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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并明确要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许多具体细节都有待勾画：如何延续40年的增长奇迹？改革应如何推进？外部的不确定性应如何应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什么先决条件，对世界其他国家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正是这个新时代的关键问题，也是这本书特别想要探讨的一些新的课题。
新时代固然新，但作为其根本特征的趋势之一早已开始，那就是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双轨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是促进稳定、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并推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为深化体制改革铺平道路的关键。
自1978年转型开始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例如放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准入以及农村改革等。但是，中国始终将稳定放在优先位置，给予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大型国有企业转型期的必要保护补贴，而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预和扭曲。
在转型开始之时，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现在许多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由“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应该取消以避免由此形成的各种扭曲。只有这样，不断深化改革，中国才能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
从多个方面来说，中国已经为未来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过去39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速度，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目前，中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一差距代表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说明中国在许多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还有巨大的后来者优势。2008年中国大陆人均GDP（用购买力平价衡量）只有美国的21％——这一比例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和1977年的韩国。所有这些经济体随后都以8％—9％的速度增长了20年。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设备产业出现以后，出现了一种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中国国内人才多，并且可以为新产品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在这些产业的研发上具有比较优势。目前全球50家最大的独角兽（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27家在中国。如果东亚经济体在不存在弯道超车机会时，仅依靠后来者优势就能实现20年8％—9％的年均增长，我国从2008年起还具有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应该不是一个过高的估计。
当然上述增长潜力的估计仅从供给的技术面来考量，能实现多少还有赖于需求面的情况，包括国内、国际的需求。国内的需求有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到位，国际的需求则取决于发达国家能否从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不落入“长期的停滞”。
有些人认为，追求GDP增长是一个危险的游戏，甚至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腐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污染等挑战正是其长期高速经济扩张所带来的苦果。但是，在1978年时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高30％，现在只有中国的20％，几十年来印度的增长一直落后于中国，如今却面临更严重的污染、收入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简言之，只要潜力允许，让发展中国家不去追求高增长并非明智之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当不计后果地盲目追求增长，上述的增长潜力只是从技术面来考量，转变为现实还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提供适当的条件。如果中国想要可持续地发挥其增长潜力，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辅以需求侧的必要措施。
在需求侧，增长可以通过出口、投资和消费支撑。当出口增长大幅下降时（从1978—2014年的平均16.5％下降到2015—2016年的负数），许多人认为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要驱动力，并认为消费比投资更加可持续。但提高消费取决于提高收入，提高收入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则要求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创新和升级，收入和消费增长也将大受影响。因此，中国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用消费取代投资，而应该集中在改善投资效率上，从而让投资支持生产率提高、就业创造和工资增长，这些才是支撑国内消费的必要条件。为此，政府需要解决供给侧失衡的问题，包括杠杆率过高和产能过剩。
与此同时，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则是党的执政基础。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致力于满足人民在环境质量、透明度、政府治理等关系到“美好生活”的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还要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已经二十多年，却仍然无法恢复强劲增长或完全摆脱通缩；欧盟似乎终于从始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衰退中走出，但复苏依然乏力，GDP年增长率只有1％—2％，失业率也居高不下；美国的表现要好一些，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预测其经济增长在2020年前无法恢复到3％。这一状态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发达国家一直没有采取艰难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政府领导人明知结构性改革是恢复长期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但却担心其对投资、就业和消费的短期影响所造成的政治反响。在低增长和高失业的时代，这些改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日本，安倍晋三首相将结构性改革列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前两支箭分别是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但五年过去了，第三支箭仍然引而不发，日本GDP年增长率也仍然在1％处徘徊。恐怕很多发达国家都会遭受类似日本的长期停滞的折磨，所有这些都容易导致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政治不稳定。在英国，2016年的退欧公投带来的是保守党在提前举行的选举中意外受挫。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胜出，震惊了全世界。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为组织联合政府而屡遭挫折……
面对增长乏力、失业高企和不平等恶化的局面，发达国家的选民自然要投票来改变现状。中国需要为这些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但决不能反应过度。最佳的办法是保持定力，深化国内的改革，提高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并采取明智的、前瞻性的、全局性的政策，从而在“两岸猿声啼不住”时，确保中国能够“轻舟已过万重山”。
目前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是中美贸易战，其走向将影响到国内国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美国贸易逆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是其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并依靠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而长期维持。中美贸易不平衡则导因于比较优势的差异和国际的产业分工。美国作为最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日本、后来的亚洲“四小龙”、现在的中国内地进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在20世纪80年代初超过其对外贸易逆差的100％，对我国的贸易逆差从1985年占其对外贸易逆差的0.3％急剧增加到现在的45％左右，同时对东亚的逆差则降为60％上下。这证明了我国不是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
