度”，发现那些没有得到强化的项目，其记忆水平显著降低。
本节将介绍提取这一行为本身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记忆，它在何时可能引发遗忘，以及何时又可能增强记忆等问题。
Anderson和他的同事（1994）在文章中用强度竞争模型（Strength-Dependent Competition）来阐释提取在记忆中产生的影响：（1）当某一回忆线索出现时，与之联系的项目记忆互相竞争；（2）某项目的线索回忆成绩会随着其他项目与该回忆线索之间联系强度的增加而降低；（3）和学习类似，对于某一项目的提取也有利于对于该项目的回忆。因此，重复提取可能导致提取项目记忆强度增强，导致与之关联的其他项目记忆强度降低，后者被称为提取诱导下的遗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简称RIF）。Anderson不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操作定义，而且提出了相应的研究范式（见图4–1）。实验分为三个阶段：（1）学习阶段（L），呈现一系列形如“种类—样例”配对词条让被试记忆，例如“水果—橙子”、“水果—凤梨”、“家具—书柜”、“家具—沙发”。（2）提取练习阶段（S），被试需要根据线索（以“种类词＋部分缺失的样例词”的形式呈现）提取部分之前习得的项目，例如：呈现“水果—___子”，则被试的正确作答应该是“橙子”。（3）最终测试阶段（T），被试将根据线索，例如“水果—__子”，“水果—凤__”，“家具—书__”，来回忆之前学习的所有项目。这里，Anderson把测验材料分为两部分：S阶段得到提取的类别所包含的全部样例（Rp,如水果）和未被提取的类别所包含的样例（NRp, 如家具）；Rp之中，又根据某个样例是否在S阶段得到提取而分为Rp+（如橙子）和Rp–（如凤梨）。数量上，NRp与Rp各占所学样例词总数的一半，Rp+与Rp–又各占Rp的一半。以NRp为基线，根据强度竞争模型的预测，提取练习将增强被提取项目的记忆强度，因此Rp+的回忆水平应高于NRp；相反，未被提取的相关项目记忆强度减弱，即Rp–回忆水平低于NRp。
图4–1 RIF的实验步骤
（资料来源：Anderson et al.，1994）
运用该范式，研究者可以对RIF的产生条件、心理生理机制及其应用进行探讨。
对于RIF产生的条件，Anderson等人（2003）曾经有如下总结：（1）RIF需经过提取练习阶段才能产生（Retrieval Specifi city），单凭普通记忆实验中学习阶段的复述无法诱发遗忘。（2）RIF需要在提取Rp+时对于提取Rp–的干扰（Interference Dependence），即所谓的竞争条件下才可能产生。根据假设，项目记忆之间存在竞争，当线索与某项目之间的联系得到增强时，其他项目的线索回忆成绩就会下降。（3）竞争项目之间的相关程度影响RIF大小，当Rp+与Rp–更相关时，RIF水平也会较高。Anderson认为，RIF与记忆材料的形式无关，与记忆线索无关，具有普遍性。
具体说来，RIF产生的条件包括：
Anderson等人（1994）曾用比率规则模型来模拟强度对RIF的影响（见公式（1））
公式（1）：P（E1|C1）=S（C1, E1）|Sum（S（C1, Ex））
其中，E1表示类别中的某一项目；C1表示类别；Ex表示C1类别相关的各个项目；
P（E1/C1）是测验中某项目的提取概率，S（C1,E1）则表示该项目与线索的关联程度。
他们认为，成功提取某一项目的概率，与该项目与线索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所有其他项目与线索之间的关联程度都有关。实验发现，Rp–的记忆水平并未受到Rp+与线索之间的关联程度的影响；相反，Rp–本身与线索之间的关联程度却可以预测Rp–在最终测试阶段的成绩，关联强的Rp–更易于遗忘。
Chan等人（2009）在实验中操纵了S和T阶段之间的间隔时间（20 min vs.24 h），他们发现，20分钟后被试对Rp–的回忆出现RIF；然而，24小时后，遗忘变成促进，Rp–的回忆水平显著高于NRp。如图4–2所示。因此，Chan对提取诱发的记忆现象做了进一步区分：提取诱发的遗忘（RIFO）和提取诱发的易化（RIFA, Retrieval-Induced Facilitation）。
线索词对于RIF的影响至今仍存在争论。
Anderson和Spellman（1995）将实验材料中所涉及的“种类—样例”关系由原先的一一对应改为一对多，从而使得不同种类下的样例词之间可能彼此相关（见图4–3）。例如，“番茄”和“草莓”两个样例，虽然分别以“红色—番茄”和“食物—草莓”的形式在L阶段呈现，但二者同为红色的食物。他们假设，如果RIF仅仅与S阶段提取的“线索项—回忆项”配对有关，那么如图4–3所示，线索“红色”仅能诱发该类别未提取项目“番茄”在最终测验阶段的遗忘，与“番茄”关联的“草莓”则不会受到提取过程的影响。实验表明，特定线索并不是RIF产生的关键条件，“草莓”在测验过程中的回忆水平仍然低于同类别的“饼干”，也就是说，“番茄”与“草莓”之间的项目关联也诱使了“草莓”的遗忘。
图4–2 不同延迟时间下被试对Nrp和Rp项目的正确回忆率
（资料来源：Chan et al.，2009）
图4–3 RIF范式中学习材料中的相关类别
（资料来源：Anderson & Spellman, 1995）
更进一步，Veling和Knippenberg（2004）通过在测验阶段放弃线索来验证线索在RIF中无关紧要。他们以被试的再认时间（实验一）和词语辨认时间（实验二）为因变量，均观察到了Rp–与Nrp的显著差异。
不过，也有研究者提出相反意见。Perfect等人（2004）就RIF对线索的依赖性进行实验，发现最后测试阶段出现新的回忆线索时，RIF消失了。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作迁移适当遗忘（Transferring Appropriate Forgetting）。
前面提到，Anderson等人认为，RIF的产生具有普遍性。那么，怎样的心理机制导致RIF的产生？
Anderson等人（1994）在实验三中验证了他们关于抑制（Inhibition）导致遗忘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人们在提取练习阶段通过抑制Rp–与线索之间的关联来增强Rp+的提取水平，而这种抑制正是导致最终测验中Rp–回忆水平低于Nrp的原因。研究者认为，抑制水平随抑制产生项目与线索间关联强度而异，也就是说，关联度越高的Rp–越受到抑制，因此在最终测验中的回忆水平也就越低。
抑制是短暂的。Bjork等（1996, 2003）发现，被遗忘的记忆可以在一段时间后（24小时）（Chan et al.，2006, 2009）或者在出现相关任务（Bjork & Bjork, 1996）后被再次提取。
