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强

（近代）严复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 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反是而观，夫苟其民契需 （qiè nuò）怐愗 （kòu mào），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 （zhì hàn）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

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当是之时，虽有英君察相 ，苟不自其本而图之，则亦仅能补偏救弊，偷 为一时之治而已矣，听其自至，浸假 将复其旧而由其常焉。且往往当其补救之时，本弊未去，而他弊丛然以生，偏于此者虽祛，而偏于彼者闯然 更见。甚矣！徒政之不足与为治也。

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 （nǜ）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yì）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杂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 （zhǐ），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苏子瞻 曰：“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斯宾塞尔 曰：“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苶 （nié），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

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大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 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 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

【浅解】

本文选自《严复文选》。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启蒙思想家，“放眼看世界”的杰出代表人物。先后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严复开始从事西方名著的翻译工作，他以“信、达、雅”为准则，先后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西学名著，大力传播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启迪民智，号召国民“与天争胜”，主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极大震撼。《民报》曾评论其影响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痛感于国势衰微，面对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开始积极提倡变法维新，探求使国家富强的自强之道。1895年，他满怀激愤，撰写了《原强》一文，深入推究考察国家强盛之道。此文最初发表于当年3月4日至9日的天津《直报》。此后，他又进行了修订，使内容更为充实和丰富。本文即节选自《原强》修订稿。在本文中，严复以达尔文、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为主要依据，认为国家的强弱存亡在根本上取决于民力、民智与民德的高下。如果民力不强，民智不开，民德不修，则一切改革措施都难以起到预期的效果。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在“治标”的同时兼行“治本”，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具体言之，鼓民力就要禁绝鸦片和女子缠足。开民智就要大力学习西学、废除科举。新民德就要强化道德教育，倡导平等、信用，开议院于京师，地方官吏实行民主选举。这样的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对西学的真谛以及“西方为何强，中国为何弱”这些重大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严复提出的观点和举措，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否认提高国民素质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如何继续“野蛮国民之体魄，文明国民之精神，高尚国民之道德”，仍是需要我们面对和破解的重大时代命题。 Jz+HSdqXP2fGS2XMjXXrh082U3ewvPOHF7j0HxQ6sUjrK1IVfEOMZLG36dupqt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