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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清政府地方奏请给予洋人功牌/宝星的实例变得越来越常见，宝星已经成为用于奖励洋人的重要形式。
这其中，陆续发生了诸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一制发宝星的尝试、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收到外国政府赠送的外国宝星后的处理方法等一系列与宝星相关的事务。具有标志性意味的是，1866年8月20日两广总督瑞麟上奏为处理教案有功的外国翻译官梅辉立、葛德立请奖，奏折中直接请求为两名洋人颁发勋章，而且直接使用了“宝星”一词，没有再用遮遮掩掩的“功牌”。奏上之后，旋即获准，以此为嚆矢，宝星一词开始光明正大地彻底登上了官方公文。
2.葛德立和他的妻子，葛德立后来曾任职中国海关税务司。
1.瑞麟在两广总督任上第一次将“宝星”一词光明正大地用在官方公文上。
2.授予英国人葛德立的宝星实物。（供图/Spink）
3.葛德立宝星的其他实物图样。
极为难得的是，瑞麟当时颁发给外国翻译官葛德立的那枚宝星实物，在21世纪后出现在了收藏市场，使得现代人终于能够直观地看到清王朝19世纪60年代创制的宝星的真实形象。
葛德立所获得的宝星为金质圆形牌，周围装饰有一圈“回”形纹，牌面居中镶嵌有一颗红珊瑚，沿牌面的中轴线，在宝石上方为竖排的“御赐”二字，宝石下方为竖排的“宝星”二字，上方“御赐”二字的左右则是横排的“大清”二字，下方“宝星”二字的左右是横排的“一等”字样，此外，在牌面左右还各有一组绶带纹装饰。牌面的背后，周围一圈仍是和正面一样的“回”形纹，牌面的中央仍是镶嵌的宝石，左右则没有文字，只有一左一右两条飞龙纹装饰。
4.现代收藏界出现的另一面早期二等宝星实物。
5.现代收藏界出现的早期银牌实物。
圆形金牌、双飞龙、“御赐”铭文、中央镶嵌宝石，这一连串的细节与1863年崇厚创制以来有关宝星的多种特征描述吻合，证明了这一实物所体现出的就是中国最早的金宝星的形制状态。
除牌面本身的装饰外，在圆形的金牌上下，各连缀有如意纹造型的金制挂环，由实物看，上方的挂环连接类似领绶一样的小绶带，显然是为了佩戴所用，而下方的挂环则是连结着其装饰作用的穗饰，总体上看起来非常像当时中国人挂戴在腰辑的腰牌、荷包等形式。
6.现代收藏界出现的早期二等宝星实物。
1.19世纪西方印刷品上出现的中国初期宝星形象。
饶有趣味的是，这种在圆形的金牌上方连接挂件，下方连接饰件的做法，与日意格所获得的赏功金牌的构成模式几乎完全相同，也侧面证明了左宗棠在浙江制发给日意格等洋员的金、银牌，实际上就是参考了金宝星的造型，只是没有镶嵌宝石而已。
依循着由葛德立所获宝星得到的关于早期宝星的造型特征，目前可以确认还有一些相同形制的二等宝星和疑似银牌的实物存世。
其中二等宝星也是金质，和一等的主要区别是宝星表面的铭文上出现的是“大清御赐二等宝星”字样，另外宝星表面镶嵌的宝石换成了一颗蓝色宝石。
银牌的造型和金宝星几乎一样，为银质圆牌。正面边缘装饰一圈回形纹，居中镶嵌一颗疑似砗磲或白色料器的宝石，宝石上方是“大清御赐”铭文，宝石左右则簇拥着瑞草纹样。银牌的背后，依然能看到镶嵌的宝石，宝石左右装饰的是两条飞龙纹。这处细节与1863年崇厚所拟的银牌不同，史料记载1863年所拟银牌表面装饰的应该是螭虎纹，推测可能在之后具体沿用时进行过修改。
与同时代的西方勋章相比，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这种中国最早的宝星，仍然保留着大量的传统造型元素，其形象中“功牌”的成分还较浓郁，与西式的勋章、宝星等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