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屹立于此！”

正当法军和奥军在运河桥地区混战不休时，6月4日双方争夺的另一个焦点——诺沃桥以东3公里处、坐落着许多坚固建筑的小村马真塔的战斗亦趋于白热化。围绕着这个通往米兰的公路与铁路的必经之处的争夺，将决定这一天战事的最终走向。

阴差阳错的，法军和奥军在这一天都不成比例地显著加强了自己的左翼，而削弱了自己的右翼。在法军左翼的，是整个第2军和近卫军第2师，共有25000名步兵、1000余名骑兵和52门大炮；在右翼，也就是运河桥地区渐次投入的，是近卫军第1师、第3军和第4军的部分兵力，加起来约为23000名步兵、100余名骑兵和36门大炮。而奥军在自己的左翼，也就是运河桥地区渐次投入了第2、第3、第5、第7军的大部兵力，共有38000余名步兵、2000名骑兵和近百门大炮；而在马真塔方向的右翼上，则布置着第1军和第2军部分兵力，计为20000名步兵、1500名骑兵和52门大炮。

这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田忌赛马，法、奥双方都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去攻打对方的劣势兵力。当法军右翼和奥军左翼在运河地区仍处于胶着状态时，这一天战役的结果，实际上就由法军左翼和奥军右翼在马真塔的决斗结果来决定了。

总体上看，法军在马真塔占据上风，麦克马洪的步兵保持压力，已经将交火线推到了马真塔北缘的入口处。奥军第1军的部队虽然逐步从村外退到了村内，但是仍保持着猛烈射击的姿态。麦克马洪身边的一名参谋军官对此描述道：“我们面对着排列非常密集的奥军步兵阵列……简直密集到了摩肩接踵的地步。在第一列步兵身后两步远是另一列步兵，他们专门给步枪上膛并把这些武器传递给第一列那些刚刚开枪的步兵们，所以射向我们的枪声一直没有停歇过。”

除了保持队伍整齐的战列步兵，奥地利军队中的神枪手威胁更大。来自蒂罗尔山区的“猎兵”（Jäger）和克罗地亚的优秀轻步兵（Grenztruppen）藏身在村子入口处的篱笆后面，以耐心瞄准和精确狙击迎接冲上来的法军先头部队，后者“几乎完全没有开枪做出回应，只是端平刺刀冲向篱笆”。当然，克罗地亚人的忠诚度一向很成问题，这也是奥军内部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战斗转移到了马真塔狭窄的街道上。麦克马洪的步兵从北面涌入小村，奥地利人在100米开外且战且退，不断开火。来自火车站方向的火力阻击给法军造成了很大压力，法国人试图攻下这处火力点，但没有人能够在火车站外的街道上前进。直到法军炮队推来两门大炮，瞄准火车站的窗户开炮，才将车站里的奥地利人压制住。没了火车站的强大火力扫射，法军步兵得以继续在街道上行进。

麦克马洪麾下两位师长之一，勇敢的夏尔·马利·埃斯皮纳斯（Charles Marie Espinasse）少将率领他的北非轻步兵向前挺进。很快，这支队伍就来到了一处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的地方，埃斯皮纳斯的坐骑甚至都被死人绊倒了，他站起来说：“不要停留，全部冲过去！”

话音刚落，一直跟在他身边的27岁副官安德烈·德·法罗朋德（André de Froidfond）中尉突然手捧腹部，痛苦地倒向附近的一面土墙。狙击位置来自街角的一幢多层洋房，已经有几十具尸体倒在它的面前了。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埃斯皮纳斯挥舞着他的佩剑，大声吼道，“来吧，我的朱阿夫们，打破那个门！冲进去啊！”朱阿夫轻步兵已经在马真塔的巷战中表现了自己的勇气，“挤在狭窄的街道上，不断发起绝望的冲击，以尸体一具接一具倒下的代价，拿下了一座又一座屋舍”。这些轻步兵由于身上的阿尔及利亚风格的制服过分鲜艳，在马真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人都殒命于蒂罗尔神枪手的枪下。

埃斯皮纳斯少将带着一队轻步兵奔向街角的那幢洋房，就在他快要跑到目的地时，一发从窗口射出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肾脏。埃斯皮纳斯松开手中的佩剑，摔倒在地，就这样死去了。他身后的阿尔及利亚人齐声呐喊，冲进房子杀死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奥地利人。

