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匹与马铠

从帝国战马资源来说，隋朝的优良马种可追述至南北朝时期那些鲜卑北魏从东北亚带来的优良战马，但不可忽视的是，隋帝国的本土马匹并没有改良育种记录，因此这些优良战马经过长时间的中原化繁衍，其数量应该是有限的。唐帝国前中期则成功育种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战马大种“尼萨马”，并将其“官马”化。实际上，这给予了唐军骑兵顺利披挂更重铠甲作战的充分条件。因此，一名“马匹不披马铠”的唐军重骑兵，其人员防护力超过隋帝国“人马俱甲”的重骑兵，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谈及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重骑兵的定位问题。中国很多原始史料经常将人马俱甲、甲骑具装的骑兵称作“甲骑”（常见于汉代之后，因为汉代对皮甲才称为“甲”），同时一部分中国古典记录往往由于记录者本人对军事装备并不是特别了解及重视，经常用“铁骑”“劲骑”“骁骑”“精骑”模糊描述精锐骑兵，但是否为具装骑兵并不能完全确定。事实上，“铁骑”“铁马”也常用来形容披挂铁甲的战马，而“劲骑”“骁骑”“精骑”也不确定是否为具装骑兵。国内现代一些历史资料就根据这些古称，将“甲骑”作为重骑兵，其余就统统归为轻骑兵。同时，根据史料，马匹不披铠的唐朝骑兵在史料中出现的次数更多，容易出现“重骑兵在唐朝开始衰落，轻骑兵逐步代替了重骑兵”诸如此类的一些观点。这对于军事装备研究而言是不太严谨的。

在当今较为普及的定义中，拥有突击力量、有较强的近战装备、相较于同时代良好的防护以及强壮的马匹，是重骑兵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并非以是否使用马铠来定义。唐朝同时代的法兰克重骑兵——墨洛温王朝或加洛林王朝骑兵，大部分仍马匹不披铠甲，这个习惯甚至一直保持到神圣罗马帝国的14世纪。即使是与唐帝国同时代的以“重型具装骑兵”闻名的波斯萨珊重骑兵或者东罗马帝国重骑兵，也并非在每一场战斗中都披挂马铠。

再引用一些既普遍又极端的例子：15世纪前半期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两国骑士，以及奥地利、德国等西欧、中欧的骑士，已经开始使用防护力超卓的早期板甲或是全身板甲——诸如著名的米兰式板甲及哥特式板甲。这些板甲已经将骑士武装到了牙齿，防护力远超曾经使用的重型札甲、鳞甲或锁甲，他们同时也携带专业的骑枪，以骑矛冲击作为最重要的作战手段，但依然有非常多数量的板甲骑士的马匹并没有保护，而将他们列为“轻骑兵”是非常滑稽的。

另一个普遍案例就是，一些防护力并不特别出色、整体重量并不重，甚至可以快速长途奔袭的重骑兵，却采用了“人马俱甲”的配置。比如唐帝国同时代的阿拉伯帝国重骑兵，他们中的阿拉伯本土骑兵的人员防御，从记载看，低于身穿重札甲的唐骑兵，甚至可以算是中装骑兵，仅“穿着锁子甲，戴着头巾，拥有臂甲”。阿拉伯重骑兵的马铠虽然“全具装”，确实是全身保护，却是以一些较轻的简易材料制成的。这种马铠不能为阿拉伯本土具装骑兵在冲阵或肉搏中提供有效的保护，却可以有效防御大部分弓箭。因为阿拉伯帝国向东部征服的过程中遇到了新对手——突厥人，后者以高速骑兵及骑射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在两者的战斗中，简易轻型马铠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当突厥轻弓骑兵使用“帕提亚”战术（国际上对“回马箭”战术的称谓）对阿拉伯重骑兵进行射击时，这种轻型马铠可以保护阿拉伯骑兵不会因坐骑中箭而丧失战斗力，并能让阿拉伯骑兵追上突厥弓骑兵。而在近战搏杀中，突厥骑兵完全不是阿拉伯骑兵的对手。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人员铠甲，还是马匹铠甲，其式样、重量与用途都是千差万别的。一款简易材料制成的“全身马铠”，与全身金属马铠相比，其重量可谓天壤之别。而即使用同一材料制作，诸如皮甲马铠，其厚度、保护面积、制作与披挂方式的不同都能造就出性能、用途完全不一样的马铠。因此，一名“全具装骑兵”，其整体防护远低于一名“马匹不披甲”的重骑兵，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规模庞大的“甲骑具装”也可能仅披挂简易材料（诸如毛毡）制成的轻型马铠。而一支“快速突袭”的重骑兵也可能人员都穿戴防护力超卓的铠甲，只是马匹没有披甲。实际上，无论是马铠，还是人员铠甲，都只是骑兵保护的一个环节，反映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程度、不同风格的武装冲突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而已。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军事技术大发展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北魏开始定居之后，不仅南朝，甚至过去以骑兵为核心的北朝，都建立了可以形成坚固阵形、依仗大型椭圆形或者长方形盾牌、身披重甲的重步兵队伍。南朝的重步兵更是非常普遍，几乎是军队的核心。因此双方的“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具装铁骑需求就更高了，南北双方均建立了以具装重骑兵为核心的骑兵队伍。至隋朝时期，也延续了这一状态——“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置一纛。十队为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缨拂，建六驳旗……”根据《隋书》的记载，全军庞大的骑兵队伍已经达到了“一半铁甲具装”“一半皮甲具装”的全具装状态。当然，这种马铠披挂方案包含有隋炀帝个人的、一个并非妥善而安全的作战方案。尽管如此，即使是隋朝那些合格的帝王和将领，诸如隋文帝或者名将杨素，无论是在征服南朝的战争中，还是在远征辽东的战争中，都仍以具装骑兵为核心，只是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骑兵都披挂马铠。面对当时新兴起的、取代柔然人与隋帝国对抗的突厥帝国时，隋军由于以防御为主，仍以具装骑兵为核心。

