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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集中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并对未来做出了相关的预测，但是所有这些潜力能否最后被发挥出来仍取决于许多经济以外的种种因素。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不能不加以关注。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但从1985年以后两类收入差距又开始重新扩大。基尼系数（一种用来衡量收入平等的指标，数值为0表示绝对平等，数值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从1981年的0.31上升到2012年的0.42，接近于拉美国家的水平。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让低收入人群产生不平衡心理，加之当前中国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因而极易引发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5.5％，却消耗掉全世界9％的石油、23％的氧化铝、28％的钢材、38％的煤炭和48％的水泥。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中国目前的这种资源消耗水平和增长模式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乃至子孙后代。同时资源价格的不断攀升也使得过度利用资源的成本不断加大，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路。
由经济快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同样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国内频发的矿难、水灾就多与环境的恶化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水灾，每一次都号称“百年不遇”，为何“百年不遇”的水灾在十年内发生了三次，值得人们去深思。自然灾害对经济的打击常常是致命的，保护环境，将灾难防患于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自1994年以来，中国就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盈余”。在2005年以前经常账户盈余还相对较小，但是在2007年达到了7.6％。由于存在巨大的贸易盈余，中国迅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90年代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只有111亿美元，仅能支持两个半月的进口，而如今已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与中国持续攀升的贸易盈余相伴而来的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不断增加。这一失衡现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受到了广泛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曾在2007年向美国国会发表证词说：“全球失衡很可能是当前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与稳定唯一最大的威胁。”当危机爆发时，有言论声称这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是部分或者全部由中美之间的失衡引起的。有的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导致了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并且随之出现的中国人大量购入美国国债的行为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从而催生了美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还有一些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恢复平衡是保证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前提。
改革前，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单一，贪污腐化的现象易于察觉并加以遏制。改革后，物质刺激成为提高效率的主要手段，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因而多元化，但在积极性提高的同时，也给形形色色的灰色、黑色收入提供了各种保护伞。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扩大了改革后原本难以避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了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不满情绪，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只有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复苏迟缓，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其政府的贪污腐败现象过于严重，造成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民众一旦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在大的危机面前，社会就难有向心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教育问题因其影响长远而不易被立刻发现，却并不代表不重要。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政策仍然存在求量大于求质的问题，尤其在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领域，这种政策在长期是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社会的长足进步的。上一节讲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无论技术引进还是技术的自主创新都需要人才去实现，人才的产生背后无疑是教育的支持。
以上谈到的只是中国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几个侧面，还有社会发展滞后、技术能力不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化挑战加剧、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完善等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来自外部的各方面存在的众多问题需要去发现和一一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切实存在着的，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都会带来社会经济大的矛盾，甚至威胁到政治体系的稳定。而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作为保证，发掘经济潜力、维持高速增长的目标也就无从实现。
综上所述，中国有强大的潜力将当前的增长势头维持下去，并在2030年或更早些时候重登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宝座。为此，中国需要克服很多内在的问题。接下来的几讲将具体分析如何发掘中国的潜力并克服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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