对于抑制是否存在年龄差异则存在争论。由于儿童的抑制控制水平低于成年人已成为共识（Kagan et al.，1987），因此儿童的RIF水平似乎也应当与成年人有所差别。但Zellner和Bäuml（2005）发现，无论在RIF任务还是其他抑制任务（部分回忆）中，儿童（一、二、四年级）与成人的表现都无显著差异。而Aslan和Bäuml（2010）的实验则表明抑制水平体现出年龄差异，幼儿园小朋友在最终的再认测验中没有表现出RIF。
抑制与执行控制机制相关。Anderson等（2003）将抑制的执行功能类比于知觉运动过程中的执行控制，因此也预测二者可能存在共享的脑机制——前额叶。这一预测得到Kuhl等（2007）和Johansson等（2007）的fMRI和ERP数据支持。而另一项双任务实验（Roman et al.，2009），通过在提取练习阶段加入同时任务，消除了原有的RIF效应，也为抑制和执行控制的关系提供了证据。不过，研究也发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一些执行功能存在缺陷的被试却有保存完好的RIF（Roman et al.，2009），是因为执行功能的其他方面发生问题，还是抑制本就独立于执行控制？Conway和Fthenaki（2003）采取了折中的看法，他们将抑制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意识的抑制和遗忘，如Anderson的想/不想（think/ no think）任务；另一类则是自动的、无意识的抑制，RIF就属于后者。
Kuhl等人（2007）发现，前扣带回、腹侧和背侧前额叶以及内侧颞叶等脑神经区域都与RIF过程相关。
PET和fMRI研究显示，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简称ACC）的激活常常在发生错误或者反应竞争增加时出现，主要功能在于提示出错的可能性（Brown & Braver, 2005）。因此，在RIF范式中，Rp+和Rp–提取在ACC的脑激活水平可能随着二者的强度而有所不同。Kuhl等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发现，Rp-的类别强度与ACC激活程度呈正相关；另外，第一次提取（S阶段）和第三次提取（T阶段）对应的ACC强度呈递减趋势（见图4-4）。
图4–4 低强度和高强度项目RIF对应的脑神经激活
（资料来源：Kuhl et al.，2007）
在ACC启动下，对记忆对象施以控制或抑制的脑区域主要位于前额叶（Kerns et al.，2004）。前额叶部分往往被区分为腹侧（Ventral-Lateral-Prefrontal Cortex，简称VLPFC）和背侧前额叶（Dorsal-Lateral-Prefrontal Cortex，简称DLPFC）。与ACC不同，VLPFC在RIF中具有单侧化特异性：左侧VLPFC更多与Rp+的成功提取相关，而右侧VLPFC则更多与Rp–的抑制相关（Kuhl et al.，2008）。DLPFC的功能则主要集中在右侧，如图4–4所示，右侧DLPFC呈现出与ACC相似的激活趋势：第三次提取时，高竞争强度的Rp对应脑激活程度相较第一次提取显著降低。不过，分析也表明，DLPFC的激活程度与Rp本身的初始强度无关，而与Rp+的提取易化呈正相关。额叶皮层常常与执行功能相联系，被认为是参与RIF抑制过程的重要脑激活区域，并在多个实验中得到数据支持（Kuhl et al.，2007; Johansson et al.，2007; Wimber et al.，2009）。
当然，其他脑区也参与了RIF项目提取的过程，如内侧颞叶，以及与情境记忆相关的双侧海马。研究者（Spitzer et al.，2009）发现，遗忘可能伴随枕叶和顶叶脑电的θ（4—7 Hz）和α波（60—90 Hz）强度降低，这种强度变化可能发生在额叶，也可能发生在顶叶和颞叶（Spitzer, 2008）。
RIF可能影响人们的学习效果、情绪体验，甚至证词之类重要回忆的正确性，但是它也提供给研究者一个视角，让他们可以从减少遗忘的角度来提高人们的学习水平和避免证词的遗漏，又可以从遗忘的角度消除消极体验。
用考试的方式来促进学习的做法在教育实践中相当常见。但是，如果将考试视作对先前学习项目的一次部分提取，那考试是否反而会引发RIF，加速学生对那些没有考到的相关学习项目的遗忘？测验中又该如何安排内容，以减少RIF对知识提取的影响？
事实上，测验促进学习，这在许多实验中得到过验证。无论是无意义音节，还是有意义材料或者其他复杂内容，其记忆水平都受到测验的影响（Roediger et al.，2006; Gates, 1917; Spitzer, 1939）。Roediger和他的同事（Chan et al.，2006, 2008）强调，RIF造成的消极影响只是部分记忆的暂时抑制，在24小时后几乎完全消失，因此认为测验对长时记忆和学习的促进远远大于阻滞。
从记忆内容的组织上，研究者也发现了一些避免RIF的方法。例如，Carroll等（2007）和Chan等（2006）提出，提高材料的整合水平可以减少RIF。例如，以顺序方式，而非以随机方式呈现某个故事，则RIF消失了。
情绪障碍患者往往更重视记忆中的消极内容（Nolen-Hoeksema, 1991），他们一方面在消极记忆的抑制上存在缺陷（Hertel et al.，2004）；另一方面，也习惯于反复琢磨（Rumination）消极事件，这种琢磨与RIF中的提取练习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者认为，探讨情绪障碍患者的RIF效应对于了解其机理和影响尤为重要（Moulds & Kandris, 2006）。
不过，该领域的实证数据并未得到一致结果。Amir等人（2001）发现，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患者对于消极社交词的RIF与控制组（Nrp）相比并无显著差异，因而表现出抑制消极记忆的障碍。再比如，在Joormann等人（2009）的实验中，情绪障碍患者需要经历四个步骤：学习（配对学习，线索为中性，配对词为积极或消极）、第一次测验（所有材料都需要进行测验，以保证50%以上的准确率）、诱导遗忘（要求被试对其中一些线索提取配对的积极项目，另外一些线索则提取消极项目）和最终测试（线索测验）。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在无指导的情况下并未表现出对消极项目的RIF，不过，当指导他们用新的联想词来有意识地替代消极项目时，其RIF效应出现了。可见，抑郁症患者是可以通过一些认知策略来遗忘消极事件的。然而，一些其他的实验也发现，情绪障碍患者可以产生与正常人相同的RIF（Groome et al.，2010; Moulds & Kandris, 2006; Wessel & Hauer, 2006）。
