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前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清王朝同治帝载淳因沾染恶疾去世，由于其生前没有子嗣，慈禧太后等进行会商讨论，从皇族近支中挑选了醇亲王奕譞年仅3岁的幼子载湉入继大统，从农历新年开始改用全新的光绪年号，清王朝的历史进入了崭新的光绪朝时代。

从同治朝初年开始，中国国内的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运动相继被清王朝镇压扑灭，而清王朝对外与英、法、俄等国也相继修好，大体上归于和睦，之前在道光、咸丰朝时期出现的那种内忧外患不绝的景象终于渐渐消散，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同治、光绪朝交替之际显现出了一派天下承平的面貌，时人称为“同光中兴”。

在这一时期，中外间的交往更趋于频繁、密切。不仅主要的西方国家都向中国遣使、设立使领馆，清王朝也在1876年派出了第一位驻外特命全权公使，即出使英、法两国的郭嵩焘，且在英国首都伦敦设立了中国第一座海外公使馆。此后，驻美国、西班牙公使陈兰彬；驻德国、奥匈、荷兰公使刘锡鸿，驻日本公使何如璋等陆续被派出，中外国家间的互相交往活动成为常态，清王朝终于磕磕绊绊地登上了世界舞台。 还是在这一个时期，因为受到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事件的强烈刺激，清王朝决心励精图治、巩固海防，下令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与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分别筹建南、北洋海军，中国频繁向西方购买军舰、枪炮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活动由此开启，随之大量的洋人被雇佣到中国，充当教习、顾问、工程师等职，成了清王朝海防线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创制于1863年的宝星，在这一时期的运用实践变得日益频繁，大量和中国发生交往而著有功绩的外国人获得了中国的宝星奖赐，造型特异的中国勋章开始引起越来越多西方人的注意。

此时的宝星制度，大致保持着1863年崇厚在直隶创制的模式，宝星仍然是黄金制成，分为头、二、三共三个等级。到了1879年时，直隶地区偶然发生了一桩宝星颁发活动中的歧误事件，使得清王朝的一些官员开始正视宝星制度是否需要进一步改进这个问题。

太平天国战争时代曾在江苏办理过宝星事务的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随后又受命筹建北洋海军。1876年的4月，克虏伯公司帮助北洋海防雇佣的德国炮术军官李劢协服务期满，其在职期间“尽心教练，著有成劳”，李鸿章感到非常满意，上奏请奖二等宝星，“以示优异”。当时，北洋的新式海、陆军建设刚刚起步，苦于缺乏专业人才，李鸿章于是又决定趁着李劢协回德国的机会，从北洋的淮军中挑选出了卞长胜等七名年轻力壮的军官，委托李劢协帮助顺道带往德国去留学陆军、海军技术。当年4月15日，李劢协带领七名中国军官一同乘船离开了洋务之城天津，漂洋过海，远赴德意志，这批军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外派军事留学生。

卞长胜等七人到达德国之后，经德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巴兰德（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的弟弟巴兰德提督帮助联络协调，德国国防部给予了专门的教学、实习安排，其中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等四人进入德国斯邦道的陆军部队随营实习，“第一年先习练手足及演枪各法，兼习德语；第二年随看林操所演迎敌、设伏及绘地图、排演各法；第三年习演带排随同林操，兼习文书”。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等三人则先是在斯邦道陆军部队进行短期学习，而后派入德国博洪炮厂学习枪炮制造，后来又派到了基尔军港，登上德国海军的舰船实习海军技术。这一期间，德方对七名中国留学生照料有加，“视同子弟”，不仅在教学工作上做了精心安排，甚至对于这些中国留学生的个人生活也关护备至，在每年的岁末还会将这些中国留学生带到德国的高层社交场合历练，“每岁由该军总统带赴王宫宴会” ，可谓无微不至。

关于德方热情接待和尽心教导中国留学生的情形，时任中国驻德公使刘锡鸿曾向李鸿章进行过通报，李鸿章深受其感，先是在1877年11月9日上奏，首先为在斯邦道军营教导中国留学生出力的德国军官德罗他请奖，获准授予其一面二等金宝星。 此后，1879年的9月16日，因为帮助安排、照料中国留学生的德国提督巴兰德表示对中国的宝星极为羡慕、渴求，李鸿章闻知后专门上奏获准，也授予其一面二等金宝星。

