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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者看来，作为课题的“五四新文化”，早已是明日黄花，不值得格外关注。原因呢，据说是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该说的都说了，很难再有新的发现；经过八十多年的争夺，论题及证据多被意识形态“污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该轮到长期被压抑的晚清引领风骚了。可我还是认定，这一曾经十分时尚、如今略显落寞的题目，仍然蕴含着无限生机。
正如美国学者舒衡哲所说的，“五四的回忆史”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就因为这些五花八门的“陈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更多的是表达某种政见和立场。“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纪念和回忆一直错综复杂地联系着。个人的回忆从未摆脱社会历史的需要，1949年之后更是如此。”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由于五四运动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与合理性，经由一次次纪念仪式的召唤，当事人的“回忆”日渐清晰，而且“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所有这些，都对阅读、理解、诠释作为思想潮流/文学革命/政治运动的五四，构成了某种巨大的障碍。即便如此，无论是一场纷纭复杂的政治运动，还是一本版本确凿的著述，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延
。毫无疑问，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诠释者对事件以及文本的解读，总是不尽如人意。但同是诠释，有高低雅俗之分。更重要的是，学者们的诠释活动，反过来会影响当事人对于事件（比如五四）的追忆。
并非抹杀官方与民间在“五四记忆”上的巨大差异，也不回避左派与右派都喜欢拿五四做文章，我只是强调，每个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都可能参与到建构五四传统的行列中。不管你是主张继承，还是希望反叛，直面五四，是我们的共同命运。十二年前，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五四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走出“五四”》的专题发言，其中提到：
“五四”除了作为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很大程度成了20世纪中国人更新传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象征。每代人在纪念“五四”、诠释“五四”时，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自己时代的课题和答案。但另一方面，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又有其相对确定的历史内涵。其文化口号、其学术思路，萌芽于晚清，延续至今日——可以这么说，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今天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
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看法：所谓“超越五四”，首先是深入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思路。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
。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与五四对话，可以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反省与批判；唯一不能允许的，是漠视或刻意回避。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之谈论五四，有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兼及晚清（如探究《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章太炎的白话文、傅斯年之批注《国故论衡》、梁启超的谈论中学国文教学等）。这不仅仅是具体的论述策略，更是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立场。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的“导言”中，我专门谈道：
毫无疑问，五四作家和被他们称为“老新党”的“新小说”家有很大的差别——从思想意识到具体的艺术感受方式。但我仍然把梁启超、吴趼人、林纾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十年后，我撰述并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在“导论”中再次强调：
承认晚清新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某种潜在而微妙的制约，这点比较容易被接受。可本书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突出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
讨论学术范式的更新，锁定在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这种论述策略，除了强调两代人的“共谋”外，还必须解释上下限的设定。相对来说，上限好定，下限则见仁见智。在我看来，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正因为兼及五四与晚清，这种学术视野，使得我必须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的，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
活跃于1880—1930年代这半个世纪的文人学者，大致上可分为“戊戌的一代”和“五四的一代”，前者如黄遵宪、林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后者则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这确实是两代人，可思想学说以及文学趣味上有大量重叠或互相衔接的成分。正是这两代人，共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再三评说的“新文化”。因此，我更愿意把这两代人放在一起论述，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
随着话题的转移，有时晚清，有时五四，这很好理解；考虑到新文化的多面向，在不同学科之间来回穿梭，有时文学、政治，有时艺术、教育，这也不难说明。需要略加解释的是，何以如此重要的话题，最后竟落实在若干个案的辨析上——谈论五四新文化，入手处竟然是一场运动、一份杂志、一位校长、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等。这样的论述策略，能否承担引领读者“进入五四”的重任？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众说纷纭的话题，确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
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我曾经引胡适和王国维关于学问的两段话，辨析学术研究中的“大”与“小”。一说“学问是平等的”，一说“考据颇确，特事小耳”，抽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呈现出某种张力。单就学术训练而言，只要干脆利落地解决某一课题，便该得满分；可治学毕竟不同于做习题，应该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这个时候，所谓的“事大”“事小”，便可能影响价值评判。当然，这里所说的大与小，并非指事物本身的体积，而在于其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无深入发掘与阐释的可能，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
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几个重要的关节点，仔细推敲，步步为营，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示。选择“药·酒·女·佛”来谈论汉魏六朝文章，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冒险，可鲁迅成功了。“舍弃了面面俱到的评说，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小题大做’，不只需要学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
我之谈论五四新文化，选择广场上的学生运动、《新青年》中的文体对话、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章太炎的白话试验、北大的文学史教学，还有新诗的经典化过程等，不见得十分到位，但都有自家面目。
记得本书第一章单独发表时，便有台湾朋友询问：是否借鉴了年鉴学派或新历史主义。我的回答很坦然：确实读过一点斯蒂芬·葛林伯雷（S．Greenblat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及布罗代尔（F．Braudel）、勒高夫（J．le Goff）等人的著作，但不敢胡乱攀附。我之所以如此述学，主要受三位中国学者的启示。
本书第六章的题目，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是在追摹钱锺书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并非追求“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而是意识到五四新文化“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与其像钱先生所嘲笑的那些“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的书评家那样，“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还不如“不慌不忙地浏览”，“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留下若干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
这种拒斥过分的体系化、注重真切感受的论述策略，在《谈艺录》《管锥编》等名著中清晰可见。
其实，我之倾向于在“边”上做文章，还有另外一个来源，那就是金克木的抓“边”。在《说“边”》一文，金先生开宗明义：“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有空间的边，那就是边疆；有时间的边，那就是新旧交替；还有“现象和意义之间的边，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边”——所有这些“边”，都值得认真琢磨。
至于在史学研究中，强调对于古人的同情与体贴，警惕“过度阐释”，则有陈寅恪的影响在内。陈先生在谈论哲学史写作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了解今人进入历史的困难，以及所谓历史重建的复杂性，不敢放言空论。或许，对于史学家来说，次序井然、因果明确、排列整齐、体系严密，不见得都是好事情。
至于像本书这样，借助若干自以为意味深长的细节、断片、个案，来钩稽并重建历史，固然可以避免“宏大叙事”的某些缺陷，但也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将一场生气淋漓的文化运动，拆解成“一地鸡毛”。这是我所最为警惕的。换句话说，有趣的人物及故事背后，依然有作者潜藏着的理论意识：包括重建现场时多声部与主旋律的关系、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如何既合力又竞争、新文化运动中垄断舆论与提倡学术的张力、现代中国大学理想的生成与展开、媒介的作用与文体的意义等。
今人所接触到的，永远只能是“文明的碎片”；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历史而倚重省略号，其实是相当明智的。区区六章，只是勾勒了五四新文化的某一侧面。若能给读者些许真切的感受，帮助其“进入五四”，则于愿足矣。
2005年6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