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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
这则广告，应出自《新青年》同人之手，因其与半年前所刊代表群益书社立场的《〈新青年〉自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大不相同，后者只是强调《新青年》乃“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通前到后，一丝不懈，可算近来极有精彩的杂志”
；不若前者之立意高迈，直接从思想史角度切入。
四年后，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既是讲述历史，也在表达志向：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
胡适并没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时，不提读者面很广的《东方杂志》或备受史家推崇的《民报》。我的推测是：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首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方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走向；其次必须有广泛而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再则必须有较长的生存时间。依此三者衡量，存在时间很长的《东方杂志》与生气淋漓的《民报》，“还算不上”是“代表”并“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十几年后，思想史家郭湛波正式坐实《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指陈独秀——引者按）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
。此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评述《新青年》，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政治立场迥异的学者，在论述《新青年》的历史意义时，居然能找到不少共同语言——比如同样表彰其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倡等。
可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毕竟不同于个人著述；如何在思想史、文学史、报刊史三者的互动中，理解其工作程序并诠释其文化/文学价值
，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开掘。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第2卷起改题《新青年》，杂志面貌日渐清晰。《新青年》第2卷最后一期出版时（1917年2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3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1920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1922年7月出满九卷后休刊。1923—1926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人杂志。故谈论作为五四新文化“经典文献”的《新青年》，我主张仅限于前九卷。
是否将瞿秋白主编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纳入考察视野，牵涉到对该刊的宗旨、性质、人员构成以及运营方式的理解，将在以下的论述中逐渐展开。
谈论作为一代名刊的《新青年》，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晚清以降的报刊大潮中，方能理解其成败得失。不仅是主编陈独秀，几乎所有主要作者，在介入《新青年》事业之前，都曾参与报刊这一新生的文化事业，并多有历练。广为人知的，如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蔡元培办《警钟日报》、吴稚晖办《新世界》、章士钊办《甲寅》、钱玄同办《教育今语杂志》、马君武协办《新民丛报》，高一涵编《民彝》、李大钊编《言治》、胡适编《竞业旬报》、刘叔雅编《民立报》、吴虞编《蜀报》，以及谢无量任《京报》主笔、苏曼殊兼《太平洋报》笔政、刘半农为《小说界》撰稿、周氏兄弟为《河南》《浙江潮》《女子世界》等撰稿并积极筹备《新生》杂志。周策纵曾提醒我们注意，“《新青年》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出现整整一百年后创刊的”
，言下之意是必须关注晚清的办报热潮。这个提醒无疑是必要的，尤其对于刻意拔高《新青年》在报刊史上意义的流行思路，更有反拨作用。可我更愿意指出，中国知识者大量介入新兴的报刊事业，是戊戌变法前后方才开始的。《新青年》的作者群及编辑思路，与《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陈独秀等人所开创的事业，并不是建基于一张“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而是在已经纵横交错的草图上删繁就简、添光加彩。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努力寻觅的，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编辑技巧，而是陈独秀们如何修正前人的脚步，以便更有效地使用此一“传播文明之利器”。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运作模式，既根基于相左的文化理念，也显示不同的编辑风格。注重商业利益的《申报》《东方杂志》等，一般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论力求“平正通达”；代表学会、团体或政党立场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横空出世，旗帜鲜明，但容易陷于“党同伐异”；至于晚清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好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
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虽然背靠群益书社，有一定的财政支持
，但走的是同人杂志的路子，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丰厚稿酬来聚集作者。前三卷的《投稿简章》规定，稿酬每千字2—5元，这在约略同期的书刊中，属于中等水平
；第4卷开始，方才取消所有稿酬，改由同人自撰。4卷3号的《新青年》上，赫然印着《本志编辑部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
这固然表明杂志对于自家能力的极端自信，更凸显同人做事谋义不谋利的情怀。
晚清以降，不乏具有如此高尚情怀的读书人，只是同人之间，难得有持之以恒的精诚合作。《新青年》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批第一流知识者的积极参与。在吸纳人才方面，主编陈独秀有其独得之秘。前期的利用《甲寅》旧友，后期的依赖北大同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高招。以至日后谈论《新青年》，单是罗列作者名单，便足以让人心头一振。
《新青年》乃陈独秀独力创办的杂志，第2、3卷的封面甚至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但《新青年》从来不是个人刊物，始终依赖众多同道的支持。1915年9月15日创办的《青年杂志》，草创之初，带有明显的《甲寅》印记，自家面目并不突出。经过短暂休刊，调整了编辑方针并改名为《新青年》，方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2卷1号的《新青年》上，有两则通告，第一则是：
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聪明绝顶的陈独秀，将因刊名雷同而不得不重起炉灶这一不利因素，说成是因应读者要求而改名，且由此引申出新旧青年如何具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面貌。此举不但博得当年读者的极大好感，也让后世的史家马失前蹄
。
此“通告”开列的撰稿人名单，仅限于第2卷新加盟者，第1卷就有出色表现的高一涵、易白沙、高语罕、刘叔雅、谢无量等不在此列。预告即将出场的“当代名流”中，除张继落空外，其他各位均不曾食言。倒是当初没有预告，但在第2卷中渐露峥嵘的李大钊、刘半农、杨昌济、陶履恭、吴虞等，给人意外的惊喜。稍稍排列，不难发现，到第2卷结束时，日后名扬四海的《新青年》，其作者队伍已基本成型。
