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制度

府兵制度虽是源自北魏，却成为前期唐朝军事制度的代名词，因为该军事制度在唐初发展得最为兴盛。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考虑到已有大量资料对唐朝府兵制度的详细构成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府兵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同期西方的东罗马帝国刚开始实行的“军区制”，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制度都极大地强化了同期两大帝国的军队，特别是骑兵的实力。府兵制度不仅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还保障了农业经济建设。同时，府兵“行军道”的管理方式使统兵大将也不易形成小的集团，有利于整个军事机构的稳定。

加之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就是非常优秀的军事统帅，对于战争指挥、军事建设非常专业而精通，也在之前的战争中积累了很高的军事威望。而跟随他在隋末唐初征战的将士，也往往个人能力超群且征战经验丰富，同时拥有较高的凝聚力，往往各高级将领密切协同配合，集中力量取得一个战场的完全胜利。这种非常积极的军事文化也不断给予渴望军功的战士以向上流动的空间，因此这个阶段，唐军府兵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是可以保障的，战斗力是卓越与富有主动性的。

贞观年间，这些战时出征、农忙时务农、和平时训练的府兵的定期教习非常严格。李世民曾亲率京师诸卫教习骑射，优者奖励，赐以弓刀绢帛，将帅也记功嘉奖；教习不精者，所属州府折冲都尉要受到惩罚，因此将士莫不发奋努力。经过多军训练、校阅，唐初的府兵训练有素、军容整齐，也保证了骑兵人员的作战素质。因此，在唐初，特别是贞观年间在西域的扩展与征战中，唐军几乎不断取得胜利。

任何军事制度都不可能长盛不衰，府兵制度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衰落。府兵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一旦均田制难以执行或者被严重破坏，府兵制度就会走向破败。

唐帝国早期，由于隋末各路军阀互相征战，出现了大量的荒田，所以对府兵的授田，当时是可以保证的，这样也保证了这些“平时耕种，战时出征”的战士们的经济基础。这样，即使府兵的武器、装备、资粮一概自备，仍能保证他们的积极性，且当时府兵的社会地位也是受人尊重的。

到了高宗统治后期及武则天统治时代，由于国家整体稳定，人口迅速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兼并不断加剧，朝廷贵族官僚、城乡豪绅富商们纷纷凭借其权势财力兼并土地，均田农民是他们兼并的主要对象，导致均田农户日益贫困，逃户日益增多。当破产农民达到一定规模而纷纷成为“佃户”的时候，均田制就被破坏了。这些往日的府兵，既没有财力供应自己的军事装备，也丧失了参军的积极性，同时，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顺势下降。

然而这个时期唐朝的西域边界军事压力较过去增大。在击败了东突厥、西突厥、吐谷浑、薛延陀这些游牧民族，又攻灭了高昌、龟兹国之后，唐朝开始与当时较为强大的吐蕃帝国发生越来越多的直接接触，而后者也一改太宗时期的友邦状态而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高宗及武则天时期，双方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吐蕃帝国拥有强大而装备良好的军队，社会结构为游牧与农耕结合，较为稳定，而且掌握着令唐军较难适应的广大高原地区。同时由于当时吏治的败坏，朝廷内部的动荡及府兵的衰落，唐帝国不能像过去唐初期那样迅速解决边界战争问题（“出征多不逾时，远不经岁，而能克捷”），而是与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因此，唐军在青海、甘肃就必须长期驻扎大量军队，府兵的“平时耕种，战时出征”的时间节奏就会被完全打乱，他们常因边防局势紧张而不能按时番替。而在武则天统治时代，唐军在与吐蕃交战时较容易遭到失败，唐与当时兴起的后突厥以及与契丹的战争也出现了不利的局面，人力、物力消耗较唐初更大。而由于府兵为世兵，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难以得到补充。

因此，在唐中期，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就成了必然。实际上唐早期也会募兵，但多作为主要形式府兵制的一种补充和临时性行为，诸如唐代名将薛仁贵就是由于“募兵”而加入军队的。除了这种正式的募兵，也有像武则天时代短时间临时招募的“团结兵”作为对地方防御力量的补充。到了唐玄宗时代，则“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二》） 。基本由募兵制度代替了曾经兴盛的府兵制度，“兵农之分”意味着职业化军队代替了农兵。

募兵制的特点之一自然是士兵由国家供给衣粮，同时要求招募对象本身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如“善射、善泳、善骑”等等。有的时候为了保证兵员质量，也要进行选拔。当然，也有非常紧急、“饥不择食”的时候。募兵从理论上讲是“自愿投军”，当然实际操作上强制现象还是存在的。而募兵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士兵不再劳作，也不再进行更替，成为终身的职业化士兵（当然临时征募的“团结兵”不在此列），长期固定由某些将帅统领。

唐玄宗时代募集的中央军，开始被称为“彍骑”，且废弛得非常迅速，“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 （《新唐书·志第四十》） 。原来招募的彍骑士兵由于待遇太差而日益流散，于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年），玄宗大量招募首都的闲散人员加入军队，他们根本不受军事约束，也很少参加军事训练，这直接导致了唐中央军作战素质的直线下滑，如果碰上战事，自然一触即溃。因此藩镇“节度使”的职业化军队成为唐中期对外作战的核心力量。由于长期征战，节度使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不仅掌握着最富作战经验的唐军本土军队，而且各边境少数民族军队往往也接受他们的调遣与指挥。

