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莽的宣战

发生在1859年春末夏初的这番交战虽被归于“意大利战局”，可是那时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当时的亚平宁“靴子”，是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底（Lombardia）、威尼斯（Venice），以及一连串独立邦国的拼凑体。在这些独立邦国中，最重要的是地处北部的撒丁王国（Kingdom of Sardinia），往南则依次分布着帕尔马（Parma）、摩德纳（Modena）和托斯卡纳（Tuscany）这种实力微不足道的大公国，最南部地区处在近乎中世纪政权的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之下；中部地区则受教皇庇护九世（Pius Ⅸ）统治，也就是教皇国（Papal States）。

意大利绝大部分人口（约为2700万人）是文盲状态的农民，他们对国家概念没有多少认知和追求。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在亚平宁半岛抬头，民族主义者开始萌生将奥地利人从意大利土地上驱赶出去的强烈愿望。被纳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的伦巴底和威尼斯历来是意大利的经济、文化中心，历史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想要一统意大利，就必须将赶走奥地利人列为第一要务。

意大利寻求独立自强的唯一领导者，只能是撒丁王国。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撒丁王国并非以撒丁岛命名，其统治范围为萨伏伊（Savoy）的阿尔卑斯山口地区和以都灵（Turin）为中心的皮埃蒙特平原地带。这个在奥地利人眼中“非纯正意大利血统的威胁者”，曾在号称欧洲“革命之年”的1848年主导了一次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起义，那次斗争以撒丁王国的失败而告终。撒丁王国的领导人，也在那之后换成了维托里奥·埃曼纽埃尔二世（Vittorio Emmanuele Ⅱ）。

在屈辱中登位的埃曼纽埃尔二世内心渴望复仇、独立和自强，而他的首相加富尔伯爵卡米洛·本索（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有着同样的想法。加富尔伯爵的思想和行为表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拥护者，这自然引领着他的外交手段。思路异常清晰的加富尔清楚撒丁王国不够强大，远远不能在一场公开的战争中单独对付奥地利，他需要强援，而他心目中理想的强援就是与撒丁王国为邻的法国。

法国不仅与奥地利有着纠缠不清的恩怨，还有着足以与之抗衡的军事实力。而这个国家的现任统治者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理想的合作者：迫使奥地利放松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符合法国的战略利益，而发生在几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则表明拿破仑三世就算不是如他伯父拿破仑·巴拿马那样的天才军事家，但至少也不会惧怕战争。

加富尔看得很准，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法国参与战争的频繁程度简直可以与拿破仑时期相提并论，况且拿破仑三世内心还有着一个宏图壮志——达到他伯父拿破仑那样的成就。和加富尔一样，拿破仑三世也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追随者，不过他乐见意大利独立还有另外一层相对质朴的因素：这位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仍然保留着他年轻时的浪漫主义情怀。30年前，刚刚20岁出头的拿破仑三世曾是众多抱持理想主义信念，与意大利爱国者并肩战斗，帮助他们抵抗外侮的法国年轻人之一。

在加富尔的安排下，法国皇帝和撒丁国王于1858年7月19日在普朗米尔（Plombieres）秘密会晤。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订立了法国将全力支持撒丁王国对抗奥地利的密约。一旦奥地利被击败，伦巴底、威尼斯以及摩德纳、帕尔马等地都将并入撒丁王国的版图内，从而创造出一个意大利北部王国；至于亚平宁半岛剩下的地盘，将在教皇的名义下成立一个松散的意大利邦联；而拿破仑三世获得的回报是，法国可以得到属于撒丁王国的萨伏伊（Savoy）和尼斯（Nice）。

就在这份密约订立几个月后的1859年1月，拿破仑三世在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意大利北部局势中擦出了第一颗火星。在巴黎为外国使节举办的一场新年晚会上，法国皇帝于席间突然对奥地利大使发难，大谈奥地利人能在伦巴底盘踞的时间不多了。脸色难看的奥地利大使在发回维也纳的报告中称，法国皇帝的这番讲话“极不得体”。

在那之后，撒丁王国便开始动员它那支规模虽小却不失精悍的军队。这支军队人数有限，但训练有素，它的一些轻型步兵部队，比如头戴羽毛帽的神枪手（Bersaglieri），以坚韧和勇敢闻名。当然，撒丁军队的弱点也很明显，它的很多步兵团都只装备了老式的滑膛枪。但总的来说，它仍不失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另外，国王埃曼纽埃尔二世本人也是一位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优秀战士。除了正规军外，撒丁王国还活跃着一支大约由2000名号称“阿尔卑斯山猎手”（Cacciatori Delle Alpi）的非正规作战人员组成的志愿军，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是知名的革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

