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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试着推出几个场景，演绎未来某个时刻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若干线索。这些场景及线索，在老练的外交人士看来可能太过幻想、与实际办案过程相距甚远。但笔者以为，重点不在于它们的仿真度和马上实现的可能，而在于它们预示着有象征意味的“抓手”与“切入点”；如果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愿意往这个方向思考，中国外交的创新力就会有突破性的增强。
众所周知，美国作为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任何其他国家难以抗衡的军事打击力、外交软实力和科技创新力。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决定东亚安全状况和中国周边各个方向上安全形势的最重要因素，是唯一能在所谓“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大国。中美关系也是中国整个对外关系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尤其在军事安全领域，这种关系影响着中国同邻国和国际社会各方面关系的性质与质量。在东北亚地区和亚洲范围，中日关系是有重大牵动力的双边关系，不仅两国间的贸易量和人员交流首屈一指，而且两国之间存在深刻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的主权纠纷，军事上实际上互有假想敌的关系，加上美日间安保协定（军事同盟）对日本的保护，中国与日本之间始终存在所谓“安全困境”——构成中国立足亚太、走向全球的一大障碍。从新阶段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角度来说，能否降低美日军事同盟对中国的有害性，能否强化中国对东北亚安全态势的引导力，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课题，亦是推行创新思路和手法的一个契机。
如何看待美日同盟？如何破解它对中国造成的潜在压力与束缚？毫无疑义，它对外宣称的“防范朝鲜挑衅”的说法，只是一个外交上的幌子，至多算一个次要的目标；它的真正假想敌当然是强势崛起的中国，一个邻近日本的大陆国家，一个政治上有共产党执政、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文化上自成一体且有悠久文明史的“异类”国家。不论美国、日本怎样解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中国人自己要心中有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它对中国的安全压力，尤其不能让它阻碍中国的崛起。我们应当懂得，与其让美日安全同盟背后悄悄谋划针对中国（可能还有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军事安排，莫如介入其中，降低它的危害性。俄罗斯最近二十年与北约的周旋，可以提供一个示范的样本。在冷战时代，也即苏联与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全面对峙的时期，北约是美国防范“苏联威胁”的主要工具，也是一架完全封闭的军事机器。在俄罗斯改变策略、主动与北约展开对话之后，世人见到，二者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虽然“人心隔肚皮”，但俄罗斯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比如可以在北约峰会上阐述自己的立场、争取和分化北约一些成员国，它也对北约的决策程序和军事打击目标有了更多学习和掌握，俄国与北约之间有了更多联系与相互制约，比过去更不易发生全面军事对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俄国和北约的故事，对于中国处理美日安全同盟问题，应有启迪作用。
“创造性介入”便是此处题中应有之义。在此，不妨做如下场景推演。
第一步，五年之内，早期接触。在经过周密的研究之后，我方主动提出，中国与美日安保同盟建立初步的对话机制。这里既有以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为主体的、每年定期轮流在三国举办的“东亚政治安全高层对话”，也可以建立智库专家及学界参加的二轨定期研讨活动。前者着眼当下重大事态及政策层面的沟通，后者用更少拘束、更加灵活的方式探讨新的方案及可能性。中方要有思想准备，中美日这个三角不是等边的，美国和日本的防范之心和“小动作”肯定不会少，最初阶段达成有实质意义的协议几乎做不到。但是，谈起来总比让对方关门内部说话要好，至少当中方参加的时候会议议题、氛围和对方说话的口吻就不一样。早期阶段可能多在通报立场、各说各话，但至少做到在涉及本地区的重大危机和事态的问题上彼此能够直接接触，减少误判和擦枪走火的可能。
第二步，十年左右，初创规则。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和彼此磨合，中美日三方建立起一系列议事规则、行动准则，比如海上危机预防、通报和处置的三方协作原则。在整个进程中，专家组已经形成制度化的准备，如文本准备、各方新方案的收集与初步比较、重大建议和关键分歧的提交处理
；在此基础上，每一次高层对话都能够推动具体领域的一次前进，如降低误判的机制建设、各自重大军事演习的预先通报、有争议水域和空间的自我约束、本区域单独国家挑衅行动的联合制止、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多种合作等等。笔者希望，在第二阶段上，譬如有关美国与日本双边军事演习的目标及过程，有关日本国土和周边部署的美军基地的整体情况，有关中国海军走出传统水域进行外海例行训练的部署，等等，能够有更大的透明性和相互认知理解。
第三步，十五年乃至更长时段，逐步建立东亚安全机制。可以推算，经过战略机遇期，中国整体实力更加强大，国际经验和责任感更加成熟，处理周边事务也更加自信、更有办法。在此考量下，中方应主动倡导建立全方位的东亚安全机制，把诸如朝鲜半岛的防止军事冲突和推进和平统一纳入进来，把东亚各国处理主权纠纷的经验教训充分吸纳，把东北亚各国作为一个次区域整体的对外军事合作（如共同为联合国的集体安全行动做出贡献）提上议事日程，把美国稳健、自愿而逐步撤出其在东亚的军事存在的问题考虑在内。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能成功地消解美日安全同盟的威胁，化压力于无形，甚至化敌为友，我们就有成功带动整个亚洲前行、根除亚洲式分裂状态的机会。