目击证人证词是否反映事发当时的真实情况具有重大的法律影响。心理学家Loftus早在1975年就提出，误导信息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真实记忆。Lindsay（1989）指出，误导产生作用主要来源于人们的注意指向，当他们关注事件的边缘信息时，其核心信息可能受到影响而提取错误；反之亦然。目击证人证词的记忆具有RIF范式的典型特征，即重复：事发后，目击证人可能会被反复要求提取事发情景。
因此，从RIF的角度来辨别重复提取会否影响未提取内容的真实性就显得格外重要。Hauer等（2007）比较了边缘信息和核心信息提取练习对未提取内容的影响，结果并未发现显著的RIF效应；Saunders 和 MacLeod（2006）在实验中设置盗窃场景，要求被试在提取练习阶段回忆部分被盗物品，结果发现，另一部分物品被遗忘的概率加大；Migueles 和Garcia-Bajos（2006）则提出，如果记忆内容属于典型事件，则产生的RIF显著低于非典型事件；更进一步地，Migueles等人（2007）发现，对犯罪动作的重复提取并不影响事后其他犯罪动作的回忆，相反，对罪犯特征的重复提取则能引发较强的RIF；Garcia-Bajos等（2009）则指出，重复典型的犯罪行为不会导致其他相关未提取内容的遗忘，不过，非典型犯罪行为依然可能受到RIF的影响。
第二节 自我参照记忆
你是否常常因为忘记重要日子（如亲人、爱人或朋友的生日）而苦恼？又或者，总是记住一些朋友的生日而忘记另一些人的？研究者发现（Kesebir & Oishi, 2010），你朋友的生日与你自己的越接近，你记住的可能性就越大。换言之，能引发与自我相关内容的事件更容易被记住。这就是本节将要探讨的自我参照记忆。
1977年，Rogers和同事在实验中比较了四种不同的加工任务对回忆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我参照加工形成的记忆具有其他加工方式（结构、语音、语义）不可比拟的优势。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d Effect，简称SRE）作为一种有效的记忆编码方法而备受关注。
较之传统记忆实验，自我参照记忆实验往往在学习记忆阶段，要求被试对记忆材料与“自我”或“他人”进行联想。同时，设置语音编码、语义编码、字形编码等控制条件，通过比较各种条件下被试的记忆水平来确定自我参照效应发生与否。总的来说，该类实验中，对“自我”、“他人”的描述、语义加工的水平、记忆测验的方式是研究的主要自变量。
自我参照记忆往往以“该词是否描述了你自己？”（Does this word describe you?）之类的指导语来诱导被试进行自我参照加工。不过，Horiuchi（1999）也曾做过一些有趣的尝试，他将自我分为理想自我、社会自我和真实自我，要求被试评价词语与这些自我的符合程度，结果发现，无论是哪种自我，都足以引发显著的自我参照效应。
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入手，对比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他人和关系疏远的他人两种参照条件下的记忆效应，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研究者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被试间发现了显著差异：西方孩子对于亲密他人（母亲）的参照记忆水平低于自我参照记忆，而且这种差异随年龄增加而逐步放大（Ray et al.，2009）。相反，中国被试以母亲（朱滢，2001；刘新明和朱滢，2002）以及母亲以外的亲密他人为参照的记忆（见图4–5），均与自我参照记忆并无显著差异。然而，中国被试以“中国人”为参照的记忆却显著低于以自我为参照的记忆水平（杨红升和黄希庭，2007）。
图4–5 西方和东方的自我观差异
（资料来源：刘新明和朱滢，2002）
前面提到，自我参照效应主要是通过比较自我参照加工和他人参照加工，或者其他加工形式（语义等）下被试的记忆水平而获得的。Klein 和 Kihlstrom（1986）认为，如果在控制条件下指导被试加强材料的组织学习，就会发现自我参照记忆与控制条件下形成的记忆水平相当；Czienskowski和Giljohann（2002）则认为，自我参照效应具有一定的材料特异性。他们比较了“具体材料”（可以联想从而形成具象的材料）和“抽象材料”在自我参照加工和其他加工条件下的记忆水平，结果支持他们的想法：自我参照效应只是帮助被试形成具象的一种记忆策略。
通过操纵记忆测验任务的形式可以考察加工过程的特殊性。例如，Argembeau等人（2005）发现，自我参照记忆在自由回忆和再认测验中均表现出显著优势，不过，自由回忆条件下，自我参照记忆对积极词的提取优势尤为明显。在Fujita和Horiuchi（1998）的实验中，比较内隐测验（知觉辨认）和外显测验（线索回忆）中自我参照加工和其他语义、知觉加工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自我参照的加工优势在两种测验中均与语义、知觉加工类似（可能效度稍大），其在线索回忆中并无显著优势。不过，这一结果并未得到一致结论：在Turk等人（2008）的实验中，研究者发现无论在外显还是内隐的测验任务中，自我参照记忆都显著优于他人参照记忆；Fujita和Horiuchi（2004）则仅在实验中验证了自我参照记忆对意识提取的优势效应。
Symons和Johnson（1997）在对以往自我参照记忆实验的元分析基础上指出，自我参照记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精细化和组织化两个方面。精细化是指自我参照加工对语义、时间、空间等细节高度敏感。例如，在编码“灵活”这个单词时，被试完全可以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具体事件、情境甚至情绪体验。组织化则指自我参照记忆更有利于被试将多个加工对象整合起来，以提高记忆的提取水平。例如，“灵活”和“敏捷”可以作为“聪明”自我的属性，被组织到一起进行加工。
人们对材料的加工精细程度越高，其保持水平就越好（Craik & Tulving, 1975）。而自我由一个高度精细的记忆结构组成，因此一经激活，便能在当前记忆材料和已有经验信息之间产生联系，从而提高记忆水平（Ingram et al.，1983; Markus & Smith, 1981; Rogers et al.，1977）。
自我参照的精细化特征预测：（1）人格特征形容词的自我参照效应大于名词；（2）“自我”与“他人”的亲密度越高，自我参照效应越小；（3）记忆项目是具有高度熟悉性，易于联想的材料时，自我参照效应更小；（4）语义编码过程中，实验者指导被试进行更多的精细化加工，则自我参照效应减小。
事实上，上述预测在实验中都被一一验证（Symons et al.，1997）。可见，精细化可能是自我参照效应产生的原因之一。
