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的备战

从1894年6月24日日本海军常备舰队主力舰只撤离朝鲜，到7月23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出发重回朝鲜，这段将近一个月的力量真空期，实际上是历史赐予北洋海军的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

由于中、日、朝三国间的独特地理关系，在地处中日两国之间的朝鲜半岛建立前进基地，对双方海军来说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倘若日本联合舰队能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设立前进基地，聚集大规模的作战舰只，就能直接面朝黄渤海地区，威胁中国海岸线，而将日本的本土彻底变成后方。1894年6月，日本大本营确定要在朝鲜西海岸抢占一处海军临时根据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同理，如果北洋海军能够将基地前设至朝鲜半岛的西海岸，甚至进一步前设至朝鲜半岛南端的济州岛等岛群地区，然后集结主力军舰于此，则能直接面朝日本本土的九州方向，控扼济州海峡，从海路上将中国的渤海地区乃至朝鲜西海岸变为后方，直接威胁已经登陆朝鲜的日本陆军的濒海侧翼，同时威胁日本本土通往朝鲜的海运线。

1894年6月24日，日本常备舰队主力军舰从朝鲜撤离后，北洋海军获得了快速达成这一目标的良机，此时只要将主力作战舰艇向朝鲜西海岸大规模集结，就能对日本海、陆军造成巨大压力，并对日本海军未来的作战行动构成干扰。然而这一时期，北洋海军却并未再向朝鲜加派军舰，甚至原派驻朝鲜的“镇远”等军舰也于7月1日由林泰曾率领，几乎全部从朝鲜撤离（在朝鲜仅留巡洋舰“扬威”、炮舰“操江”），以至于朝鲜沿海出现了一段中、日两国主力军舰都不在的特殊真空时期。

在朝鲜集中主力舰艇的设想，实际上林泰曾在6月22日率领“镇远”等舰到达朝鲜仁川后不久即有考虑。当时，林泰曾对仁川、牙山等地进行了实地查看，随后向李鸿章提出了继续向朝鲜集结军舰、加派鱼雷艇，将更适合舰船聚泊的牙山作为锚泊地，乃至主动袭击在朝日本舰船的设想。 而在此之前，曾担任过驻朝军舰队长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则向李鸿章汇报了另外一个计划，面对战争的危险，方伯谦也主张北洋海军的舰船主力应该集中、不应分散，不过方伯谦认为朝鲜海岸过于危险，应将北洋海军的主力从朝鲜收缩回威海、旅顺，“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 。

围绕林泰曾、方伯谦提出的这两种意见，李鸿章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通过电报进行协商。李鸿章对中日两国在朝鲜的争端，仍然抱着以外交解决的幻想，内心并不愿意选择激烈的主动军事动作。在这种背景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也不赞成向朝鲜前出集结舰船，同时还担心驻在朝鲜的“镇远”等部分优势军舰，在开战时会被日方袭击，“万一失和，日必要截”，他也认为应当将主力军舰从朝鲜撤回威海。 丁汝昌的意见立刻获得了李鸿章的赞同，于是北洋海军在6月30日正式做出了将在朝鲜的“镇远”“济远”“广丙”等主力战舰撤回威海的退避性决策。

李鸿章、丁汝昌之所以决定将在朝军舰全部撤回本土军港，而没有考虑将北洋海军主力全面派向朝鲜以抢占先机，实际上还有一个在当时难以直接摆上政治台面明说的原因，即二人对北洋海军的战力都存在深深的担忧。作为北洋海军建设主管者和指挥者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海军提督丁汝昌，都深知北洋海军舰船老旧、难当大战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决策上有着很难向外人道的重重顾虑。

从6月中旬朝鲜局势紧张开始，到7月北洋海军在朝主力军舰收缩回威海、旅顺，再到7月中下旬，北洋海军实际上也进行了一段为期大约一个月的紧张备战。舰船装备新、人员熟练度不足的日本联合舰队在备战时偏重加强训练，而舰船装备老旧的北洋海军在备战时则主要着眼于加强舰船的战斗力。

军舰长期处在水中，水线之下的舰体表面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凝结海生物及局部锈蚀等问题，这会降低军舰的航速，影响舰体的寿命，因此必须要定期进入干船坞，离水维护，将水线下的舰体表面刮磨干净，重新刷漆。北洋海军以往是每年制定计划，安排各军舰逐月陆续入坞刮洗，1894年6月中下旬开始，随着朝鲜局势日益恶化，北洋海军决定在较短的时间内对部分亟待入坞的主力军舰进行集中刮洗坞修。中国北方能够满足北洋海军舰船坞修条件的干船坞仅有旅顺大船坞一座，各舰船必须排队依次进坞，为了节省时间，丁汝昌在请示过李鸿章后决定，各舰刮洗完船底后只油刷快干油漆，以便尽快出坞，为下一艘军舰腾出空间，力争做到每五天时间完成一艘军舰的坞修。7月1日，“致远”舰首先入坞，随后“来远”“经远”“平远”“定远”等舰依次到达旅顺入坞，至7月下旬这4艘军舰大致都完成了坞修作业。 和坞修工作同步，北洋海军的一些主力军舰上还进行了备战改造和添加火炮的工作。