总之，亚洲终归是亚洲人的亚洲，东亚的问题（包括矛盾与分歧）必须由东亚各国协商一致解决。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王道”引导下的“大亚洲主义”设想，其核心含义是：中国和日本应当携手为建立亚洲新秩序做出努力，使这个长期遭受西方强权主宰的地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地带。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面临中日互不信任的结构性困境。能否突破这一困境，从面临的主要压力中寻找突破口，是中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创造性地在美日安全同盟缝隙中介入，建立起三方的安全对话机制，逐步增大中国的正面影响，将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站在外交与国际关系角度，可以说，南海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在于：第一，从全球范围观察，南海是世界上争议面积最大的海域，涉及岛礁、水面、大陆架、沿海经济区的多重主权争议，以及外大陆架划界问题，卷入争议的有中国与东盟的多个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生效的最近十多年间，全球范围新一轮的“蓝色圈地运动”高潮迭起，其中表现最显著、争夺最激烈的，当属南海区域。第二，历史上看，各国谈论自身主权权利，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及证据，而且均能从不同时段的历史上寻找到物证或史料说法，是极为典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南海主权争议的各方，近期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缔约国提交的各种照会、划界案文或声明，使得国际社会表达公议相当不易，通常国际法庭也很难对此做出迅速而明确的判定。第三，长期存在的南海主权纷争，随着新世纪初期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中国海军开始走出近海，最近一段时期变得险象环生且更加扑朔迷离；一些声称拥有主权权利的东南亚国家，恰恰是华人华侨大量居住的区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之前一段时间与我国产生尖锐政治对立和外交摩擦的地带，如今中国的崛起，引起它们的消极联想和错误判断。“中国强权政治论”“中国海上扩张论”等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在南海地区各国有升温的迹象。第四，在上述背景下，“世界警察”美国当然不会放过插手介入的机会，尤其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中国军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使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建立和支配的权力平衡结构发生某种倾斜，威胁到它在东南亚一带的安全和政治利益，因此，美国高调返回亚洲，警告和抵消中国的“扩张”，帮助东南亚国家“抗拒外来压力”。第五，在这些不利于我们的态势或复杂性面前，中国自身的思想准备不足，缺乏深入的研讨和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举例来说，国内学界和相关部门对于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虽然基本赞同，却有大相径庭的理解与诠释；国内各方面对于双边谈判还是多边处置的交涉路径，也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与建议；尤其是如何综合运用我们国家的军事、经贸、外交、文化实力，统筹设计和经营南海问题，军方和外交部门的意见不完全相同，军队内部也有争论，商贸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涉及海洋渔业、海权、海监及石油开发的各个领域均有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它们有些重合或近似，有些完全朝着不同方向。在笔者眼中，能否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全方位运筹南海大势，是新阶段检验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成效的一块试金石。
在这里笔者做如下设计和推导，试着为南海争端的处置提供一个大致的框架。不妨把它简称为“两区分、两联动”的思路。
所谓“两区分”是指：
一是要区分在南海问题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同类型与性质，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打破外界流传的中国立场“僵硬”论、“不愿对话”论。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主权纠纷和军事冲突这类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的问题，具体指我国在南海的“九段线”划分不能轻易言变，中国对南海有关岛屿及周边水域的所有权不能让，在这些重大主权权益面前绝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和东南亚相关国家的无理要求，同时要做好最坏情况下以武力阻击美国军事强权和消除局部威胁的准备（包括研发国产航母在内的各种军事“撒手锏”）；但是，对于例如南海各类资源开发、海洋渔业纠纷、国际航道安全和自由通行权的保障、打击海盗和各种海上犯罪活动、引发灾害的海洋洋流的监测和海啸预警等方面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要抱有更加积极、开放、务实的态度，主动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适当与美国等域外大国沟通和协调，设法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不要单向度地思考复杂的问题，简单地用敌我关系判断与其他各国的纠纷性质，也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更不能让有关国家觉得中国在所有问题上一味强硬和难以妥协。