Mandler（1977）将一系列项目根据某个标准加以归类的过程称为组织化过程。通过组织，记忆项目之间的相似性（Hunt & McDaniel, 1993）以及项目与类别标签之间的关联，便于被试将类别标签作为提取线索（Battig & Bellezza, 1979; Klein & Kihlstrom, 1986）。
组织化观点预测：（1）对于无关项目的自我参照效应更大；（2）实验者通过指导被试对项目进行组织化加工，可以减少自我参照效应。
Symons等（1997）在元分析中发现，当控制加工任务分为类别判断、同义词判断和其他判断三种时，相应条件下所产生的自我参照效应依次递增。可见，高度组织化也是自我参照效应的来源之一。
事实上，自我参照记忆实验更多反映了自我参照加工在精细化和组织化两方面的共同特征。Klein和Loftus（1988）在实验中发现，当记忆项目之间相互关联时，自我参照的精细化特征发挥作用，其记忆优势与语义加工的精细化相当；反之，当记忆项目之间不存在关联时，自我参照的组织化特征发挥作用，其记忆优势与语义加工的组织特征相似。
除了精细化和组织化加工外，自我参照效应的产生也可能同其他因素相关。Ferguson等人（1983）将其归结为“评价”：他们认为，自我参照加工（“该单词是否与你的性格特征相符？”）要求被试进行诸如相符/不相符的评价，语义编码则仅要求被试进行事实判断，因此前者的记忆水平更高。
与他人参照和语义加工等编码方式相比，自我参照记忆是否具有特异的神经生理基础？其对于不同材料，在不同测验条件下的特异性神经激活是否有所差别？研究者运用fMRI、ERP、PET等工具对上述问题展开探索。
Northoff等（2006）针对2000—2004年之间27个自我参照记忆相关fMRI实验作出的元分析显示，自我参照效应对应的脑激活区域根据其记忆内容和情境，主要集中在脑皮层的中线结构附近（见图4–6）。
图4–6 对27个实验中皮层中线区域激活的元分析
（资料来源：Northoff et al.，2006）
由上图（B）可知，除部分任务（言语、运动、面孔等）存在单侧化偏向之外，大部分实验中，自我参照效应对应的脑激活区域都集中在皮层中线附近。其中，内侧前额叶（medial rostra Prefrontal Cortex，简称mrPFC）被认为与“自我”概念形成相关，它不仅反映了自我参照的加工，而且还参与他人参照编码，其激活情况也随自我—他人的相似水平而有所变化，可以预测随后记忆测验的记忆提取成绩（Benoit et al.，2010）。
另一个颇受关注的区域是内侧顶叶（延伸至楔前叶）。由图4–7可见，自我参照记忆和情境记忆都能诱发楔前叶激活，不过，楔前叶的前端区域与自我参照记忆相关，后部分则与情境记忆相关，二者在中间还有一些重合的脑激活区域（见图4–7）。
图4–7 自我参照记忆和情境记忆在内侧顶叶区域的激活情况
（资料来源：Sajonz et al.，2010）
前扣带回也是参与自我参照记忆的重要脑区（Kelley et al.，2002）。不过，该区域自我参照特异性似乎与文化相关。Ray等人（2009）的数据显示，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母亲）的记忆加工在前扣带回（ACC）发生显著差异，而张力等（2005）在中国被试中发现，母亲参照记忆激活的神经区域与自我参照记忆完全重合。
虽然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支持自我参照效应与皮层中线附近的内侧脑区相关，但是有实验也发现了一些不一致的结果。Fossati等（2003，2004）的fMRI数据表明，相比消极词来说，积极词产生的自我参照优势主要与岛叶、颞叶、枕叶等区域激活相关。他们还将加工和提取两阶段分开来考察自我参照效应，结果发现，加工和提取过程所涉及脑激活区域不同：加工过程涵盖背—内侧前额叶、单侧前额叶、前运动区域、顶叶、枕叶和尾状核、小脑；提取过程中，除前述区域外，外侧纹状体还对消极人格形容词具有特异性激活。
综上所述，自我参照效应的主要脑神经基础位于大脑皮层的中线区域，具体包括背内侧和腹内侧额叶、内侧顶叶、前扣带回、楔前叶等；不过，根据自我参照记忆内容和情境的差别，自我参照效应也可能需要其他区域的神经活动参与。
自我参照记忆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其记忆优势和情绪偏向上。就记忆优势而言，自我参照的精细化、组织化特征有助于人们提高记忆水平；从情绪偏向上来看，自我参照对积极事件（或词语）和消极事件（或词语）的影响有所差别。
临床上，记忆主体的情绪、人格障碍对于自我参照效应都有不同的影响。例如，孤独症患者可能无法正常形成自我概念，从而也无法体现出自我参照效应（Toichi et al.，2002）；疼痛病患者可能对疼痛词表现出更显著的自我参照效应（Pincus et al.，1993），从而加剧其对疼痛的情绪体验；抑郁症患者可能对消极事件赋予更多的关注，从而表现出更显著的自我参照效应（Tormaru, 2003）。以下将就抑郁症患者的自我参照记忆作简要阐述。
我们知道，抑郁患者对自我相关事件的记忆水平依赖于记忆内容的情绪特征以及加工过程中的注意偏向（Torimaru, 2003）。研究发现，当注意指向消极内容时，其自我参照效应显著；当指向积极内容时，其自我参照效应则消失。Kuiper和Derry（1982）比较轻度抑郁患者和正常人在自我参照、他人参照以及语义等任务中对抑郁和非抑郁词的回忆水平，结果发现，与正常人对非抑郁词的自我参照效应不同，轻度抑郁患者对抑郁和非抑郁词的自我参照记忆都显著高于语义任务，他们对于抑郁词的自我参照记忆显著高于他人参照记忆，也就是说，轻度抑郁患者的自我图式中，非抑郁词的作用较小。不久，Bradley和 Mathews（1983）也发现，与正常人相比，抑郁患者更多回忆与自我相关的“消极词”，而在以他人为参照时，抑郁症患者却表现出正常的“积极”效应（回忆出更多积极词）。研究者因此推论，抑郁症患者可能存在更为消极的自我图式（Self Schema）。
第三节 靶记忆
在日常生活中，你从多个不同来源获得信息之后，将信息传递给不同对象。譬如，你可能把同一个玩笑发给不同对象，可是如果你忘记了你的听众其实已经听你说过一次，甚至就是他把这个玩笑告诉你的，场面难免尴尬。近来涌现了一个研究领域以信息来源和信息取出为对象，探讨记忆对信息输入、输出的监测功能，研究者把前者称为“来源记忆”（Source Memory），后者则称为“目标记忆”或“靶记忆”（Target Memory or Destination Memory）。
靶记忆涉及记忆对信息的输出监控，也就是说，人们是否向相同的对象重复述说同一事件或实施同一行为？事实上，信息的来源和信息的去处往往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仅在认知过程上有相似之处，在心理和神经生理机制上也有类似之处。
Marsh和Hicks（2002）为来源记忆和靶记忆设计了两个匹配任务：他们要求被试从指定人物（如Sally）那里获得指定物品（如书），然后再交给指定的其他人物（如Edward）。整个过程中，被试可以自由选择信息来源或者信息去处。研究者发现，当给予被试更多自由去选择信息去处时，他们的靶记忆显著好于源记忆（实验一、二）；相反，当给予他们自由去选择信息来源时，源记忆则显著优于靶记忆（实验三）。这暗示记忆对输出的监控与加工的深度（或参与程度）相关。
