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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年，法荷战争进入了尾声。路易十四夺取了西属尼德兰部分地区和弗朗什孔泰，成了最终的赢家。8月10日，法荷签约；9月17日，法国与西班牙签约；1679年2月5日，法国、瑞典分别与神圣罗马帝国签约；3月19日，瑞典与明斯特签约；10月12日，瑞荷签约。以上条约均在荷兰的奈梅亨签订，故统称为《奈梅亨和约》（ Treaties of Nijmegen ）。
对法国而言，在北欧保持一个强大的盟友，允许瑞典保留在德意志的势力，是有利无害的，所以它坚持主张瑞典的失地应当被各方归还；但法国认为，瑞典树敌太多，需要适当让步。这就引起了卡尔十一世的不满。路易十四摆出一副“大国”姿态，不顾瑞典的意见，凭自己的意愿决定后者该放弃什么，甚至越俎代庖，代替瑞典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例如，法国曾让瑞典将费尔登的三个较小的条状地带转交给吕内堡。
法国的态度虽然傲慢，但它对瑞典的帮助也是雪中送炭。勃兰登堡选侯力图保住他在西波美拉尼亚的征服成果，但法军侵入了克利夫斯（勃兰登堡在莱茵兰的一块飞地），迫使选侯做出妥协。1679年6月29日，法国与勃兰登堡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后者同意放弃战时夺取的瑞典领地（除了奥得河东岸的一小段土地）。这个让步也成了腓特烈·威廉一生中最糟糕的政治失败，而神圣罗马帝国在此事中的态度也加深了霍亨索伦家族对哈布斯堡的不满。
现在，丹麦在外交上已经孤立无援了。9月2日，丹麦和瑞典两国在法国枫丹白露宫签约，前者在法国的施压下，做出了和勃兰登堡一样的让步。26日的《隆德和约》对《枫丹白露条约》进行了确认、细化和微调，斯堪尼亚战争正式结束。丹麦打了3年的战争，到头来竟然一无所获。荷兰单独媾和以及未能及时支付津贴，也让丹麦心生怨念。
有这样一句话：“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在谈判桌上也无法得到。”斯堪尼亚战争的结局似乎与这句话不符，因为瑞典在战场上丢失的大量领地是在谈判桌上恢复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瑞典原本是会输掉这场战争的，哈尔姆斯塔德、隆德、兰斯克鲁纳等若干次胜利，只不过没有使斯堪尼亚等省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并未能扭转瑞典在海上和北德的崩溃之势。它这一次能够侥幸躲过一场劫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而不是依靠自己（卡尔十一世正是知道这一点，才会感到自尊心受损）。下一次，瑞典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和瑞典在秘密条款中提出了某种形式的谅解：10年内，任何一方都要向对方告知与第三方签订的协议，而且这种协议不应当针对对方。这一谅解能够达成，需要感谢瑞典政治家约翰·于伦谢尔纳（Johan Gyllenstierna）的努力。卡尔十一世与丹麦王室联姻也是两国关系转好趋势的体现。客观来说，排除第三方势力向波罗的海的渗透并保持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间的合作，对两国都是有利的。然而，1680年于伦谢尔纳去世后，瑞典的对外政策又有了转变。到下一次北欧大战的时候，两国仍然兵戎相见。
“瑞典帝国”存在一些先天性的问题。第一，瑞典从本土前往周边领地以海路为主，一旦制海权丧失，它的海外领地注定会孤立无援，失守只是个时间问题。况且它在波罗的海南岸的领地比较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斯堪尼亚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它的人口过于稀少。1620年时，瑞典的人口为125万，1660年虽然达到250万，但仍然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而且这增加的一倍与其说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还不如说是来自新征服的土地。一旦遇到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样的人口规模难以与欧洲大国竞争。