埃斯皮纳斯养有一只白色的爱狗，它在纷飞的弹雨中拒绝离开将军的尸体，这条忠犬在战役结束后被当地人收养，数年后死去。一个法军少将的死自然没有终结马真塔的激烈战斗，一名法国高级军官写道：“用笔墨无法描述这场可怕的战斗、血腥的骚乱、尖叫声、枪炮声，以及一寸土地接一寸土地推进的无情搏杀。”

马真塔曾是4000人的和美家园，现在奥地利人几乎把每幢房子都变成了一个据点，法国人在野蛮的近距离战斗中不得不逐一加以攻克。经过多轮攻击，法军第2军第1师的阿尔及利亚人和第70战列步兵团攻到了马真塔教堂及其周边地区。这个团的军官莫特·鲁吉（Motte Rouge）回忆道：“教堂防卫森严，敌人在高耸的钟楼上倾泻火力，对我们的士兵投以杀戮之火。”心中怒火被点燃的法军士兵经过多次努力终于攻克了教堂，并用刺刀把里面所有不打算投降的奥地利人全部捅死。

不过最难攻打的据点，不是教堂，而是位于马真塔西南面的公墓，那里是奥军最后的立足点。经过好几番拉锯，法军步兵总算在墓地周边站稳了脚跟。为了帮助步兵推进，法军炮队开始抵近射击。虽然法国人的步枪质量逊于奥军，但在火炮质量上却居于领先地位。

当时，拿破仑三世的军队普遍装备着以其名字命名的“12磅拿破仑炮”，这种1853年定型的武器因为可以兼用球形弹、榴弹、霰弹和葡萄弹而一举取代了法军之前装备的各种型号的火炮。此外，法军还拥有1858年刚刚装备部队的更为先进的拉希特4磅前装线膛炮，它采用了杜科斯·德·拉·希特（Ducos de La Hitte）将军发明的线膛装置，令法军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规模化装备线膛炮的部队。

从技术上讲，这种新型线膛炮比奥地利人的火炮优秀得多。在1500米的距离上，拉希特4磅炮的平均水平偏差只有1.9米，而奥军装备的滑膛炮在1200米距离上的水平偏差超过了5米。两种炮的差别在于：如果一门 12磅滑膛炮能够在1200米的距离上4次击中一个步兵连级正面宽度的目标，那么一门拉希特4磅炮就能打中16次。即使在滑膛炮已经无法企及的3000米距离上，拉希特4磅炮仍能有效作用，而且平均水平偏差小于5米。

不过在6月4日的交战中，法军线膛炮的理论优势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1859年的法军炮术教条仍然保留着拿破仑时期炮兵艺术的精髓——机动作战，视战况需要从一处阵地迅速移至另一处。结果在运河桥的争夺中，近卫军的几门拉希特4磅炮由于部署得过于靠前，在诺沃桥附近被奥地利人夺走，其中1门甚至是被习惯藏身在暗处的蒂罗尔神枪手缴获的。考虑到两军在运河沿线的交战纵深很浅，加上拉希特4磅炮的射程很远，法国人在如此靠近火线的位置上摆放这种新型火炮的做法实在让人费解。

在马真塔墓地，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只不过法军步兵当时已经控制了周边地区，才让奥军没有机会在反击中缴获更多的拉希特4磅炮。在算不上出色的轰击中，奥地利人再也守不下去了，第1军军长克拉姆-加拉斯伯爵在晚上8点发出了全军撤退的命令。

晚上8点30分，法国第2军和近卫军第2师的人马占领了整个村庄。一支部队在劫后的马真塔村内酒窖里发现了上好的红酒，许多法国人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麦克马洪随后发出了流传一时的报捷讯息：“大军屹立于此！”不过马真塔街头巷尾的零星交战仍在继续，直到6月5日凌晨3点才完全平歇。

奥军在马真塔的人员损失明显多于法军：法军有657人阵亡，3858人负伤或失踪；奥军则有1368人阵亡，4538人负伤或失踪，多达4500人被俘，总损失人数超过了10000人，并且在战场上抛下了12000支步枪和30000个行军背包。

久洛伊伯爵在当晚8点30分得到第1军退出马真塔的消息时，还认为此举是可以接受的战术调整，他下令次日继续在马真塔与法军交战，因为6月4日这一天“双方可谓打成平手”。然而当天深夜传来的新消息却打击了他次日再战的兴致——第1军和第7军都已经退往米兰去了，这意味着这两支部队和军团的其他部队危险地分离开来，于是久洛伊立即下令全军向东撤退。