至于后人记忆中英才辈出的《新青年》作者群，尚未出场的，基本上是北大教授。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前七卷，其《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开列了一大串值得夸耀的作者：
如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鲁迅、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苏曼殊、蔡元培、沈尹默、任鸿隽、唐俟、马君武、陈大齐、顾孟余、陶孟和、马寅初等。
图4 陈独秀手书《自传》
这自然是按书店老板的眼光来编排，有许多策略性考虑。以第2卷方才加盟的胡适打头，可见其时胡氏声望之高；将创始人陈独秀夹在中间，则是因陈氏正服刑狱中，不好过分宣扬。至于“唐俟”乃周树人的另一笔名，不该与“鲁迅”重复，尚属小错；曾轮流主编的六君子中，竟然遗漏了李大钊和高一涵二位，实在不可饶恕。即便如此，一个杂志，能开列如此壮观的作者队伍，还是令后人歆羡不已。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日后真的成为“当代名流”的作者，是如何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粉墨登场”的。第1卷的作者，多与主编陈独秀有密切的个人交往；第2卷开始突破皖籍为主的局面，但仍以原《甲寅》《中华新报》的编辑和作者为骨干。
第3卷起，作者队伍迅速扩张，改为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体。此中关键，在陈独秀应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以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作为同人杂志，《新青年》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当时的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3—7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至于编务，也不再由陈独秀独力承担。第6卷的《新青年》，甚至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人组成的编委会，实行轮流主编
。
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
，以上三点承诺，在其与北大文科携手后，变得轻而易举。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教育人才之道”、“传播文明”之“利器”
，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新青年》同人，是个有共同理想但又倾向于自由表述的松散团体。谈论报刊与大学的合作，有一点必须注意——《新青年》从来不是“北大校刊”。6卷2号的《新青年》上，有一则重要启事：
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此布。
如此辩解，并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有针对保守派的猛烈攻击，希望减轻校方压力的策略性考虑；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坚持以“杂志”为中心，不想依附其他任何势力。
同是从事报刊事业，清末主要以学会、社团、政党等为中心，基本将其作为宣传工具来利用；民初情况有所改变，出版机构的民间化、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再加上接纳新文化的“读者群”日渐壮大，使得像《新青年》这样运作成功的报刊，除了社会影响巨大，本身还可以赢利。
因此，众多洁身自好、独立于政治集团之外的自由知识者，借报刊为媒介，集合同道，共同发言，形成某种“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群体。
到了这一步，“同人杂志”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而兼及社会团体的动员与组织功能。世人心目中的“《新青年》同人”，已经不仅仅是某一杂志的作者群，而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团体”。看看1921年年初因杂志是否迁回北京所引发的争论中，《新青年》同人如何反对分裂，唯恐“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可见此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一旦成为“团体”或“准团体”，杂志的个人色彩以及主编的控制能力，必然明显下降。《新青年》前三卷各号的头条，均为陈独秀所撰；从第4卷开始，陈独秀的文章不再天然地独占鳌头。之所以由“陈独秀先生主撰”变成诸同人“共同编辑”，主要不是因文科学长太忙，而是作者群迅速扩大的结果。对于办刊者来说，面临两难的局面：广招天下豪杰，固然有利于壮大声势；可众多“当代名流”集合于此，又不可避免会削弱主编的权威。据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聚会，商讨编辑事宜，结论是：“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
尽管真正实行轮流主编的只有第6卷，但只要杂志还在北京，陈独秀必定受制于同人，无法像当初“主撰”时那样特立独行。之所以将《新青年》移回上海，有北京舆论环境恶化的原因，但也与陈独秀在京时被同人感情捆住手脚，无法实施改革方案有关。
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重归上海后的《新青年》，脱离了北大同人的制约，成为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被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另组“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不久，陈独秀南下广州，将《新青年》委托给与北京诸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来主编，这更激怒了胡适等。
除了压在纸背的个人意气之争，第8、9卷的编辑方针确实与此前大相径庭，难怪北京诸同人要紧急商议。比如，8卷1至6号以及9卷3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共收文35篇。胡适抱怨“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
，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可如此明显的党派意识，确实有违“同人杂志”宗旨
。此前的《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说”，或者鼓吹“劳工神圣”，可始终将其局限在思想文化层面。而且，作为整体的杂志，各种主义兼容并包。而今，“众声喧哗”转为“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坚定的政党立场所取代，《新青年》因而面目全非。
作为一本曾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独领风骚的杂志，《新青年》完全有权利适应时代需要，及时调转方向，以便继续保持其“新锐地位”。问题在于，《新青年》的这一转向，逐渐失去“同人杂志”的特色。8、9两卷的《新青年》中，虽继续刊发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以及后起的陈衡哲、俞平伯等人作品，但属于不太要紧的诗文及小说；唱主角的，已变成周佛海、陈公博、李季、李达等左派论述，以及有关苏俄文件的译介。即便如此，由于胡适等人作品的存在，第8、9卷的《新青年》，依然具有“统一战线”的表面形式，可以算作此前事业的延续。至于1923—1926年间陆续刊行的季刊或不定期《新青年》，作为中共机关刊物，着力介绍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自有其价值；但已经与此前的“同人杂志”切断最后一丝联系，应另立门户加以论述。
假如以“同人杂志”来衡量
，在正式出版的9卷54期《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主编陈独秀1917年春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因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体现在杂志面貌上的变化，稍有延宕。大致而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五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人的趣味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