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在前现代社会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直到19世纪，中国仍雄踞世界经济版图。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中国在1820年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见图1.1）。但是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快速崛起，发展一日千里，而中国则一落千丈。脆弱的经济使得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不断遭到挫败，从而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二十多个国家出让了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关税收入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并且向英国、日本和俄罗斯割让了领土。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抛头颅、洒热血，致力于使自己的祖国重获尊严、恢复强盛。但是成果不彰，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直线下滑，缩减到了只剩5％，并在这样的低点上一直徘徊到1979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其后的38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6％，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14.6％。1979年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210美元，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2016年人均GDP达到8123美元。200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2013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4年成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间，中国有6.8亿人口摆脱一天1.25美元的世界贫困线，为全球减贫做出巨大贡献。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上海则自2005年以来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以货吨计算）。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还是唯一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本讲将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为全书后面的部分回答以下五个问题打下基础：

·为何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在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为何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

·为何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

·中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真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建设，等等。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这场奇迹似的变革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改革经济结构，开放对外经贸，参与全球化。一个经济的开放程度通常由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衡量。大陆在1978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是206亿美元，比台湾少12％，其中进口占GDP的4.8％，出口占4.7％，总共占9.5％。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2％。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那时学界普遍接受发展经济学中的“自然增长率”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6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虽然曾有二十多年超过7％的增长，但是这些经验因属于特例而被称为“东亚奇迹”。1978年年底的中国拥有10亿的庞大人口数量，其中80％是农民，文盲众多。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要在20年内维持7.2％的年均增长率，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于是“翻两番”的目标在那时看来更像是一个动员的口号而非切实的目标。然而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太过保守了。正如上文所说的，在1979—2016年的38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6％，比7.2％高出2.4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虽然不大，但是从总量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32.3倍，比按“翻两番”的速度7.2％计算的14倍高出一倍还多。而且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增长率也达到了14.6％，比GDP的增长还高出5个百分点。到2016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了36855.6亿美元，在38年间完成了178倍的飞跃式增长。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超额实现。

1987年，我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学习和在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北大，当时国内正在推行以“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的方式参加“国际大循环”的战略。 我参加的第一个政策讨论是：如果我国参加国际大循环，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可能达到的比重将有多大？一般而言，小经济体的对外贸易比重可以比较高，比如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它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以超过100％，而大经济体的进出口在它的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较小。根据世界银行每年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依存度在1984年达到了23％。如果中国努力一点，有望做到更好，所以我提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有可能达到25％，这个数字在当时同样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普遍认为我在美国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不能很好地了解中国国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1978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9.5％，到1984年才达到16％，而当时美国的进出口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日本也只有23.9％，所以即使推行这个新战略也不可能达到25％的贸易依存度。现在回头再看，当时我的预测与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预测一样过于保守，因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曾经超过了60％，即使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后有所下降，近年来也维持在40％上下的水平。

除了大力拓展对外贸易，中国还不懈地积极引进外资，2014年曾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吸引国。伴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不断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这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起到的影响添加了重量级的砝码。 sgptoxVazLylR7oyoEix4zf9YKfF1kCDb3N4E5SDywGiVcTcSnML0zut4vyV8B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