激战后的现场无疑是血腥而又残忍的。法军第85战列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在第二天说：“我曾在非洲和克里米亚战斗过，但那都无法和昨天的景象相比。我是在战斗结束后走进马真塔的，举目所及到处都是尸体。”从巴黎来的一名战地记者对同事承认说：“在那里待不上10分钟，我就急切地想要离开，我一直紧闭双眼，不想看到那些曾饱经痛楚的惨白的脸。”

奥地利人后来毫无根据地指责法军在战场上杀害俘虏，还绘声绘色地说：“有许多受伤的战士是在地窖里流尽鲜血而死的。”事实上，在马真塔，法军对待敌军俘虏的行为堪称典范，这赢得了身临战场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的高度赞扬：“法国人在对待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时，一点也不比对待自己的同胞差。随军护士就像母亲一样温柔地对待奥地利伤员，温言细语的同时又竭尽一切所能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法军在马真塔战役中获胜的喜讯，在6月5日经由电报发送到了首都巴黎。当天正好是星期天，晚上7点，荣军院的大炮轰轰烈烈地开始射击，就像它们曾经在拿破仑时期的每一场辉煌胜利之后所做的那样。整座万花之城的夜晚被辉煌的灯火照亮了，人们兴高采烈地通宵庆祝，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这一天在我们光辉的军事史册中将占有一席之地。”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巴黎的时装界人士还特别调制出了一种新的染料，将它命名为“洋红色”，而那就是意大利小村“马真塔”这个名字的本来意义。

在伦巴底前线，拿破仑三世宣布同时晋升第2军军长麦克马洪和近卫军军长圣·让·昂吉利伯爵（Comte de Saint-Jean d’Angély）为元帅，并册封麦克马洪为“马真塔公爵”。这位一度被马真塔村外迷宫般的桑树林吓住的新晋公爵，这时颇因为“这场胜利为联军打开了通向米兰的大门”而变得志得意满起来。

事实上，真正值得褒奖的是法国的那些普通士兵们。时人评价那时的法国军队，是“混合着骄傲、坦诚和狂热信念的大军”，士兵们渴望与敌人交手，在战场上为法兰西第二帝国赢得新的荣誉。对绝大部分士兵而言，“拿破仑”这个尊号就是荣耀的护身符和胜利的先兆。法军中，普通士兵身着的蓝色制服和红色长裤，一如往昔；近卫军掷弹兵头戴高耸的熊皮帽，这种毛茸茸的头饰曾是拿破仑帝国最令人胆寒的战场象征之一；不同骑兵兵种闪闪发亮的胸甲和五颜六色的制服，也在处处呼应着过去的胜利传统。

意大利北部战场上的这支法军和拿破仑的那支大军，有一个显著区别：北非轻步兵，也就是朱阿夫兵发挥出色，他们在马真塔和诺沃桥大胆进击、灵活机动，可以出其不意地施放火力或者猛击敌军侧翼，并为击退敌人蒙受了惨重伤亡，这在拿破仑时代显然是没有的。当时游历欧洲多国的美国将军乔治·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在考察中对法军的朱阿夫兵印象深刻，这位后来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初担任联邦军总司令的将军在回国后说：“任何一支欧洲军队都应该把打败朱阿夫视作莫大的荣耀。”

法军在马真塔的胜利，是属于这些普通士兵的。对此，近卫军第1师师长梅利奈特少将自豪地宣称：“我们的部队表现出了惊人的优越性、无与伦比的勇气和荣誉感，没有什么障碍可以挡得住他们。”他还写道：“我希望皇帝会对他的掷弹兵和轻步兵感到自豪，因为他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勇敢的部队了。”

法国虽然举国欢庆，但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马真塔之役或许可以说是拿破仑三世时期一次令人难忘的胜利，但绝不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法国人击败了奥地利人，但是奥军败而不溃，向东有序撤退，仍保持着强大军力，准备集结再战。

马真塔之战第二天，拿破仑三世表现出了难得的冷静：“战场的地形有利于我们……我有点不太相信我们在更为开阔的地段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奥地利人被我们的大炮打得措手不及，他们似乎有点吓坏了。我的看法是，在马真塔，我们非常幸运。” sldCXKAU5GIe967IcVXur1qyDOWVpsYEVDI8V+yPvhyoteyd3PdJKf24OgGiG8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