隋末唐初统一战争时期，双方仍存在较多“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场合。诸如著名的虎牢关之战，李世民亲率1000名精锐的“玄甲军骑兵”发动猛烈的冲锋，直接贯穿了整个窦建德大军的军阵，而胜利之后，“太宗亲披黄金甲，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也说明当时他的作战部队中是有大量马铠存在的。

但统一后的唐帝国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唐帝国在西域、漠北、东北部都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展。同样是对抗突厥帝国，唐朝在大部分时期处于攻势。作为中国的第二个征服者时代，与南北朝时期双方都必须对抗敌方坚定的步兵阵形不同，扩展战争中的唐军较少碰上“披坚执锐冲坚阵”的场合。唐朝在西方与北方主要的对手，诸如西突厥、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铁勒、契丹等，均为使用高速骑兵、拥有较大战略纵深的草原游牧民族。就他们的战术体系来说，最可怕的不是他们的进攻，而是他们的防御。他们并不防御某些战略要点，整个庞大、无法企及边界的草原都是他们的防御纵深，而且他们的一切都是可以带走的，追击他们的敌人若以步兵与骑兵组成合成军队，则无法通过劫掠他们的营地来获得任何补给。而往往追击者补给吃紧或者疲惫之日，就是草原骑兵们反击之时。因此，在进攻这些草原地区的时候，并不适合使用人马俱甲状态的唐军重骑兵，也不适合使用大量步兵结阵作战。最佳的选择，就是唐军重骑兵放弃马铠，保证优越的机动性，与轻骑兵一同高速奔袭或者长途追击。因此，在西域中部或北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唐军以人披重铠、马不披甲的“精锐骑兵”为核心在执行这些作战任务。这一点，下文还要多次详细提到。

唐朝西部的吐蕃帝国作为唐朝的一个宿敌，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军也较为重装。吐蕃具装骑兵“兵器有弓、刀、楯、槊、甲、胄。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 （《通典·卷一百九十》） 。但如此重装仍对作战效能影响较小，很可能只属于熟悉高原地理气候的本地人与马匹。因为习惯于普通草原或平原上驰骋的唐军战马往往因高原反应影响作战效能，坐骑身披重甲则更困难。但由于吐蕃帝国并非仅控制高原地带，唐军与吐蕃军队长期以来也处于打打停停的相持状态，因此，唐军在一些地区也会使用具装重骑兵对吐蕃作战。较为明确的记录出现在《唐全文》中，唐前中期玄宗时代与吐蕃的一次交战就是这种情况。这场战例也反映了当时各种不同装备的唐军骑兵在作战中的细致配合方式，非常有价值，之后我们还会详细叙述这个战例。

这样，统一后唐军各方面的战场，仅有辽东部分地区可以较为广泛地展示具装铁骑的威力。实际上，在适合具装骑兵发挥的地形与场合，唐朝骑兵就立刻呈现出与隋朝远征辽东时相似的装备结构。当然，唐太宗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不会如隋炀帝般给所有骑兵胡乱披上马铠，而完全是根据需要。“帝（唐太宗）亲率甲骑万余与李勣会。围其城。俄而南风甚劲，命纵火焚其西南楼，延烧城中，屋宇皆尽。战士登城，贼乃大溃，烧死者万余人，俘其胜兵万余口。” （《旧唐书·卷二百一十一》） 这段记录正展示了这位曾经在虎牢关取胜的统军帝王在贞观十九年（645年）率大军于辽东作战时使用大量具装骑兵的情形。在不需要长途奔袭、追击且地形合适的场合，唐军的大批具装骑兵就出现了。在围城作战时，考虑到要保护攻城器械、攻城步兵，具装骑兵确实比一般重骑兵更适合。因在短距离作战时，具装骑兵并不比一般重骑兵更缓慢，且拥有更强的防御，特别是对箭矢的防御更强，这对于对抗战场上拥有城垛远程火力的守方更有效，特别是在防止守方突袭或突围的时候，这已经在很多世界军事史的战例中得到了体现。