从积极的角度说，这些职业化士兵适应了中唐时期战线变广、战争周期变长的客观状况，而在一些优秀将领的统领下，也逐步扭转了对吐蕃、对契丹作战的不利局面，各个统兵节度使又使唐朝的影响和疆域在西域有了新的扩展。但从隐患角度来说，地方节度使和麾下将士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并且由于长期对外征战，其军事经验和战技能力远超唐中央军，“节度使”军队越来越成为唐朝对外战争的支柱力量，唐初以来府兵制“内重外轻”的模式也完全被打破，这也为未来的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在中唐时期，皇帝的直属职业化军队——禁卫军也开始崛起。唐太宗时期的“百骑”逐步发展为“千骑”，之后在唐中宗时代发展成为“万骑”（注意这里的“骑”并非特指骑兵），而“万骑”到了唐玄宗时代成为左、右龙武军。除此以外，唐太宗时代的左、右屯营被称为“飞骑”，在唐高宗时代发展成为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构成了唐朝中前期禁军的主要力量。在朝廷内部政权更替等场合，禁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除了卫戍首都安全外，也经常参与对外战争，因此仍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例如，开元二年（714年）十月，唐玄宗亲率大军征讨吐蕃，“诸色蕃兵二万人，京兆府兵一万人，飞骑二万人，万骑五万一千人，其马四万匹”。其中“飞骑”“万骑”都是唐禁军，而在这次大规模反击中，玄宗麾下薛仁贵之子薛讷率领唐军，于武街对吐蕃入侵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禁军相对于数量庞大的藩镇军队，仍显得人数有限，不可能单独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

过去的史料偏重于叙述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度代替府兵制度、藩镇逐步做大的负面影响，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土地兼并在古典农业社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募兵制度在唐中期府兵制度已经破败的时期，也几乎是必须的选择。募兵制度造就的节度使军队，虽然成了之后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的隐患，但同时也扭转了唐高宗后期至武则天时代对外战事上的节节失利。各个节度使统领职业化军队各种成功地对外征战，使得唐朝对西域的扩展达到了顶峰，文化与经济上也出现了“开元盛世”的鼎盛局面。

实际上这种两面性一直就同时存在，并且在世界史上也不是孤立的，几乎形成了规律。罗马共和国成功扩张时期，也如唐朝一样依靠的是与唐朝农兵性质相似的“义务兵”。而到了共和国中后期，在罗马担任骑兵的贵族由于罗马扩张带来的财富积累，多数开始经营地产和商业，已经不太愿意再为共和国服骑兵役了。至于罗马军团的核心——步兵方面，大量的战争导致罗马自耕农破产，债务危机和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原有罗马军团的主要构成——义务兵成分被很大程度地破坏，极大地影响了罗马步兵军团的战斗力。不仅如此，这个时代罗马的贵族政治同样逐渐走入腐败。这一切都降低了罗马共和国军团的战斗力与军人的积极性，导致在公元前113年抵御日耳曼辛布里人入侵的战争中，曾经无敌于天下的罗马军团以伤亡8—12万人的代价，惨败于装备、战术都较为原始的辛布里人，进而引发了巨大的危机。这当然并非辛布里人拥有远超罗马过去的对手——迦太基人、希腊继业者王国的战术与战力，而是曾经让罗马共和国百年强大的“义务兵役制”不再适合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需求。

和唐朝非常相似，罗马著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马略改革了兵役制度，将罗马的自耕农义务兵军队制度改为职业化军队制度，这个军事制度还未完全建设完成，马略手中那些职业化军队就将辛布里人打回了原型——通过两场决战，罗马军几乎全歼了辛布里入侵者。但也和唐中期负面状态的发展情况异曲同工——军事领导者常常带领有着较为固定的番号、与自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职业军队，两者形成了紧密关系。军队与将领逐步挣脱出元老院的束缚，形成了苏拉、恺撒、庞培这样的军事寡头，而最终胜利者屋大维将罗马共和国转变为帝国。在经历了一整段罗马帝国的2世纪黄金时代（也非常相似地对应唐王朝的开元盛世），发展至3世纪，军人的势力愈发膨胀，出现内战不止的“3世纪危机时代”。因此从宏观上说，这仍拥有较为普遍的规律性。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军事制度，由于建立在不同客观环境基础上，具体执行的方式不同，执行起来也很可能千差万别，绝不可同一而论。比如唐同时期的东罗马帝国，之后其以农兵为基础的“军区制”兴盛了数百年，并未像唐帝国的府兵制度经过一百年左右时间就发生崩溃，也有其特定的原因。

因为就广大的领土来说，东罗马帝国的人口长期较少，较难出现唐中期人口激增、土地迅速兼并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时，东罗马帝国面临的敌对势力较唐帝国更为广阔，加上东地中海的地缘，让罗马人总是倾向于掌握一支精锐的、能够约束制衡地方军区农兵的“皇家近卫军”。这支军队不但装备精良、数量庞大，且经常在各地与地方军区部队配合作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未像唐帝国的中央军在玄宗后期出现完全不能与藩镇军队对抗的局面。但即便如此，到了东罗马马其顿王朝的黄金时代，依然出现了地方军区，特别是大军区在长期作战中越来越专业、装备越来越精良而逐步让中央军感到压力（尽管中央军仍是最精锐的）的状态。因此，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备着相似的两面性，并且是难以长期有效控制与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