特朗普发动对我国的贸易战首先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高科技产业兴起，利润向华尔街和硅谷的企业集中，导致中产阶级比重下降，以及自动化导致工人真实工资四十多年未上涨，而且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长相对停滞，在政治家的煽动下，美国民众把同期出现的全球化作为美国贸易逆差扩大、中产阶级和一般工人困境的原因，导致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兴起。同时，美国精英阶层虽知贸易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但原本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像苏联和东欧那样，在意识形态上被美国同化，在经济上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从而加大与美国的差距，没想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自己的道路，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使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危及其霸权地位，于是加入反华大合唱，并以贸易战作为遏制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手段。
美国一般民众不了解贸易是双赢，在真实工资不上涨的情况下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的产品其实是增加了福利，我国被迫做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可让美国民众了解到贸易战将使美国减少就业，降低生活水平，丧失民意支持的基础。为了选举的需要，估计特朗普不会在2018年11月中期选举，甚至在本届任期结束前达成停止贸易战的协议，以后即使能达成，也要防止特朗普出尔反尔，得寸进尺。美国的政治体制使其难以推动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和相对地位的下降是难以挽回的趋势。“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战略精英推动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的崛起，是其少有的几个选项之一。特朗普之后的美国总统也可能会再度以贸易战或其他措施遏制中国的发展，我国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对我国而言，最糟的状况是美国利用其霸权，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围堵。为避免特朗普的贸易战全面出击，我们要用好每年全世界30％的增长和市场扩张来自我国的有利条件，与其他国家分享我国发展给各国带来的双赢机会，与世界其他国家团结在一起，建立反贸易战的“统一阵线”。对美国的各种不实指控，应适时给予有力反驳，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强调在多边框架内解决贸易争端。同时要加速开放，让其他发达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的机会。其他发达国家和我国没有“修昔底德陷阱”或“争霸”的野心，我国与它们的关系重在互相尊重、互利共赢。除了落实外国企业投资负面清单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以及扩大国内自贸区的试点，也要加速推进东北亚自贸区、东盟“10+3”自贸区、中国和欧盟自贸区等的建设，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也让中国的发展成为其他发达国家增加出口、创造就业、共享繁荣的机会，并让美国企业为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在我国市场的机会而成为在美国内部反对美国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的力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国际社会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国际治理中应该发挥更大的影响。目前，中国是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将在2030年前后也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应该有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影响力与之匹配，这是顺理成章之事。
战后构建的当前国际秩序维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相对和平与稳定，但这一秩序是由建立它的西方国家所主导，自然把满足这些国家的利益放在满足其他国家利益之先，并倡导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治理理念与方针。在这一体系中，绝少有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了高收入行列。更糟糕的是，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两个从低收入跃升至高收入行列，中国大陆很可能在2025年前后成为第三个。除了西欧周边的几个发展差距原本就不大的经济体，尚未有发展中经济体按照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药方取得成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思维，这一思维要吸取亚洲“四小龙”和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成功经济体的经验：它们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若想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需要按照“进口替代”战略在国家主导下推动和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工业化。但是，推行的结果是在取得了几年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以后，经济陷入了停滞和各种危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了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它们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必须根据“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立即取消政府干预。但最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正是那些拒绝了这些药方的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优先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传统制造业，而非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我国与越南、柬埔寨则采取了渐进式的双轨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运用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理论难免遭遇“南橘北枳”的困境，而根据来自中国和其他成功的发展中转型国家经验总结的理论，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梦想更有帮助。
发展是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以发达国家的意愿和理念为主导的国际治理和发展合作格局并未帮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抓手，以形成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期望和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少数几个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都是抓住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而实现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现代化经济的转型。我国要善于利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把让劳动密集型产业“抱团出海”，从GDP变为GNP，作为发展合作的一个法宝，并以我国的发展理念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比较优势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洲国家“筑巢引凤”，抓住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摆脱贫困、实现繁荣，成为我国民族复兴和维护全球化的同盟军。
林毅夫
2018年7月于北大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