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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司马迁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
太史公曰：夫神农
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
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chú huàn）之味
，身安逸乐而心夸矜
（jīn）埶
（shì）能之荣使
，俗之渐（jiān）民久矣
，虽户说以眇（miào）论
，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
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
绝，虞
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
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shì）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
（shèng）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
乎！
本文节选自《史记·货殖列传》。作者司马迁（前145—前90年？），字子长，西汉中期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才、学、识、德并美，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为“东方历史之父”，与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相媲美。《史记》记载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五个部分，是一部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清代学者赵翼评价云：“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鲁迅先生更是将《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与北宋司马光主持编修的《资治通鉴》并称中国古代“史学双璧”。
货殖的意思是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商人所立的类传，记载了先秦至汉代之间一些著名商人的商业经营活动，同时阐发了司马迁对商业活动的深刻认识。司马迁不赞同道家“小国寡民”和儒家“正其义不谋其利”的思想，也反对过分重视农业却抑制商业的传统观念，认为农、工、商、虞对于国计民生而言，都极为重要，尤其指出了商业流通和商业发展的必要性。可贵的是，司马迁充分肯定民众对财富的正常追求，正视商业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倡导政府鼓励经商而不是与民争利，强调只有民众富有，国家才能富强。当然，司马迁眼中的“求富之道”也是有差别的：“本富为上，末富为下，奸富最下”。即靠农业致富为上，靠商业致富为次，靠作奸犯科投机倒把致富则为最下等。后世班固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岂不知这正是司马迁独到而深刻的“史识”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