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

未先叙述唐骑兵的武器或是盔甲，而是将战马首先提出，完全是考虑到其对于当时唐帝国的重要性及远东地区的特点。中国并非资源贫瘠的国家，疆域广大，地缘又拥有东亚地带相对稳定的结构，故而整个军事机器往往可以较为稳定地制造大量的武器及铠甲交付军队。根据西汉时代《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记载，武库中有大量的存货，这反映了当时兵器盔甲的持续制造能力。但中国地区的原始战马种群就没有这么乐观了。骑兵马匹主要是小型的蒙古马 ，从原始马种上来看，比西域、内亚、中亚的马匹要差得多——体型矮小、负重能力有限，直至秦代，都不太适合作为重骑兵进行肉搏冲击作战，从兵马俑反映的马的形象来看，马匹的耳朵特别长，马蹄较小，马鬃短，马尾细，肩高也很不理想。因此，中国社会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只有很少一部分骑兵装备了盔甲，他们主要使用弓箭进行机动作战而非近身搏杀。一部分中国北方的马种，虽然缺乏力量与负重能力，但具备“险道倾仄，且驰且射”的特点，具有充当灵活的移动射击平台的优势。而南方的马种性能可能更不理想。

马匹种群不够优秀会严重阻碍骑兵的发展：马匹负重能力欠缺，骑兵们就不宜披挂较重的铠甲；马匹爆发力不足，骑兵就无法顺利实施冲击作战；马匹速度不够快，骑兵最明显的优势高机动性就无法发挥。很少有理性的军事指挥官会强行让质量不佳的马匹负担全身披挂重铠甲的骑士，因为这很可能是灾难性或是毫无效力的。这在历史战役中也是有案例的。

公元前1世纪左右，辛布里人（日耳曼人的一支）曾经入侵罗马共和国。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时的马种就是非常差的，“非常不适合作战”。虽然马匹数量很大，但个头很小，价格在当时仅相当于一柄带鞘的剑，或是一头牛，或是一柄矛与盾牌。而辛布里人早期入侵罗马人成功，歼灭了罗马军团并大量缴获了罗马人的铠甲，于是在公元前101年与罗马著名军事改革家马略的决战中，辛布里人摆出了15000名身披重甲的骑兵，场面非常壮观，但这些坐骑平庸且“披上重甲的辛布里骑小马战士”没有真正的重骑兵作战经验、技术，战斗一开始，他们企图迂回罗马军团侧翼的行动就失败了，骑兵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被马略的罗马新军拦截，然后被轻易地击败。

事实上，马匹种群不佳一直影响着日耳曼人的骑兵建设，虽然有部分游牧民族，如阿兰人的加入为他们提供了一部分优秀战马，但数量显然很不足。直至8世纪的法兰克王国，经由西班牙地区引入了来自北非的良马“柏布马”，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最基础的“欧洲大马”种群才得以真正扩大。

中国地区同理。当战国、秦代骑兵只能主要利用坐骑充当移动射击平台时，同时代的中亚、西亚的斯基泰人与古波斯帝国均依靠控制地区的优秀马匹资源，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重骑兵与弓骑兵队伍，而之后的亚历山大大帝也以马其顿北部的优秀马匹资源为基础，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支专业化的冲击性重骑兵——马其顿重骑兵队伍。

当然，中国地区的本土马匹也在逐步地改善。从杨家湾出土的汉代骑兵俑来看，这些战马较秦代，马耳变短，马蹄增大，口裂更大，胸脯更宽，肩高也明显增加。应该说，这让汉朝建立一支称职的、可进行真正骑兵作战的骑兵队伍有了基础。杨家湾出土的骑兵俑应该反映的是西汉早期周勃时代的状况。中国军马马种得到一次真正的巨大的提升，是在西汉汉武帝时代。在北方匈奴的威胁逐步增大后，军事冲突规模增大导致军事装备升级，使得汉朝必须拥有同匈奴一样强大的骑兵部队。之前文帝与景帝就很重视骑兵的建设，而由于国力的增强，在汉武帝时期，不仅大量骑兵部队被建设起来，良种马匹资源的引进与饲养也被重视。众所周知，汉武帝在骑兵建设上的执着是罕有其匹的，他在位时，汉朝的养马数量达到空前的40万匹。

