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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讲里提到，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这对中国人来说算不得什么新奇难想之事。在研究长期经济历史的经济学家中，著名法国经济学家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中国、欧洲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历史作了非常细致的数量研究。根据他的分析，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而且在之前的17、18世纪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在公元元年，欧洲有古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国也即将迎来“光武中兴”，当时中国的汉朝与欧洲的罗马帝国相比，因为没有发生过战争很难说明哪个更强。但是麦迪森通过对各种历史数据的推算，认为当时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很快就分崩离析，进入封建社会。封建贵族各自拥有独立的城邦，每个城邦就是一个自然经济，城邦之间很少交易。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规律，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分工越细，生产力的水平就会越高。但是分工的规模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大小，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否则即使提高了产量也无法为市场所吸收。欧洲在罗马帝国时期是大一统的帝国，进入封建社会后分解为各个城邦，市场规模急剧缩小，分工和生产力水平下降，所以在罗马帝国以后欧洲的人均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中国自汉朝以来，固然有所谓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年代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规模也要远远大于欧洲。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力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发展。因此，两千年前的中国与欧洲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但在罗马帝国结束以后，欧洲的经济水平逐渐下滑，而中国的经济规模还在继续上升，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确实是首屈一指的。
汉朝以和亲等政策平息战乱，并为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通商铺平了道路（图为清朝倪田的《昭君出塞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技术变迁是相当重要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落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标志。从技术的角度看，在17、18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全世界领先的水平。当时英国的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有三项技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这三项技术分别是火药、指南针以及纸张和印刷术。
火药不仅打破了固若金汤的封建贵族城堡，也打通了统一的全国市场。从13、14世纪开始，统一的民族国家代替了割据分立的贵族城堡，国家内部市场规模得以扩大，分工可以变得更细，经济持续发展。因此火药是让欧洲走出黑暗时代的第一项重要技术。
第二项重要技术就是罗盘，也就是指南针。如果没有罗盘，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也就没有哥伦布的横渡大西洋、发现新大陆。新大陆的发现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比如黄金），还带来了许多新的作物品种，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人类发展历史。16、17世纪以后欧洲的人口激增都与这些新作物品种的引进有很大关系。与中国的情况相类似，玉米和马铃薯等高产或耐旱作物从美洲新大陆发现并被传到欧洲，使得原本不适宜耕种的土地承载量大大上升，人的生存变得更有保证，人口迅速膨胀起来。
在没有纸张和印刷术之前，知识传播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纸张之前文字只能写在羊皮上，羊皮又比较贵重。书的制作也不是靠印刷而要靠手抄。修道院里的一个修道士可能一辈子只能抄出一部《圣经》，一部书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当出现了纸张和印刷术以后，书的生产成本大大下降，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使得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不断加快。
上述三个要素就是“让欧洲人走出黑暗时代的三大技术发明”。培根看到这三大技术的重要，却不知道这些技术来自哪里。现在知道，这些技术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代表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际上处于世界的前沿位置。不仅这三大技术处于世界的前沿，其他很多技术也是如此。例如，钢的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因为钢铁是生产所有机器设备和武器的原材料。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在钢和铁的生产上远远领先于西方。根据研究，在11世纪的宋朝，中国的钢产量就已经达到15万吨，当然在现在看来这点数量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个产量是整个欧洲的5—6倍。就战争武器而言，中国的铁制武器比同时代欧洲的铜制武器更具杀伤力。就农业工具而言，中国的铁制农具也比欧洲的木制农具拥有更高的生产力。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在技术水平上的领先地位。
中国在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还体现在活跃的市场经济上。现在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土地的私有是私有制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而欧洲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土地都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有很多像孔子之类的人周游列国，这在今天相当于高级白领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可见当时劳动力市场非常发达。《管子》里有句话叫作“国多财则远者来”，即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富裕，这个国家就会吸引很多人从远方移民过来。这表明当时就存在活跃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劳动力的流动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而在同时代的欧洲，土地属于封建贵族，农民是半农奴，即农民依附于土地，不能自由流动，必须取得自由农的身份才能自由流动，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办法成为自由劳动力。
