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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决定论是解释中国现代之所以落后的一种重要理论。文化决定论中的文化指的是儒家文化。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比较保守。文化决定论的提出者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出现是因为西方信奉新教，只有新教文明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因此，强调儒家文化消极影响作用的人指出中国的儒家文化不讲科学、不够先进，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都表现得比较中庸和保守。因为自然是和谐的，所以中国人只会讲“天人合一”而不去追求科技发明和科技革命。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口号就是“科学”与“民主”，针对的就是儒家文化不讲科学、注重礼教、不讲社会秩序和迷信权威的弊病，儒教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因此文化决定论者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无法摆脱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但是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如果这个原因是对的，那么中国在未来就不会有多大希望，因为中国的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深深植根于国家以及国民当中，没有再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是很难动摇的。文化不会在短期之内改变，是因为文化具有传承性。当然文化包括很多领域，像物质、社会体制以及思想观念等。从思想观念来看，并不是接受了西方文化，一个人的思想就会完全改变。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说的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基本确定了。现代研究心理学的学者在实验室里通过很多控制严谨的心理学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中国的新生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身边的父母、兄弟以及周围的人和事物当中接受了本民族当前的价值取向，那么要改变这一结果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他刚一出生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欧美国家去，让他从小就接受西方的教育，等长到思维成型之后再接回到国内来。中国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新生儿，每一个都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将民族性格可能的遗传因素考虑进去后的结果。因此，要是文化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它的结论就是悲观的。
可是，如果中国现在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挑战自然的价值取向，那又如何解释一千多年前中国强盛和领先世界的原因？因为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所以文化决定论尽管也许能够解释中国现在为什么落后，但却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为什么强盛。因此这个理论并没有真正揭示中国在现代落后的原因。
一些学者在报纸杂志上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认为欧洲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欧洲分成很多小国，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为了让国家强盛，各个国家就会努力去倡导科学技术。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不存在这种竞争，由于长期缺乏竞争的压力，因而不会有进步。这种理论看起来似乎说得通，因为欧洲确实是分成许多小国，国家间相互竞争。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是一个既统一又非常强盛的国家。因此，这个理论也没有真正解释问题。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理论。例如，有人认为欧洲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欧洲有专利制度，英国在15世纪时就有专利制度，所以后来才会强盛，但是这个假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技比欧洲进步。
这些理论都是用现代的状况来判断当时的状况，其实在讨论社会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要着眼于欧洲社会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与几百年前的情况进行对比。实际上现在有的一些东西，欧洲在两三百年前并没有。例如，在工业革命的早期，绝大部分的技术没有专利的保护，因为申请专利时必须公开技术信息，申请专利后别人只要在上面稍作变化就可以在不侵犯专利权的情况下很容易地把技术学去。尤其是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因为信息收集和执行保护的成本很高，专利保护的效率很低，所以多数新技术为了保护技术秘密宁愿不申请专利，直到现在还有不少新技术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申请专利。因此专利制度在当时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专利制度即使在现在非常重要，也并不代表它是工业革命的决定因素。
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外的学术界中，目前影响最大的一个假说是从需求不足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个假说认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导致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假说的提出者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伊懋可在《中国过去的模式》（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973）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中国拥有先进的现代制度，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制度以及私有产权等，由此导致较快的技术发明和传播。但是由于中国人受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在两千多年当中积累的人口相当多。
中国人口的快速膨胀会产生几个结果：首先，由于总的土地面积是不变的，相对而言人均土地就会越来越少。伊懋可以及和他有同样主张的学者认为，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机制对技术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个机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导致经济中的剩余越来越少，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因为工业革命产生的都是新技术，而新技术又很贵，机器设备价格很高，如果经济中的剩余非常少，那就买不起新的机器设备，导致新机器设备的需求不足，因此就不会鼓励发明新技术。第二个机制是当人口越来越多而土地越来越少的时候，劳动力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当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即使新技术出现，人们也不会去购买这项新技术，不会使用机器设备来替代劳动力，因此对这项新技术的需求不足。
所以伊懋可认为，中国过去之所以兴盛繁荣，技术发明快，是因为中国有很好的市场制度，就像欧洲的技术发达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等。他把当时的中国称为“高水平均衡”。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个“均衡陷阱”理论，指的就是一些非洲、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的情况。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叫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他提出过一个关于经济起飞的理论
，指出欧洲国家进入现代社会都有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只有经济的积累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经济才能开始起飞。一些非洲和南亚的落后国家，每年生产出的剩余达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所以无法跨越经济“起飞”的门槛。这种低生产能力、低发展水平的阶段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国古代的发展水平并不低，到17、18世纪，中国还属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欧洲人还认为中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因此伊懋可就给当时中国的这个阶段取名为“高水平均衡”。本质上“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衡”一样，都是指剩余的积累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太多，劳动力的价格太低。