而在汉匈战争时期，汉朝向西域扩张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接触到内亚、中亚的优秀马种。当时的乌孙国（大致在今新疆伊犁河谷）出产良马，有的学者认为乌孙马就是现在伊犁马的前身。汉朝人认为乌孙马是极其优秀的，尊其为“天马”，汉武帝为了得到乌孙天马，不惜将江都王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乌孙王，而她是和亲公主中身份最高的 ，即最接近真“公主”的一位，乌孙王则以3000匹乌孙天马回报汉朝。在面对更优秀的、当时世界顶级战马——汗血马时，汉武帝更是不惜血本，发动大量军队，对拥有此马资源的大宛进行冒险的远征，最终得到进入玉门关的1000多匹大宛马。汉王朝通过历史上罕见的非凡努力，不但保证了组建强大骑兵所需的巨大马匹数量，而且也尽当时所能地使战马具备较高的品质。

汉帝国相当推崇的“汗血马”，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可能就是著名的阿克哈-塔克马的祖先。这些战马起源于河中地区，与帕提亚重骑兵的尼萨马在大种上并无太大区别，可能会比帕提亚的尼萨马略小一点儿，但已经是当时原始马种中作为战马最卓越的马种之一。由此，中国虽然当时还未完全掌握该马的杂交育种技术，但起码，作为一个马匹种群相对不佳的地区，获得了一部分世界上最好的战马资源。

中国地区第二次大范围引入世界顶级战马资源就在唐朝，这次较汉朝的引入规模更大、影响更深。唐朝从初期就非常重视马政制度，从李渊时代开始，统治者就认识到了骑兵的重要性，把从突厥获得的2000匹战马以及从赤岸则（今陕西大荔西南、渭河北岸）获得的3000匹隋马，移至陇右，开始了马政建设。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在此基础上更是大兴马政。他挑选贤能，破格重用精通养马的刘武周降将张万岁，让其担任太仆少卿之职，专掌监牧养马24年之久。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左右，监牧马匹增至706000匹，这个数量创造了中原王朝养马数量之最，这还不算军镇、驿站、闲厩的马匹。这些成果充分保证了唐军骑兵的马匹供应。当时唐朝，诸如唐太宗对待重要技术人才的方式，也完全不似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的状态，唐军的“弼马温”地位很高，是非常受重视的职位，像张万岁这样的技术人才就拥有崇高的地位。

当然，唐朝早中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骑兵的汉族政权，也是有一定波动的。自麟德元年马匹专家张万岁被免职后，由于“潜耗太半，所存太寡”，至唐玄宗开元初年，牧马仅存“二十四万匹”，可谓马政中衰。不过到了唐玄宗统治前期，整顿马政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玄宗选拔“奉公正直，不避权贵”的王毛仲担任检校内外闲厩并知监牧使，以精通养马的张景顺（张万岁的孙子）为副职，专职马政，其下又置“明闲牧马者”担任基层监牧官吏，迅速恢复并提高了马政机构的效能，然后又重新起用张万岁的旧令，恢复了原来行之有效的养马法规，马政又出现了复兴局面。至开元十三年（725年），监牧马匹又恢复到了43万匹，基本满足了唐军的需求。而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仅陇右一处监牧马匹就达到了325700匹。

这个时代的唐帝国马政最大的贡献则是成功引进大量中亚地区的优秀马种——“即杂胡马，马乃益壮”，极大地提升了马匹的质量。据考证，当时引进杂交的应该是古哈萨克马（大宛马属于古哈萨克马）。这些马种，即使放至同时代欧洲或西亚，也是绝佳的马种。之前被汉武帝极其珍惜的顶级马种“汗血大宛马”，在这个时代成为“官马”。《唐会要》中对这种现象也做了详细的描述：“康国马，康居国也，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犹是其种。”