与来源记忆相比，靶记忆的实验研究在操纵上有一些区别：例如，靶记忆实验将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的重复监控上，因此，实验所设置的信息数量较少，信息输出对象备选项总是更多（Brown et al.，2006）；相较之下，来源记忆着重探讨被试对信息源的辨别力，因此，来源记忆实验中总是会有大量的输入信息和较少的来源备选项，例如，信息来源是男声还是女声？（Duarte et al.，2005）。
Koriat等人（1988）在“把同样的故事讲两遍”的论文中关注重复行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们发现，老年人除了在项目记忆水平上显著低于年轻人外，也更倾向于将已经发生过的行为回忆成未发生过。不止如此，Koriat等（1991）还提出，大声读出来的信息、自己的动作、自己传达的信息等，比听到的信息、他人的动作行为更容易混淆。
一些研究（Koriat et al.，1991; Gardiner & Klee, 1976; Marsh et al.，2007）更加关注被试对重复输出的监测情况。Koriat（1991）等人探讨被试是否会将同样的信息提取两遍，而不在意重复提取信息是否传达至同一对象。Marsh等人（2007）在前瞻记忆范式下对重复出现的前瞻任务线索设置不同任务：当被试第一次看到“K”时，需要输入一个动物名称；而当第二次看到“K”，则需要删除一个人物名字，等等。结果发现，年轻人倾向于在发生遗漏的时候坚持认为自己之前已经正确执行过一次前瞻任务，老年人则没有这种偏向。不过，Jennings和Jacoby等人（1997）运用加工分离程序（Processing-Dissociation Procedure）（Jacoby et al.，1991），要求被试排除先前出现的项目，提取另一个词语替代该项目，从而比较了不同年龄被试排除重复出现的项目的能力，结果正好相反，老年人往往一直进行重复提取。
另一些研究关注被试对信息输出对象的分辨能力。Brown等（2006）和Gopie等（2009）的实验情境为：连续4天的实验阶段中，实验者让被试与四位名人分享自己的故事，要求他们每天与同一位名人分享的故事不能与先前重复，由此，研究者找到两种关于靶监控的测量方法：“在线”测量和“回溯”测量。其中，“在线”测量是看被试在实验进行期间有否跟同一名人重复分享故事；“回溯”测量则看最后的回溯记忆任务中，被试对故事和名人的匹配正确率。实验结果表明，对同一对象传达同一信息的倾向会随着对象出现的次数而上升（见图4–8），而被试对于具体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对象的记忆也随着时间和对象的增加而发生混淆。不过，相较之下，“在线”测量发现的重复错误更加严重。
图4–8“在线”测验和“回溯”测验中靶记忆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Brown et al.，2006）
从理论上看，靶记忆和源记忆都属于情境记忆的一部分（Tulving, 1983），靶记忆是个体对自己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向他人传达信息的情境回忆。
先前研究表明，对环境信息的编码与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相关，当个体对环境施以某种改变时，情境记忆更容易出错（Engelkamp et al.，1989; Koriat et al.，1991）。例如，Koriat等发现，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实施举手、搅动水杯中的液体等行为时，其对事发当时情境的记忆（如实验发生的场所）明显差于仅作为旁观者时对情境的提取水平。研究者认为，靶记忆在情境提取上的相对劣势来源于它在情境整合上的缺陷。Gopie等（2009）运用实验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除了再一次验证靶记忆在事后提取中的作用外，研究者还通过转移被试的注意中心来改变靶记忆对信息提取的影响（见图4–9）。由图可知，当注意集中在个体自身上面时，靶记忆的劣势加剧；而当注意集中在信息传达对象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上时，靶记忆的劣势得到补偿。
图4–9 靶记忆与情境信息的整合情况
（a）表示靶记忆和来源记忆的对比情况；
（b）表示靶记忆在自我中心条件下记忆水平；
（c）表示通过有意识注意对象与事件间的联系可以提高靶记忆水平。
（资料来源：Gopie et al.，2009）
当前研究对于靶记忆的神经机制涉及较少，许多研究者认为，靶记忆与源记忆可能共享一些神经生理基础。例如，Pansky等（2009）通过对比不同年龄被试对信息输入、输出监控过程的脑激活，提出监控水平的高低与前额叶激活水平相关。
国内研究者杜逸旻（2010）、邵志芳等人（2011）对靶记忆进行了一系列ERP研究，实验所用范式与Marsh等（2002）相似，要求被试记住从某人处获得某件物品（源记忆），或者向某人施予某件物品（靶记忆）。行为结果并未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不过，叠加二者的ERP之后，LPC（Late Positive Component, 晚期正成分）显示出较大差异，尤其在顶叶区域，靶记忆对应的LPC正向波幅大于源记忆（见图4–10）。
图4–10 靶记忆和源记忆在ERP上的差异
（资料来源：杜逸旻，2010）
正如本节初始所述，靶记忆在人际交往、教育、工程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水平的靶记忆可以让教师避免在课堂上重复某一话题，当然，也可以避免护理工作者或者病人自己的重复给药。
目前的靶记忆研究更多集中于比较不同年龄对象在监测重复提取某信息或者向同一对象重复传递某信息等方面的能力。虽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但是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老年人的靶记忆水平相对较低（Gopie et al.，2010），其缺陷可能表现为对已经发生过的行为予以否认（相当于信号检测论中的“遗漏”，Miss），或者对未发生过的行为予以肯定（“虚惊”，False Alarm）。