在国外有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高水平均衡”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不一定就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个理论有明显的错误，先说第一个关于剩余不足的机制，它暗含的前提是没有技术变迁，或者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人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剩余并不一定就越来越少。如果技术变迁非常快，剩余也可以越来越多。因此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就是没有技术变迁，却想解释中国没有出现快速的技术变迁的原因，其大前提就是错误的，由此推得的结论自然也不可能正确。人口越来越多可能会导致劳动力越来越便宜，但是劳动力越来越便宜的背后机制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下降。如果给定土地面积不变和没有技术进步，劳动力的不断增加的确会导致劳动力的边际产值下降，劳动力的工资也就会越来越低。这个理论有一个明显的假设是土地给定，但另一个暗含假设即没有技术变迁或技术变迁的速度很慢却被很多人忽略了，而我们想解释的恰恰就是为什么没有技术变迁这个问题。从没有技术变迁的假设出发，推出没有技术变迁的结果，这是明显的循环论证。并且，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劳动的成本，同样也取决于该技术的成本。如果劳动替代的技术进步的速度足够快，新技术的成本下降速度可能会超过由人口增长导致的劳动成本下降速度。那么即使劳动力价格已经有所下降，使用机器生产还要更便宜，也就不存在以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造成技术需求不足的问题了。
“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仅存在内部逻辑不自洽的缺陷，同时也与真实的经济现象存在矛盾。中国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是不断增加的，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存在着波动，如图2.1所示。
图2.1 中国各时期的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Feuerwerker A．，“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Paul S．Ropp，ed． Heritage of China：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0，227．
按照一般学者的研究，公元前400年中国的人口大概是3000万，然后人口数量一直增加，到公元元年西汉末期的时候最高达到6300万，随后由于战乱人口开始减少，到公元800年时减少到5000万；到了唐朝由于政通人和人口又开始增加，到宋朝达到6650万；到了元朝人口又开始下降，明朝初年的时候人口是8100万，并在明朝末年最高达到1.6亿；到了清初，战争使人口减少到1.4亿，随后因为新的农作物品种传到中国，人口再次快速增长。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欧洲人口只有中国人口数的一半。由于有朝代的更替导致的战争以及自然灾害，人口会周期性地减少，但是耕地面积的变化速度相对而言较小，人均耕地面积也没有发生相当大的波动。按照赵冈的研究（见表2.1），从人均的角度来分析耕地的波动，人均耕地从原来的将近10亩，减到最低6亩，又上升至9亩（战乱造成很大伤亡），然后很快地降到了大约4亩，明清之间开始有所提高，随后就一路下降，直到现在下降为1.3亩。
表2.1 中国的人均可耕作土地面积（2—1887年）
资料来源：Kang Chao，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An Economic Analysi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89．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公认，8—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有外国学者称那段时间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8世纪开始，科技发明的速度加速上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2世纪，12世纪以后技术创新的速度开始减缓，直到接近停止，技术的进步也越来越慢。如果从技术变迁速度的变化和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来看，就可以看出“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个理论存在的问题。首先，从剩余的多少来看。如果人均耕地越多剩余就越多，那么从2世纪直到10世纪人均耕地在减少，意味着剩余也在减少。如果剩余减少是导致技术变迁缓慢的原因，那么9世纪到10世纪的技术变迁速度应该比它之前的时期更慢。但是8世纪以后中国技术变迁的速度是不断加快的，所以这些资料与“高水平均衡陷阱”的逻辑推论不一致。到14世纪时，中国的科技创新速度日趋缓慢，但是耕地面积在这段时间内却在增加，剩余也在增加，这也与“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推论不符。因此，从历史数据看，“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历史资料并不一致。
其次，从剩余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按照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一国的积累率超过11％后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而各种资料研究证明，中国在20世纪的实际剩余率一直超过11％。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著名学者卡尔·瑞斯金（Carl Riskin）在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发现中国30年代超过国民经济30％的产出被用在非必要性消费上，所以他由此推断当时中国经济的剩余率应该超过30％，只不过这些剩余没有被用于投资。剩余没有被用于投资，可能是因为没有投资的机会，而“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却认为有投资的机会只是没有投资的能力。从经验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有剩余却没有进行投资。最好的证明是在“一五”计划启动的时候，人口多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使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技术，但是“一五”计划时期的积累率却达到25％，由此可见以前国内市场上至少存在占产出25％的剩余，只是这些剩余没有被用于投资。
最后，从人口与耕地的关系来看。如果“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均耕地越多劳动力就会越贵，人均耕地越少劳动力就会越便宜。从8世纪到11世纪，劳动力越来越多，人均耕地越来越少，按照这个理论劳动力在这段时间内应该越来越便宜，所以技术的更新速度应该减慢，但实际上技术更新的速度却在加快。又如，16世纪到17世纪耕地面积增加，劳动力的价格应该上升，但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加快。因此，“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不仅在内部逻辑上不一致，而且它的逻辑推论与历史现象也不一致。使用近现代的一些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有一位美国教授叫Buck（中文名为卜凯），他让自己的学生利用暑假的时间收集资料，并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一个研究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常用的资料库。
根据他们的统计，中国在30年代的时候，农民全年平均只有一个半月的休息时间，而且这一个半月主要是北方农户在冬天的休耕。当时江南的农民不休息，除了过年过节休息三两天，一年到头都在耕种。可见，中国并没有因为人口多，农民就闲着没事干；恰恰相反，中国的农民一年到头都非常忙碌。也就是说，只要有新的便宜的劳动替代技术可以引进，农民肯定会采用这项新技术。例如，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已经比20世纪初的时候多了许多，20世纪初中国只有4亿人口，现在已经达到13亿，但现在的农民还要买农业机械，就是因为农业机械很便宜。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更好的便宜技术不断涌现。在没有更好、更便宜的新技术涌现时，给定耕地数量，劳动力的增加就会导致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这样的情形确实发生过，比如有很多在宋朝发明的纺织机器到了明朝就已经不再使用，因为在没有技术变迁的情况下，劳动力变得便宜了，就可以使用廉价劳动力去替代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