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船政的勋奖实践

到了宝星自直隶问世后的第十个年头，即1873年，福建又发生了一件对宝星历史研究至关重要的事件。

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左宗棠为了获取中国海防近代化急需的蒸汽动力舰船，经奏请清廷获准，在福建马尾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船政。船政创办开始，采取的是中外技术合作的模式，由曾任常捷军统领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技术总承包人，订立技术合作协议，帮助从欧洲组织西方技术团队来华，并采买一应的机器设备和图纸资料，在福州马尾开设机器厂、船厂、教育机构等，建造舰船、教导中国人员。

根据中外技术合作订立时所做的约定，西方技术团队应该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74年2月16日）之前，完成有关工厂建设、军舰建造、人员培训等一揽子工作目标，如果届期完成，经中方考核合格后，将给予重奖。

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日意格等率领的西方技术团队竭心尽力，在1873年11月即基本完成了各项考核指标，诸如建成15艘蒸汽动力军舰，培训、辅导中方人员自己管理运营整个工厂和船厂的工作，培训中方人员自行设计建造和驾驶军舰等等。

经详细考察后，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当年的12月7日和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联衔上奏，如约为整个外国技术团队请奖。其中除了总计近15万两银的高额奖金外，沈葆桢等还在奏折里提起了宝星、金牌、银牌等奖励形式，并开列了相关人员的拟奖名单向清政府上报。

船政洋员洋匠所获勋奖章情况 ：

式包括了一等宝星、二等宝星、金牌、银牌等四种，共涉及一等宝星7枚、二等宝星6枚，金牌15枚、银牌25枚。在同一次奖励活动中，所要颁发的勋奖章等第、数量之多，形式之广泛，在当时可谓史无前例。

按照当时沈葆桢在测算费用时的说明，其中的一等金宝星和二等金宝星的重量一致，都是采取黄金制作，重一两二钱八分八厘三毫，每颗宝星以及配套的装饰盒等造价共为二十五两九钱三分八厘二毫银。金牌每面的重量则超过金宝星，重达二两三钱九分六厘，造价也高于金宝星，达到了四十四两九钱九分七厘银之多。银牌的重量为四两三钱，造价八两三分三厘银。

从船政当时的方案看，金宝星的重量、等级划分，以及金、银牌的重量等，都和1863年崇厚拟定的先例不太一样，与后来江南、浙江、福建等地颁发的此类勋奖章的情况也有区别，是否在此前曾经发生过某种制度变更，尚不得而知，令人费解。

不仅如此，船政1874年颁发的宝星、金牌、银牌的形制，尤其是其中的宝星形制，现代以来因为发现了相关实物，显得非常特别。

实物即上文所提到的船政正监督日意格的雕像，在这件雕像的基座正面，以浮雕的形式赫然呈现了一个金宝星的形象。

出现在日意格雕像基座上的金宝星，造型是一面长方形的牌。牌面上带有两条飞龙纹装饰，两条龙一左一右，占据了牌面的较大空间，在两条龙纹的上方，是一个较小的带有火焰纹的龙珠图案。两条龙纹拱卫之中，似还有一列满文文字，只是因为是西方人制作的雕像，对于宝星上的这处过于细微的细节表现得较为模糊，难以辨明牌面文字的内容。

这个宝星造型与现代普遍认为是光绪七年（1881年）才出现的第一版双龙宝星中的头等宝星非常相似，倘若这就是当年日意格所获得的宝星的真实形象，这或许说明了长方形的宝星造型实际上由来已久，后来光绪七年《宝星章程》中出现的长方形高等级的宝星样式，可能就是对原有宝星样式的归纳和继承。

除宝星外，现代还出现了一种似乎和船政当时颁发的金牌、银牌有关的实物，其造型和早期的宝星极为相似，为圆形，金银牌的图案相近。金、银牌正面边缘是一圈和早期宝星完全一样的“回”形纹装饰，中央的主图是双龙戏珠，双龙分列左右，龙珠则位于双龙的中心上方，没有火焰纹。在龙珠的左右，分布了“大”“清”二字，双龙的拱卫下，则是竖排的“御赐金牌”“御赐银牌”字样。

金银牌的背面，总体布局和正面相仿。边缘一圈也是回形纹装饰，主图部分是分左右而列的两组祥云图案，在祥云图案上方，是横排分列的“福”“州”二字，祥云图案的拱卫中，则是自上而下竖排的“船政成功”字样。和早期宝星有所不同的是，这种金、银牌的上下没有用于挂饰绶带、穗绦的如意纹造型挂环。

历史上，沈葆桢将给予西方技术团队勋奖的方案上呈清廷后，很快获得了批准，随后即由船政自行筹办所用的宝星、金银牌等件，“各员匠感戴皇仁，欢声雷动”。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西方技术团队的洋员、洋匠们一个个欢天喜地，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回国时，有一位洋员却闷闷不乐。

原来船政大臣沈葆桢开列拟奖外国人名单时，竟然漏写了一位名叫日意杰的洋翻译。因为宝星、金银牌等赏赐，必须得到清廷的批准后才能发放，不能自行制造滥发，只能单独为这名洋人再专门上奏申请，而这位洋人为了亲手得到中国的宝星，竟然愿意宁可耽误行期，也要等到这枚勋章，向清王朝官员们生动地展现了外国人有多么看重勋章这种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