第四节 建构性记忆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男主角马小军以倒叙的方式回忆过去发生在他和朋友身上的故事；影片最后，马小军突然对自己的回忆产生了质疑：他真的在那个晚上向女主角告白了吗？他真的同他的好友兼情敌决斗了吗？要知道，你的生活环境，你的过去经验，你的认知方式都在慢慢篡改你的记忆，而且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也各有千秋。早在1932年，英国心理学家Bartlett就探讨了记忆的重构性，他对一组被试讲述某个与其风俗不符的故事，发现各个被试在复述该故事时都对其进行了或多或少的篡改和补充。
正是记忆的构造性，使得人们无法完全准确地提取过去发生的事件，但也为人们的回忆增添了缤纷迷人的色彩。本节将从建构性记忆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理论框架及神经生理基础等方面阐述其内涵，在最后一部分也会对它在生活中的应用作一些介绍。
与个体经验相关的情境记忆并非对过去完全准确的重复，而是将来自于不同情境下的信息根据个体特征进行重新组合、构造的过程，因此称为建构性记忆（Constructive Memory）（Schacter & Addis, 2007）。
建构性记忆强调内外部因素对记忆编码和提取的影响。例如，不同情境下的事件由于具有知觉或意义上的相似性，就可能发生重构，因此，相似性越多的事件在记忆中被重构的可能性越高，这一点在联想性错误记忆的研究中得到反复验证。就内部因素来说，个体的知识基础、情绪状态、智力水平、学习工作经验等都是建构性记忆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对正确和错误记忆个体差异的研究也可以作为记忆构造性的佐证。
支持建构性记忆的研究结果主要来自两方面：构造性特征对错误记忆的消极影响，以及在人类适应性上的积极贡献。
错误记忆的研究主要包括信息误导式错误记忆和集中联想式错误记忆。前者探讨在误导信息作用下，记忆重构引发的错误提取；后者则研究在多个语义或知觉关联词语作用下，记忆构造特征对错误提取的影响。
最初的误导信息范式主要由三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是被试对真实材料的学习加工；第二阶段，主试向被试提供误导信息，可能要求被试想象、记忆或者评价；第三阶段，测量被试的回忆或再认水平。Loftus（1979）在实验中使用的学习和测验材料常常围绕犯罪过程或者事故现场这些主题，以图片或者录像的方式向被试呈现；在误导阶段，研究者以文字形式复述故事过程，仅篡改其中的某些细节（例如，“碰”改成“撞”）。她们发现，误导信息不仅影响被试事后对该信息的回忆，而且还使被试篡改其他内容（例如，车窗玻璃撞碎了），以适应故事发生的情境。
集中联想范式是由Roediger和McDermott（1995）结合Deese（1959）的词表提出，针对语义联想的记忆研究方法（简称DRM范式）。DRM范式包括若干（16个）词表，每个词表中的各个单词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语义联系：例如，床、困倦、打盹、枕头、休息等都是描述与“睡觉”相关的词语。该范式假设，当被试学习大量语义相似词时，他们对其他未出现过的相似词也会产生错误再认或者回忆。这里，研究者以关键诱饵（如“睡觉”）来表示不在学习词表范围之内的意义关联词。事实上，大量实验都验证DRM范式下对关键诱饵产生错误记忆的预测：Roediger等人在测验中发现，被试对关键诱饵（即未出现在词表内，但是与词表内词语存在语义联系的单词）的再认达到70%左右，与其对词表单词的提取水平不相上下。
Nairne等人从实证角度考察记忆系统在生存问题上的适应性，其研究采取的均为间接学习—测验范式。间接学习任务中，主试要求被试判断单词在某一属性上的褒贬义；随后，在被试未曾预料的情况下，要求他们进行回忆或再认测试。研究无一例外地发现，当学习任务涉及对单词生存价值的思考时，会比其他条件下的记忆效果更好，也就是说，人类的记忆存在“生存优势”。一般来说，生存相关的情境主要包括草原求生、狩猎和采集等，被试通过想象这些情境，对给定项目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生存优势预测，重要程度越高的项目，其在自由回忆测验中得到提取的机会越高（见图4–11）。
图4–11 生存重要程度与自由回忆率呈正相关
（资料来源：李荆广，2009）
前面提到，误导信息和集中联想都可能导致错误记忆。不过，二者在错误记忆的产生过程、表现特征以及必要条件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前者是被试将原有记忆表征和误导信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记忆重构；后者则是被试在加工大量信息的过程中，通过提取相似特征或者激活原有的语义网络来构造新的或重构原有的记忆系统。
误导信息与原有信息的一致性会影响错误记忆的产生水平。当误导信息同先前事件匹配程度较高时，错误回忆水平更高（Loftus et al.，1979）；如果误导信息并不符合先前事件的逻辑（例如，告诉一个未出过国的美国人，他小时候曾经在中国的海边溺水），那么记忆重构的可能性较小。据此可以预测，如果在误导信息出现之前提示被试注意误导信息对记忆可能的扭曲，则事后被试可能更好地区分误导和正确信息的来源特征（Greene et al.，1982）。
不同类型被试受误导信息的影响也不一样。在Loftus（1995）的实验中，研究者要求被试阅读和评价一些事件（这些事件中，有三件是长辈叙述的真实发生事件，一件是由实验者针对个人情况虚构的事件，地点、过程、人物、结果均为虚构）发生在他们小时候（4—6岁）的可能性，1—2周和3—4周后分别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要求被试选择一个可能在儿童时期未发生的事件时，仅有5名被试（5/24）没有选择虚构事件，而且所有被试对真实事件进行的联想数量都大于虚构事件。由此可见，误导信息对记忆的干扰作用存在个体差异。例如，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可能更容易产生误导性错误记忆；儿童与成人在错误记忆的产生水平上也可能存在差异（见第三节）；编码（Encoding）风格（以编码风格问卷调查的结果为依据，Encoding Style Questionnaire，简称ESQ）以内部图式为主的人群可能比以外部线索风格为主的人群更容易发生错误记忆（Dehon et al.，2010）。
在DRM范式下，错误记忆也并不总是出现。研究者发现，当要求被试在关键诱饵和正确词之间进行迫选时，其正确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Weinstein et al.，2010），也就是说，二者在记忆表征上存在差别。那么，有哪些因素与集中联想条件下的错误记忆水平相关呢？