这种状况也可以从唐三彩艺术品中得到印证，当时唐三彩均采用写实手法，马肩高腿长，身形异常健美，完全不似之前兵马俑中那些资质普通的马匹。“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 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就是对这种战马超迈遒劲姿态最好的描述。

也就是说，曾经汉武帝非常重视的西域良马资源，在唐朝成为官方的标准马种。不仅如此，唐帝国还从各周边羁縻地区引入大量突厥、契丹、奚族的良马。唐朝成为较为成功地引入当时世界上顶级马资源并大范围饲养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中国作为一个马匹原始种群并非特别出色的地区，却拥有了部分世界最好的战马资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时代拥有强大骑兵的强大帝国或是王国，一般本地的原始马匹资源已经非常优秀。例如，东罗马帝国，其控制区的马其顿北部、色雷斯平原、小亚细亚及亚美尼亚的广大地区都可以提供优良战马，小亚细亚及亚美尼亚地区的马匹是与“大宛马”同种的“尼萨马”；更东方的波斯萨珊帝国掌握着“尼萨马”种群的核心地带——中亚地区；之后在7世纪中期接替波斯帝国的阿拉伯帝国，则同时掌握着“尼萨马”种群、阿拉伯地区及北非地区的优秀马种“阿拉伯马”与“柏布马”。

在这些爆发力、负重与速度俱佳的战马的支持下，骑兵们就可以披挂较过去更重、防护力更完备的铁质铠甲，使用“槊”这种长骑矛，进行更专业的骑兵冲击作战，在长途奔袭与追击的场合，也可以保证卓越的机动性。在必要的场合下，这些优秀的战马也可以“甲骑具装”——人马均覆盖铠甲，作为具装重骑兵作战。

这时代的唐帝国，拥有出色的军事指挥官，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大量装备重型铠甲，骑乘最优秀的战马。不仅如此，当时大量的马匹不仅保证了骑兵的供应，而且使得大量唐军步兵也能骑乘军马，提高了机动性，与唐军骑兵一起组成远征军长途奔袭，使得唐帝国的“长臂”威力在多次对西域的战事中有所体现。当时唐朝在西域的扩展使王朝的军事成果得到了一种良性循环——成功的扩张使唐朝在西域拥有更多的资源、视野与贸易联系，反过来，成功大量引入军事核心资源（诸如各种西域的良马）又使得唐朝在西域的扩展更为成功。

与一些军事爱好者的想象不同，成功的“长途奔袭”往往并非依靠“轻装”来完成，而是以“多马”为基础。根据对13世纪蒙古西征军的复原，其庞大的骑兵中有40%的重骑兵，且其重骑兵装甲防护超过同期西欧的骑士 ，但这并不妨碍蒙古人做了人类历史上最远距离的骑兵奔袭，归根结底是因为蒙古军队拥有庞大的马匹数量。大部分蒙古骑兵拥有3—5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的后面，在行军过程中，甚至在战斗进行时都可以随时更换。换马是按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率的方式，只要行军线路中具备草场，就能保证蒙古军队无与伦比的战略机动性。

7—8世纪的唐军备用马匹数量虽然略逊色于13世纪的蒙古军，但根据《太白阴经》记载，“马料，一人二匹，一军二万五千匹。朔方、河西，一人二匹。范阳、河东、陇右、安西、北庭，则二人三匹”。说明唐军大量骑兵拥有备用马匹，且这里也计算了乘马的步兵，因此骑兵的平均备用马匹数量应超过这个数字。数量庞大的马匹才是唐军能长途奔袭的核心，而非“轻装”。实际上，即使是完全不披甲的“轻骑兵”，在没有备用马匹的情况下，一样无法骑乘疲惫的马匹进行距离过远的奔驰。而且，“轻装骑兵”相对应的任务往往是侦查、骚扰、追击，因为他们缺乏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铠甲力量。如不能为攻击部队提供足够的防御力，军队就无法完成硬碰硬的作战任务，那么再“轻装”对于奔袭也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