唐帝国的马铠相比南北朝或者隋时期的样式来说，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南北朝时期“一体式”与“组合式”马铠并存的状态，在唐朝逐渐变得以“组合式”马铠为主，“一体式”则逐步消失，变得更加“本土化”。所谓“一体式”马铠，往往就连马面甲也非独立的，从披挂上说，可以由一名随从或后勤人员以较快的速度以近似穿大衣的方式给战马连头带全身穿戴完毕，帕提亚王国或萨珊帝国常采用这种方式披挂鳞甲或札甲式的马铠。而“组合式”马铠是由5片单独的部分构成，分别保护马头、颈部、肩部至胸部、腰部两侧以及臀部，也就是“面帘”“鸡颈”“当胸”“马身甲”与“搭后”，马臀部的护甲上还附着长羽毛作为装饰，称为“寄生”。当然，以上只是说明一种普遍意义的“组合式”马铠，并非固定为5片马甲。

一些与唐同时代的王国，诸如萨珊帝国或是东罗马帝国，为了保证具装骑兵的战斗力，骑兵不会在整个行军与战斗过程中始终端坐在披挂全套马铠的战马身上，避免让坐骑在真正需要强力冲锋的场合精疲力竭。因此需要备用战马，往往是一匹战马披挂铠甲，另一匹备用马则不披，行军时为节省具装战马体力，骑兵往往骑乘在备用马匹上。当然备用马也可能是其他的骑乘工具，例如在沙漠中骑乘骆驼来代替备用马。根据记载，两大帝国的人力资源并不充足，甚至为争夺兵源地（诸如亚美尼亚）常发生战争。那么在随从或者后勤人员过少，甚至是没有随从的情况下，“组合式”马铠相对而言是不太实用的，难以应对突发性战斗，战斗准备时间也过长。因此在同时具备马匹资源丰富与人力资源缺乏这两个条件时，两大帝国的具装骑兵大都采用了较为“一体式”的马铠。

如果拥有较多随从或后勤人员，“组合式”马铠的安装或脱卸会更快。根据《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的记载，标准的2万人作战部队，辎重军6000人、骑兵4000人、作战步兵1万人。这样来看，唐军后勤人员的数量是较为充足的，可以很好地满足这种安装方式。统一后的唐帝国人力资源显然是超越南北朝时期的，这很可能也是当时在中国地区“一体式”马铠逐步被“组合式”马铠取代的原因。而根据《旧唐书》对显庆元年（656年）唐军征伐西突厥的记载，唐军在战斗中为骑兵临时披挂马铠（“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即唐军在需要使用马铠或条件允许时，才从辎重队将马铠取出披挂在那些“有具装能力”的战马身上，且使用的马铠多为几件套的“组合式”。

出土于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的甲骑具装俑，可以反映当时唐帝国“组合式”具装马铠的状态。这尊彩绘贴金俑通高350毫米、通长315毫米；马面帘贴金色；鸡颈、当胸和马身甲连缀在一起，刻出一排排细密的长方形甲片，整个下缘都包有朱红色的宽边，上面饰有彩色的花纹；搭后也刻出细密的甲片和包有朱红的宽边，束尾；在鞍后马匹臀部，有原插寄生的小孔。这与南北朝时期的“组合式”马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一些军事爱好者对古代骑兵也存在某些误解，会将其物化为现代战争中的“重型坦克”或“轻型坦克”，但这两者是不可以转化的。“重”向“轻”的单方面转化在骑兵史上倒是常发生的。根据11世纪初拜占庭军事手册记载，10—11世纪以高度重装闻名的拜占庭超重装骑兵，当将具装战马更换为快速战马的时候，甚至可以进行迅捷的“劫掠作战”。更不用说7—8世纪的并没有那么沉重的唐军重骑兵。因此，在辽东战场上展现“甲骑万余”壮观场面的唐军具装骑兵，卸下马铠，就成了在西域“快速突击骑兵集群”，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反过来，因为地区资源有限，“不具备重装能力”的骑兵想转化为“重装”，很可能必须依靠战功提升地位，依靠掠夺或缴获来增加财富。轻装骑兵不仅要获得重型铠甲，得到重装冲击训练，还必须拥有“可负担重甲并能保持正常战斗能力”的优良坐骑，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因此，在17世纪之前，轻骑兵向重骑兵转变实为一种财富与地位积累之后的“进化”。实际上，这种进化在整个世界史范围都是常见形态，即成功的军事扩张导致整体上贫穷战士向富有战士转变，诸如13世纪的蒙古军队，也是随着不断的征伐成功，才越来越重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