Robinson和Roediger（1997）证明，关键诱饵的再认与学习阶段词表的长短呈正相关，词表中的词呈现越多，被试的错误记忆程度越高；郭秀艳等（2007）的实验数据同样显示，新词与原先词表意义联想程度越高，错误再认的可能性就越高。Roediger等（2001）以错误再认水平为因变量，以词表和关键诱饵的前向联想水平（Forward Associate Strength，简称FAS，代表以关键诱饵为线索进行联想时，联想词与原始词表的符合程度）、后向联想水平（Backward Associative Strength，简称BAS，代表以原始词表的各个单词为线索，联想到关键诱饵的数量）、词表内单词之间的联系强度、关键诱饵的词频、长度、具体化程度以及被试的正确回忆或再认率等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后向联想水平和正确回忆率两个因素可以预测错误记忆68%变化率（见图4–12）。由图可知，错误记忆的产生可能源于被试在原始词表加工基础上的构造；在Cann等人（2010）进一步的分析中，情境相同、意义相同、类属相同都可能正向影响错误记忆水平。也就是说，记忆构造可以以知觉、语义、概念等方面的信息为线索，其中，在语义基础上进行的构造将产生更高程度的错误记忆。
个体差异也是集中联想错误记忆的关注对象。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显示出更严重的错误记忆（Dennis et al.，2008）；五年级左右的儿童在错误记忆的产生水平上与成年人不存在差异，二年级儿童则表现出更少的错误记忆（Metzger et al.，2008）；另外，工作记忆水平与错误记忆呈负相关（Watson et al.，2005）；情绪障碍患者对消极性质的关键诱饵表现出更多的错误提取（Forgas et al.，2009）。
图4–12 后向联想强度（a）和正确回忆率（b）与错误回忆水平的关系
（资料来源：Roediger et al.，2001）
Schacter和Addis（2007）提出，建构性记忆具有生存适应性，使记忆的元素得以重组，以便形成对未来事件的想象和预测。对于影响记忆构造的原因，功能取向的研究者们（Klein et al.，2002; Nairne et al.，2008）将记忆的要点称为“一般情境下出现的特质”，认为人们在预测“新的情境下该特质是否还会出现”时，通常取决于新情境与一般情境的相容情况。例如，一般天气预报比较准确，但某个预报有雨的日子，你出门时却艳阳高照，那么很可能你不会带伞。可见，记忆在构造过程中不仅需要对概要信息进行抽取，而且需要运用具体情境等细节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边界，以便区别于对其他事件的记忆。
Schacter等人（1998）提出构造记忆框架（CMF），从记忆的表征和提取两个阶段来考虑记忆构造的过程：
以苹果为例。在记忆形成阶段，获取信息所具备的知觉（苹果的颜色、大小等）、概念（定义、属性等，例如苹果是一种水果）、意义（区别于其他信息的语义特征，例如，苹果vs.梨）等特征，以及个体针对这些信息作出的反应（例如，吃苹果），共同构成了针对该信息的记忆表征。在记忆提取阶段，一部分与过去经验相关的特征被重新激活，并且扩散到与该经验相关的其他信息中去。
Schacter认为，若要保持记忆的准确性，务必在记忆形成和提取阶段满足下列条件：（1）记忆形成阶段，不同表征之间需产生明确的边界，使得人们准确区分记忆A和记忆B；（2）在提取之前，人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与记忆表征相匹配的特征上，以避免对其他信息的错误提取；（3）提取阶段，被试需要为自己设置一个提取标准，宽松的提取标准可能会导致更多错误记忆，严格的提取标准则会减少其正确记忆。
我们可以运用CMF来解释错误记忆和虚构记忆的产生过程。对于误导信息诱发的错误记忆，CMF认为，误导信息向被试提供的细节可能与正确记忆的某些特征相重合，导致被试据此产生和提取更多的相关内容，从而提高来源监控的难度。对于DRM范式下的集中联想错误记忆，CMF找到了几种解释：其一，对词表中单词的大量学习导致被试对这些单词的相似之处更为熟悉，保留较深的要点痕迹（Gist Trace），同时也使特异信息的提取更为困难，因此，当要求被试对关键诱饵进行再认时，其与学习词表重合的要点信息顺利提取，依赖特异信息作出正确来源判断的能力降低。可以预测，如果在学习词表的过程中加强项目特异性（例如，采用不同颜色），或者减低关键诱饵与词表的关联度，错误记忆水平应当下降。事实上，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在郭秀艳等（2007）的文章中，错误再认随着关键诱饵与词表关联度降低而下降；另外，该实验还发现，当测验词被彩色呈现时，被试的正确记忆不会发生控制条件下的衰减，表明项目特异信息的提取可以弥补该特征信息容易衰退的缺陷。
另一个为建构性记忆采用的解释是“内隐联想反应”（Underwood, 1965）。该观点认为，被试在学习词表的过程中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产生与之相关单词的印象，因此，他们对关键诱饵的错误记忆可能来自源监控的失效。对此，最合适的验证方式是改变词表的呈现顺序：以组块形式集中呈现意义相关词表，或者以随机方式混合呈现各个词表的单词。事实上，Mather等（1997）证明，前一条件下被试的错误记忆水平远远高于后一条件。
建构性记忆相关的另一个观点来自进化心理学，其强调记忆的构造性在个体生存与种族繁衍方面的价值。研究者认为，自然选择过程才是记忆系统真正的“设计者”，记忆系统是人类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Tooby & Cosmides, 1992, 2005）。
鉴于构造记忆与信息多方面特征的加工和整合相关，其对应神经生理过程也应该分散在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的各个区域，数据的确支持此观点。不过，大多数研究认为，内侧颞叶（Medial Temporal Lobe）和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与记忆的构造功能相关最高。
内侧颞叶在记忆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功能是对记忆对象的多个特征进行整合（Tulving et al.，1994）。McClleland（1994）提出，记忆形成过程中，同一情境下的多个信息激活海马CA3（海马的形状类似羊角，即Cornu Ammonis, 因此用其缩写CA来表示海马，CA1、CA2、CA3、CA4分别表示海马的不同区域）区域内大量神经元，在进入新皮层进行巩固之前，CA3在不同记忆表征之间的区分程度直接影响人们事后对这些记忆的区分水平。