此外，帝国境内民族复杂。虽然斯堪尼亚诸省的人民与瑞典人的语言、文化相近，但他们尚未忘却自己作为丹麦臣民的记忆；爱沙尼亚、利沃尼亚更是民族汇聚之地，除了本土民族外，还有波兰人、立陶宛人、德意志人；维斯马、不莱梅-费尔登、西波美拉尼亚向来是德意志人的地盘，即便被瑞典所占，也没失去它们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国身份；在英格利亚地区，还生活着一些俄罗斯人。在瑞典帝国境内找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德意志人，让他们互相找到什么认同感，这恐怕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个别地区外，瑞典的大多数海外领地在被征服前就已经有了较为发达且与瑞典差异极大的文化，而里加、不莱梅等城市的经济甚至比斯德哥尔摩还要繁荣，在征服者的各方面都比被征服者落后的情况下，同化政策也难以顺利实施。更严重的是，俄罗斯人、德意志人的背后，还有着（或者将有）同民族的强大母国。俄国、普鲁士立志将那些落入外国人之手的土地统一起来，而它们的统一自然就意味着瑞典帝国的解体。
瑞典对海外领地的统治也是粗放式的。统治精英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核心与边缘”的关系。新征服的土地应该设省直控，纳入本土；还是应该视为属地，保留其原有行政体系，只需向斯德哥尔摩缴纳贡赋？瓦萨王朝初期的国王们曾经支持第一种策略（瑞典对芬兰就是如此），但1630年后，快速的扩张使决策者们转向了第二种策略，因为在新征服的土地上保留一支军队和少数官员是一种比较轻松的做法。此外，贵族们也有一些自私的考虑。如果新征服的土地变为正式的省份，就等于它们得到了与瑞典本土平级的待遇，贵族们不希望与外来者分享各种权利。而且，派驻在外的军、政官员们倾向于将海外领地视为自己的封地，如果被纳入本土，则他们的自由度会小很多。所以，瑞典在北德的领地都是粗放式统治，这些地区的生活与1630年前并无太大不同。
瑞典的四周几乎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有3个国家在三十年战争前就已经与瑞典为敌了：首先是丹麦，瑞典的每一次崛起都意味着丹麦的衰落，到1660年后，复仇几乎是丹麦的全民共识；其次是波兰，虽然它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但仍然是个难以对付的敌人；第三个是俄国，近半个世纪前，古斯塔夫二世曾经将它“屏蔽”在波罗的海之外，但当时俄国刚刚结束内乱，虚弱不堪，随着其实力逐渐恢复，它迟早会把目光重新投向波罗的海。瑞典的扩张又给它带来了新的敌人。一是勃兰登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瑞典在三十年战争后获得了西波美拉尼亚，与勃兰登堡成了陆地上的邻居，而后者想夺取全部波美拉尼亚，至少也要夺取奥得河河口，因而与瑞典产生不和。卡尔十世在波兰的扩张也威胁到了东普鲁士的安全。二是荷兰。17世纪早些时候，它曾经支持瑞典，当瑞典过于强大后，它转而支持丹麦，以维持波罗的海之“均势”。简言之，瑞典四面树敌，它的边界都是不安全的。当初，它扩张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打破周边国家的包围，而今，瑞典虽然建立了环海帝国，却哭笑不得地发现自己仍然被敌国包围了。瑞典扩张的另一个动机是经济利益，截至1660年，除了哥本哈根、柯尼斯堡、但泽以外的波罗的海沿岸大型港市几乎全被瑞典笑纳，而今，维护疆域的成本却超过了收益，这个“帝国”越来越不划算了。
瑞典帝国的扩张
最后，在17世纪中叶，尤其是在摄政时期，瑞典到处是一副病怏怏的气息，经济上债台高筑，政治上腐败低效，维持庞大的帝国更加力不从心。若是削减政府开支，改善财政状况，势必会削弱军事实力；若是继续保持这个环波罗的海帝国，财政就会更加入不敷出。到最后，它的军事实力衰落了，财政状况也恶化了。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最差的无疑是海军。装备落后尚且不论，瑞典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指挥官，连续三任舰队司令都没有海军指挥经验。这样的海军面对尤尔和特龙普等优秀敌方指挥官，失败是必然的。舰队每战皆败，又间接导致瑞典的北德领地全部失守。如果这次波兰、俄国也加入了战争，那么瑞典帝国彻底瓦解的悲剧将大大提前。
总之，在卡尔十世将疆域扩张至极盛后20年不到，瑞典帝国的衰象已经在斯堪尼亚战争中暴露无遗。卡尔十一世应该真诚地感谢这场战争，因为它及时暴露了国家存在的崩溃性问题，却又没有让国家受到崩溃性损失。这么好的运气是不多见的。隆德战役已经证明了卡尔十一世的军事才能和百折不挠的勇气，但他在之后的执政生涯中从事的军事活动并不多，因为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行政和财政事务上。他曾把瑞典比作一条船，它已经从大海的险恶波涛中安全地抵达港口，但还是需要修理和翻新。于是，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他打击大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确立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他一生都致力于收回王室土地的政策。改革是成是败，将在20年后的大北方战争中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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