其中进行备战改造的主要是北洋海军的核心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改造工作分别在旅顺和威海刘公岛由两地的机器局施工。经北洋海军德籍洋员哈卜门（Heckmann）指导， “定远”“镇远”二舰将主炮台的封闭式炮罩拆卸上岸，从而拓展主炮的视界，同时解决火炮发射时炮烟弥漫在炮罩内不易散出的问题。为了防范炮罩拆除之后处于露天状态的主炮发生锈蚀，又由旅顺机器局制作了专门的帆布罩。

北洋海军军舰加装火炮的作业开始于7月的中旬。7月17日李鸿章指示将原本用于胶澳炮台的10门格鲁森53毫米口径火炮、8门哈乞开斯5管37毫米口径机关炮及其弹药全部调拨给北洋海军使用，另由旅顺机器局迅速赶造上述火炮的舰用炮架。 7月21日，北洋海军派出的“康济”舰在胶州湾领到这批火炮弹药，随后立刻将其运回威海，以充实北洋海军部分主力军舰的火力。 其中的格鲁森53毫米炮分别加装在“定远”“镇远”“经远”“来远”等舰上，哈乞开斯37毫米5管炮的具体加装情况不详。

此外，由于经费紧张，北洋海军为了节省开支，自1890年后将部分舰艇置于长期封存状态。随着朝鲜局势吃紧，丁汝昌在报请李鸿章批准后，与大沽船坞和旅顺基地协商，从7月1日开始陆续安排了鱼雷艇“福龙”“右一”，蚊子船“镇北”“镇东”等舰艇的启封就役和人员编派工作。

甲午战前，北洋海军的燃煤供应主要依赖唐山开平煤矿，而开平煤矿所产的燃煤只能先通过铁路运输到天津后再海运到达北洋海军的威海、旅顺、大连湾等基地。中、日发生战事后，海运一旦受到威胁，北洋海军就会有燃煤供应被切断的危险。

更为严峻的是，天津大沽每年冬季都会冰冻封河，届时轮船海运就只能被迫停止，倘若中、日两国开战，而战事又拖延到了冬季还未结束，那么北洋海军就会遇到燃煤断供的可怕局面。考虑到这一问题，北洋大臣李鸿章于6月中旬下令开平煤矿紧急向旅顺、威海两地各输送数万吨燃煤，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另向朝鲜的仁川、牙山两地运送一定数量的燃煤，随后开平煤矿所属的“北平”“永平”“承平”“富平”四艘运输船，以及开平煤矿租用的英国商船“飞鲸”、北洋海军派出的运输舰“利运”等便开始轮流转运。

由于当时开平煤矿的新任总办、原醇亲王府管家张翼为盈利考虑，将开平矿所产的优质燃煤出售商用，库存的燃煤多是散碎的劣质煤。当李鸿章要求向威海等地紧急输送大批燃煤时，开平矿根本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开采出足够的优质燃煤，仓促之间只得把一些积压的劣质煤也凑数运给海军，“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汽力，兼碍锅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多次就燃煤的质量问题向开平煤矿提出交涉和批评，然而并无积极效果。

就在北洋海军开展备战工作的同时，朝鲜局势不断恶化，进入朝鲜的日本陆军规模日益扩大，且占据了朝鲜京城周边的各个要地，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外交交涉也陷入僵局。1894年7月16日，清政府下旨要求北洋大臣李鸿章立刻着手向朝鲜增派陆军。 此后，李鸿章部署由陆、海两个方向向朝鲜增兵，为保证海路运兵的安全，租用英国商船“高升”“飞鲸”和德国商船“爱仁”号帮助运输。同时，决定派北洋海军军舰前往预定的海运登陆点——朝鲜牙山一带海域实施警戒。

1894年7月22日早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出的“济远”“广乙”“威远”3舰从威海湾起锚出发，前往朝鲜牙山警卫登陆场，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为队长。

临行前，鉴于朝鲜形势严峻，“广乙”舰管带林国祥向丁汝昌请示：

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

丁汝昌做出明确指示：

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

7月1日林泰曾率领驻朝军舰撤回威海后半月有余，北洋海军的大队军舰再次回到朝鲜沿海。

就在“济远”编队离开威海的时候，远在天津北洋大臣衙门的李鸿章突然接到一封紧急军情电报，中国驻日外交官通报，有12艘日本军舰在21日从佐世保出港，去向不明。现在核对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活动档案可知，这一情报事实上属于误报，但在当时却阴差阳错地在关键时刻给了中方一个极为重要的预警。海路增兵朝鲜的行动正在展开，突然出现的这一消息令李鸿章感到十分紧张，他于当天中午电令丁汝昌：“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