在提取阶段，CA3仍然对近期记忆的提取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激活CA3区域中与记忆相关的特征，该特征就会自动激活与此记忆相关的其他信息；不过，对于长时记忆来说，海马的作用就不明显了。
海马在记忆构造中产生影响的证据更多来自遗忘症患者。我们知道，许多遗忘症患者在内侧颞叶区域的海马及周围存在一定损伤，研究者对其不同损伤类型对应的错误记忆特点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左侧海马受损患者对复合属性关键诱饵的错误再认远高于控制组，而右侧海马受损患者则无此倾向。研究者继而提出，海马的功能与人们在项目间形成联系的能力有关（Kroll et al.，1996）。
Schacter等人（1997）将语义关联转变为知觉特征关联和概念关联，对遗忘症患者和正常人的错误再认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知觉关联的条件下，遗忘症患者的错误记忆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人，且正常人对概念关联词的错误再认与其回答“记忆”的次数关联，对知觉关联词的错误再认则与回答“知道”的次数关联。
事实上，海马损伤的遗忘症患者或者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由于在形成记忆表征的联系方面存在更大的难度，其正确记忆和错误记忆均低于正常人（Verfaellie et al.，2002），不过，Verfaellie等（2005）同时也发现，采用残词补全的方法来考察先前所学单词的启动作用，结果遗忘症患者的正确记忆保持良好，而错误记忆仍然差于正常人。可见，以海马为主的内侧颞叶区域在记忆的构造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额叶对记忆构造过程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记忆的提取阶段，它可能与人们提取的努力、注意水平、提取策略以及标准设置等因素相关（Ciaramelli et al.，2006; Gilboa et al.，2006）
Parkin等（1996）对一例患有前交通动脉瘤破裂（Ruptured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rtery Aneurysm）的病人（JB）进行CT扫描，发现其左侧额叶出现萎缩。研究表明，JB对关键诱饵的错误回忆伴有较高信心，不过，他更多将自己回忆的依据归为熟悉感，而不是精确的细节。Schacter和Curran等人（1996，1997）对右侧额叶存在损伤的另一位病人（BG）进行实验，同样发现病人存在较高程度的错误再认，且对语义无关的其他词也可能产生错误再认。有趣的是，数据表明，BG更多将自己错误再认的依据归为记忆（即记得单词出现时的细节），而不是熟悉感；Curran等要求病人在提取过程中尽量回忆与提取项目相关的具体细节，结果发现，80%的正确再认词语被归为记忆；而所有错误再认则被归为熟悉感。也就是说，致使BG产生错误记忆的原因更多与提取标准的设置有关，而JB的错误记忆则来自来源监控的失败。由此看来，左侧和右侧额叶在记忆中的地位有所差异。不过，Phelps和Gazzaniga（1992）、Metcalfe等（1995）对左右大脑的实验结果与Curran等正好相反。他们发现，从裂脑人的错误记忆来看，左侧大脑更多参与语义关联词的构造记忆；右侧大脑则更多参与特异信息的加工，在来源提取中发挥作用。
建构性记忆是人们在原始信息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知识结构等形成的个体经验。由于记忆的构造过程受到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常常出现扭曲甚至虚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正确记忆的提取。从图4–12（b）中我们可以看到，错误记忆与正确记忆呈负相关，因此，降低错误记忆的水平在教育领域很有应用价值。
从已有文献来看，通过指导语警告被试错误记忆产生的可能原因（对于集中联想式记忆，警告其注意联想可能造成的来源混淆；对于信息误导式错误记忆，则警告被试注意误导信息和原本信息的差异）、将学习材料进行随机排序、加强精细化加工、削弱要点加工等都是十分可行的方法。另外，不同个体应对错误记忆的方式也应有所区别：老年人需要更多地加强来源监控的水平，并提高提取标准；成年人则需要更关注记忆构造中的“边界”；易受暗示的人群更需要加强提取过程中对于线索的精细化加工；患有心境障碍或抑郁症的病人倾向于对消极词产生更多的错误回忆，因此需要加强对于与消极词相关的情境因素的精细化加工和提取（Payne et al.，2009; Meyersburg et al.，2009; Wagstaff et al.，2011; Forgas et al.，2009; Storbeck et al.，2005; Joorman et al.，2009）。
不过记忆构造过程中的偏差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艺术创作、经济活动等产生着积极作用。例如，Schacter和Addis（2007）将构造记忆比作联系过去和未来的“一丝幽魂”（Ghost），它可以保持人们对生活的认知的一贯性，提高人们对未来的预测能力；Gero（1999）提出从建构性记忆的角度来分析艺术设计的重建过程，即从一个旧的设计框架到一个新的设计框架，需要将原有设计框架中的元素和新的设计理念、行为、产品功能进行重新组合的构建；郭晓蓉等（2005）将记忆的构造特征运用到广告行业，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曾经置身于某个与广告产品相关的场景，结果发现，与一般事实性广告相比，这种“自传体”广告能够引起更高水平的回忆。事实上，建构性记忆不仅能影响消费倾向，还能影响他们对于自己消费的评价（Lakshmanan & Krishnan, 2009），比如人们总是对自己已经购买的产品给予更多的积极评价。
本章小结
本章对提取诱发遗忘、自我参照记忆、靶记忆和建构性记忆的研究方法、内容、相关理论及应用进行了简要介绍。回顾Schacter（1999）发表的“记忆七宗罪”，记忆为人类的经验形成提供了基础，这种基础不仅容易消失（Transient）、被其他信息所阻断（Blocking），而且总是发生错误（Misattribution）和受到误导（Suggestibility），更有甚者，有些不愉快的记忆想忘却忘不了（Persistence）。然而，正是这些“罪过”让记忆具有“人性”，它让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构造过去，根据过去的经验预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