作为撒丁王国的盟友，法国虽未正式动员，但亦开始大量购入弹药、军马和各类战略物资，且各地军工厂的枪炮生产速度明显加快了。只是游击队领袖加里波第这个因素对法国的备战行动略有干扰，因为在保守派和天主教徒占据主流势力的法国，加里波第此人名声不佳，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威胁”，不过拿破仑三世还是打算以联盟大局为重。

通过外交努力，缓和意大利北部局势的可能性看起来很小。奥地利外交大臣斐迪南·冯·布尔-绍恩施泰因伯爵（Graf Ferdinand von Buol-Schauenstein）被时人评价为“一台不知方向的火车头，只知道喷吐蒸汽，鸣响汽笛”。他不认为拿破仑三世在新年致辞中那些“极不得体”的话能对奥地利产生真切的威胁，于是建议他的皇帝——时常被一大群贵族簇拥、迎娶了“茜茜公主”的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对法国人采取强硬姿态。至于法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瓦列夫斯基伯爵（Count Alexandre Walewski，据说是拿破仑的私生子），甚至连自己的皇帝去普朗米尔和撒丁国王会面这样的大事都不知道。

就这样，两个大国和一个小国迅速处在拉爆战争的边缘。1859年4月9日，奥地利帝国宣布开始总动员，在那之前，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霸权的象征，是驻扎在米兰（Milan）的奥地利第二军团。这支部队经常受到民族主义者的袭击，甚至无法在舞会上邀请总是身穿黑裙以表示对奥地利人不满的当地妇人共舞一曲。动员后的奥地利，宣布组建实力更为强大的第一军团，为此取消了所有军官的休假，并紧急征召6.5万名预备役军人加入队伍。

4月23日，维也纳向撒丁王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复员已经动员起来的军队。这份照会的内容居高临下，既无措辞技巧也无回旋余地，简直就和宣战无异，难怪后来有人对这份外交文件如此评价道：“这就同维也纳在1914年7月向塞尔维亚宣战一样鲁莽。”

果不其然，撒丁王国在26日拒绝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后者遂于当日向撒丁王国宣战。三天后，也就是4月29日，拥兵15万众的奥地利第一军团大举跨越提契诺河（River Ticino），全面入侵撒丁王国。其中，第5军和第7军进占贝莱古亚多（Bereguardo），第2、第3、第8军挺进帕维亚（Pavia），担任预备队的第1军和第9军则在落后一点的位置上集结待命。

就在奥地利人开始把威胁付诸现实的时候，撒丁军队虽已动员却很分散，其中1.2万人负责保卫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撒丁军队总司令部所在地）到热那亚（Genoa）的交通线，3.2万人分布在卡塞莱（Casale）和亚历山德里亚之间32公里长的区域内，另外有一支2万人的生力军集结在多利亚巴尔蒂（Dorea Baltea）。比起奥地利人，这2万人离亚历山德里亚总部的路程更远。

所幸另一股力量已经行动起来，拿破仑三世绝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决心竭尽全力来帮助他的盟友。法军把实际上已经展开的动员公开化，并开始向撒丁王国挺进。法国人进入意大利北部有两条路线，其一是从集结地乘坐火车到马赛（Marseilles）集中，在那里坐船前往热那亚；其二是坐火车到位于法国一侧的阿尔卑斯山山口小镇圣让-德莫里耶讷（Saint-Jean-de-Maurienne），然后翻越山岭从位于意大利一侧的山口苏萨（Susa）进入皮埃蒙特平原。虽然时值春季，但白雪仍然覆盖着介于两处铁路线终端之间长达64公里的阿尔卑斯山山口地带。为了便于法军通行，撒丁王国特别出动了4000名劳工来清雪开道。

充分动员后的法军迅速行动起来：第1军和第2军在马赛登船，其中第1军的先头部队于4月29日，即奥军侵入皮埃蒙特的同一天在热那亚登岸；拥有光荣传统的法兰西近卫军从巴黎启程，同样采取火车加海运的第一条路线；第3军和第4军则取道圣让-德莫里耶讷，分别在4月29日和5月7日经过苏萨，于5月9日在亚历山德里亚会合；行动最迟缓的是法军的炮兵和骑兵部队，他们在5月下旬才到达意大利北部。

总的来说，法国军队的行进速度出乎它的敌人和盟友的意料之外，这就让法国——撒丁联军在战略上握有了主动权。法军的高效调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铁路网，这是1859年意大利战局不同于过往欧洲战争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假如仅仅依靠士兵的双腿，法国人是不可能这么迅速地集中力量的。

于是，一个自1815年以来就对推翻滑铁卢战役后列强加诸自己的不平等协议孜孜以求，渴望重新树立欧洲大国声威的法国；一个不甘心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实体邦国的撒丁王国；一个自认为是亚平宁北部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的奥地利，终于要兵戎相见了！ qBgQFk/2Eda/6KbszcVXRsuyFlwahdlEzvY4d0eHf6FwJ/c5o33PTFVr/vr73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