遵照这一指示，丁汝昌立刻制定出巡计划并向李鸿章做了报告。

丁汝昌准备只留下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和蚊子船以及2艘鱼雷艇协助防守威海，北洋海军的全部主力军舰将倾巢而出前往朝鲜，具体包括铁甲舰“定远”“镇远”，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广甲”“广丙”，鱼雷艇“福龙”和“左一”，同时计划随带开平矿务局的运煤船“承平”一起出发。关于大队出海后的行动方略，丁汝昌认为，中日舰队此时在牙山一带相遇，大战必然不可避免，应当采取主动攻击的策略，“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 。

7月22日入夜，北洋海军主力舰队在威海湾中枕戈待发，只等李鸿章的批准电令到来就将驶往朝鲜牙山。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这军情万急的关键时刻，李鸿章竟然对丁汝昌的报告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理解。

当天丁汝昌向李鸿章汇报出巡计划的电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牙山在汉江口内，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

李鸿章收到电报后，竟然对这段文字的含义产生了误解。

丁汝昌电文中所说的“牙山在汉江口内”，本意是说朝鲜的牙山城位于汉江口海域内。在当时，中国没有海湾这一地理名词，对江河口的水域统称为“口”，诸如长江口、珠江口，等等。“口”字所指的地理区域非常广大，例如长江口可以涵盖浙江沿海，此处的“汉江口”实际就是现代所称的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江华湾，牙山确实正位于江华湾之内。

对“口”字的这种宽泛定义，在清末本已约定俗成，然而李鸿章竟鬼使神差地做了错误理解。在当时的李鸿章看来，“汉江口”就是汉江的江口，如此一来，“牙山位于汉江口内”的意思就变成了牙山城位于汉江之内，这显然是个荒唐的错误判断。据此，李鸿章7月23日中午给丁汝昌回电，直接指出“牙山并不在汉江口内，汝地图未看明”。

李鸿章之所以对丁汝昌报告中的“牙山在汉江口内”产生错误理解，其原因通过阅读李鸿章回电中的其他内容可以略有感知。回电里，李鸿章对丁汝昌报告中的“大队到彼，倭必开仗”“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等文字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这是丁汝昌故意夸大敌情、畏缩怯懦的表现，遂措辞严厉地就此逐条斥责，他批评丁汝昌道：“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

日本悍然出兵入朝后，李鸿章寄希望于外交解决、不想酿成战争的态度，深为丁汝昌所知，丁汝昌对北洋海军战斗力的担忧，也为李鸿章所了解。因此，当李鸿章命令丁汝昌准备率领海军大队赴牙山，应对可能大举到来的日本舰队时，尽管丁汝昌的准备非常充分，态度实际上也非常积极，可李鸿章对此并不认可。凭着既往的印象，李鸿章本就对丁汝昌不放心，丁汝昌报告中“只听天意”等消极字眼，更使李鸿章深信自己的感觉，认为丁汝昌胆小畏缩。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李鸿章误解了“牙山在汉江口内”的意思，最后在电报里下令取消命丁汝昌率主力军舰赴牙山的计划：“暂用不著汝大队去。”

面对日本军舰大举入朝的威胁，李鸿章突然取消丁汝昌率海军大队赴朝的计划，除了对丁汝昌不放心外，另外还有一层无法摆上台面的原因，即直到此时，他仍然没有放弃外交解决朝鲜争端的幻想，丁汝昌电报中的主战态度，使得李鸿章还担心派大队军舰赴朝会挑起和日本舰队的战斗。对此，一位北洋海军军官有十分到位的认识：

傅相之意，恐兵轮益多，酿祸愈易，虽曰中东龃龉显成战局，然犹按兵未动，挽回和局殊非难事，况各国从中力为排解，讲信修睦，亦指顾间事耳，何必举动张皇，激成事变。

北洋海军主力全部开赴牙山的行动就此被李鸿章下令取消，对李鸿章的来电批评，丁汝昌并不服气，随后连续发送两封电报，就“牙山在汉江口内”等问题进行解释澄清。私下里，丁汝昌还对李鸿章出尔反尔的命令感到不满，当天在给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的信里，丁汝昌曾大发牢骚：

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径庭。

而就在这一天的傍晚，日本联合舰队的大队舰船已经从佐世保出发，开往朝鲜西海岸了。 7StpNDWVEEihJEr7iqbP9gVwI5tNtWtDFC9WMqotuWQOiFpeU+IP0GszQ/VT4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