中国在当时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更是如此。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期货市场和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于范蠡的故事。在2500多年前的吴越之争中，范蠡曾是越王勾践的重要谋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就选择“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其财三散之”。意即在很短的时间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并在积聚了财富以后，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又把这些财富分给了贫穷的老百姓，还一共做了三次。一个人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取很多的财富，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投机。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有一段关于范蠡的传记。范蠡又叫陶朱公，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依靠投机敛聚钱财，并且掌握了投机的规律，那就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他深谙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这一道理。“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是指价格机制在调节供求关系上的作用，生产者通过价格这一指标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生产得多，导致供给增加，在需求变化不大时，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到一定程度供给会大量减少，在需求变化不大时，就会出现短缺，价格又会大幅上扬。而“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指投机的原则，即在商品价格贵的时候要像清理脏土一样赶快把囤积的商品卖掉，在商品价格便宜的时候要当珠宝一样买进越多、囤积越多越好。当然一般人都正好相反，东西贵的时候就握在手里舍不得卖，东西便宜了又认为不值得去买，与今天很多股民的心态非常类似：在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买进，在股票价格下跌的时候卖出，因此只赔不赚。由此可见21世纪的投机原理在范蠡的时代就已经被掌握。
范蠡因生财有道被民间尊奉为“财神”
在投机中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判定商品的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例如，前几年在纳斯达克非常热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000点上升到了1998年的2000点，在1999年升至3000点，在2000年涨到4000多点，2001年3月达到5300点。在5300点的时候还有人不断买进股票，因为当时有人估计可以涨到10000点，所以他们认为在5300点的时候买进还很便宜。随后纳斯达克从当时的5300点跌到2002年的3000多点，这时有人认为已经跌到谷底，开始买进，结果最后跌到1100点。可见投机最难的是如何确定商品的贵贱。
商品的贵和便宜都是由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正如范蠡所谓的“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商品的贵贱由其供给和需求决定，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判断价格的变化趋势，范蠡将价格的变化规律归纳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当生产者按照市场价格来决定生产和投资决策时，如果一种商品很贵，就会有很多人以牟利为目的大量生产这种产品，当供给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如果需求不再增加，价格就会下跌；价格下跌导致很多人亏本，就有很多人撤出投资停止生产，供给逐渐减少，而需求可能还会增加，当需求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供少于求，价格就会再度上升。以上情况的基础是必须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市场制度，市场价格能够很好地反映供求情况。这意味着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活跃的市场经济。中国在现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向对欧美的市场经济制度非常崇拜，殊不知中国早在两千年前，不管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已经非常完善。当时中国的文明不仅在经济基础、科学技术上领先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也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比西方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西方高出很多。中国在15、16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也是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当时中国的城市相对于西方而言非常繁华。我们常说繁华如烟，转瞬即逝，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很难想象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的繁盛，然而即使是从当时留存于世的为数不多的艺术作品当中，也能略窥出一些形貌。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些艺术作品中的代表作，它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的胜景。画面巨细无遗地再现了这一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的繁华景象，其艺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而这幅画呈献给后世的关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等诸多方面的种种信息细节，还要远远超过单纯的艺术享受。
《清明上河图》（局部）中繁华的汴梁城
又如北宋词人柳永在名篇《望海潮》中就有对南宋都城临安（即杭州）的描述，这些描述即使在今天看起来依然让人无限神往。
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钱塘自古繁华”自然不用多讲。“烟柳画桥”说明杭州的绿化非常好，而且河流很多，河流之上还建有雕画的桥梁。“风帘翠幕”指的是外观家家户户都装饰得非常漂亮，连帘幕都十分讲究。“参差十万人家”虽然作为文学上的描写不一定非常准确，但是可以推测当时的临安城至少有百万人口，那时又没有计划生育，各家都是子女成群，而且当时又盛行一夫多妻，所以不只孩子，连妻子各家也不止一个，因此十万人家有百万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讲的是不管是在商店还是家里都堆满了绫罗绸缎以及奇珍异宝，一些富裕的家庭还会相互攀比。从“菱歌泛夜”中可以看出当时临安人的夜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到了晚上还会去湖上采菱放歌。至于“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的声色犬马之乐，虽说可能并非寻常百姓都能体会得到，至少也体现了当时娱乐生活的奢华情调。
也许柳永的词句还多少有些艺术夸张的成分在里面，那么由当时远渡重洋前来的欧洲人所描述的中国就应当比较客观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的时候来到中国，在扬州等地不仅做生意而且还当上了官，后来他回到意大利去，在《东方游记》中形容苏州“周围四十里”，并且认为苏州大到人口无法计数。提到杭州时，他认为杭州是全世界最漂亮、最繁荣的城市，杭州的繁华让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城市怎么可能有办法养活如此多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