到了这一年的12月2日，李鸿章又根据在欧洲的留学生华监督李凤苞的函请，因为在斯邦道陆军部队中留学的中国军官学成归国，奏请给予该部队教导中国留学生出力的德国军官以奖励，具体的安排是对步兵第一营三等提督官波兰撒尔奖励二等金宝星一面，对第四营头等总兵官萨呢则、第四营一连二等总兵官哈克威各奖励三等金宝星一面。

然而就是在这一次奖励方案上奏清廷获准之后，李鸿章却接到了德国方面要求调整奖励方案的意见。

由于是给不在中国的外国人授勋，当时颁发给这些德国军官的宝星，都是由李鸿章责成天津相关部门制办妥当后，直接送交给德国驻天津领事馆，由领事馆自行寄发回国发放。当后一次奖励给三名德国军官的宝星送至德国领事馆后，德国领事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此次授勋的安排有欠妥当。

问题的源头首先埋藏在1877年奖励德罗他的安排上。当时，李鸿章因德国军官德罗他教导有功，奏请奖励的是一面二等宝星，此事早已经通过德国驻天津领事馆转递发放完毕。李鸿章没有特别注意的是，德罗他在德国的军衔是“四等总兵”，大约相当于是现代的低阶尉官一类。而1879年时预备授勋的提督官波兰撒尔、头等总兵官萨呢则、二等总兵官哈克威三人，和德罗他都是在同一支德军部队任职的同僚，且这三名军官的军衔、职务都在德罗他之上，萨呢则、哈克威甚至于还是德罗他的顶头上司，但拟定给予萨呢则、哈克威的宝星只是三等，低于此前德罗他所获得的二等宝星。鉴于各人的获奖的缘故其实基本相同，倘若真的按此颁奖，下属所获的勋章等级高于上级，似乎会引起某些不必要的纷扰，“品级既高于德罗他，又为德罗他之上司，所得奖励未便次于属员”。德国驻津领事官建议李鸿章，起码也应该把萨呢则、哈克威的奖励从三等宝星调成和德罗他相同的二等宝星。至于提督官波兰撒尔，更是属于这支德国部队的部队长，官位较诸人都高，如果其属下的奖励都改成了二等宝星的话，显然就不适宜再颁发给其二等宝星，德国领事穆麟德建议将对其的嘉奖改为颁发头等宝星。

经过如此的一番解释、周折，李鸿章最终决定完全按照德国领事馆的建议来修改奖励方案，重新上奏汇报申请，改订颁奖等级，新制作了一枚头等宝星、二枚二等宝星发给这些德国军官，同时将之前已经送到德国领事馆去的宝星换回来“另存”。在这一事件中，李鸿章对宝星制度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受，即“西洋最重宝星，向分等级甚繁”，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宝星等级划分不甚严密。

以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国的宝星仅有一个种类三个等级，对比西方国家的勋章，的确显得太过粗枝大叶。而且，中国的各等级宝星并没有严格的授予条件规定，在没有一定之规的情况下，遇到洋人有立功情节，究竟应当授予其几等宝星，大多由进行申报的地方大员自行拍板拟定，显得十分随意。在具体的办理实例中，又明显以头等宝星颁发得较多，受到赠送顺水人情的传统思维的推波助澜，只要是和地方大员关系较熟稔，即使是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功绩，往往也会得到头等宝星的赏赐，这显然不利于突显中国宝星的奖功意义，甚至会使宝星的“含金量”降低，使清王朝的国家形象受到贬损。

因为给德国军官颁发宝星时考虑不周密，从而引生出换发宝星的小波折，李鸿章虽然感觉到了宝星制度存在欠缺，但没有对这一问题继续深究。直到一年多之后，另一位清政府官员对宝星制度的不周产生了类似感受，而且萌生出了要对其实施改革的强烈兴趣，清王朝的宝星制度才终于迎来极为重要的变革，这位官员就是李鸿章的老师、清末中兴功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LAy5dmmg74w/Tc8kYfKQLPFC2PPPkcxds8Re8s7wgsDPNZ4fe5YMUTW0MKneScm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