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立场和意见交换，尽力使东盟国家觉得中国既是一个有尊严、有坚强意志和决心捍卫主权的强大国家，又是一个善于解决问题、信守“与邻为善”和“以邻为伴”理念的好伙伴和解决问题的能手。
二是区分双边谈判与多边协商的不同领域和问题，破除对多边机制的担忧心理和不必要的自我束缚。双边谈判的对象，主要还是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南海水域和岛屿的争端问题；鉴于情况各异，不同国家与我争执的地盘不同，涉及的历史证据和现实要求差别甚大，因而很难用统一的模式与办法，在多边的场合讲清楚问题的原委与解决矛盾的路径，双边谈判和达成妥协，是仅有的选项。但在非核心主权的其他范围及领域，尤其是涉及国际公共水域和集体安排的各个方向上，如第三国关注的国际航行自由问题、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国际海洋资源的共同利用问题、马六甲海峡通行规则的遵守及相关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多国联合搜救演习、各国海军对于国际渔业争端介入（或不介入）的规则商定问题、大国武装力量在这一地区遵守东盟国家集体约定和安定周边的相关问题等等，更多属于可用多边方式协商对话、缓解矛盾、推进合作的议题，我们尽可能地姿态高一点、态度缓和一些。利用多边机制和国际制度解决国家间纷争，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的总体趋势，在这方面中国过去理解不深、运作得也有欠缺。今后，我们应大力熟悉、学习和改进对待多边制度的观念与手段，逐渐掌握国际议事规则和区域问题解决的话语权。
所谓“两联动”是指：
一是各部门、各领域的联动。通过专门的全国性会议及协调机制的建立，努力做到我海军空军单位、渔业渔政部门、海监及海上交通执法单位、海上石油及天然气开发企业和主管部门、外交外贸外宣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协调与联动，避免单打独斗和孤军深入的情况发生。在这方面，我们的现有协调机制不力，需要有所更新和加强，应考虑建立有更大统筹能力的高层主管部门（比如中央领导挂帅的“海洋问题领导小组”或“国务院海洋办公室”之类）。建立这类有更大决策权的机构的思想前提是，举国上下都认识到，海洋关乎全局，新时期海洋经济必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更大比重，海洋安全必然在整体的国防和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海洋方面的主权纠纷和问题处置直接影响到新阶段中国的亚太总体战略之成败。
二是南海、东海、黄海的联动。南海问题的解决，势必给东海、黄海方向上的各种类似纠纷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统筹南海大势的过程，同时是处理东海黄海问题的模型版本；不管具体存在哪些差别，统筹考虑的思路是一样的。比方讲，中国海军未来在东海必须有突破传统岛链封锁的策划，它同时应当与人民解放军在新时期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维护世界稳定的外宣攻势结合起来，与中国在东亚地区构建安全合作框架的主导性设想结合起来；既有建造更大吨位、更先进装备、能与美日抗衡的海军舰队的设计，又有巧妙介入美日安全同盟的策略，而且包含了经贸和能源领域对东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毫无疑问，中国在三海的联动统筹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主动推进还是“撞击反射”的问题。现在的缺失和问题是，关于新阶段中国军事力量海上应用和中国外交的更大作用问题，外界的讨论比国内更加积极、全面和深入，我们自己反倒显得沉寂、单调和缺乏前瞻性；我们有关方面（包括军队）往往是做得多且做在前，说得少且解释不力。应当想清楚，对南海大势的统筹和宣示，关系到与我大陆毗邻三海的未来，涉及中国在东亚的获益与主导权。
简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尽最大可能和用最大诚意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海主权争端问题、推动海洋资源的合作协商开发利用，学会和掌握双边谈判和多边周旋等多种应对方式，在扎实推进中国渔业捕捞舰队、矿业运输船队、海军护航编队走向深海大洋的同时，使南海成为有利于中国崛起和惠及周边地区各国的和平之海、繁荣之海，并为东海、黄海等中国毗邻海区的类似前景提供经验和创造条件。
从“创造性介入”的角度讲，非洲可能是未来一段时期特别需要中国外交有新思路的一个外部大陆。原因之一是，中国与非洲作为两个巨大的国际行为体，彼此间有很强的互补性，这方面既有很大潜力和发展空间，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麻烦。如何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提升这种关系的层次和水平，调整、充实、完善我国对非方略，是一个有挑战性、需要创新思路的大题目。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处理新阶段的中非关系，也是对中国全球角色及战略能力的一种测试、一块试金石。对于中国的长远国际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外部世界存在各种猜疑和不解。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往往成为攻击的口实、指责的对象。破解“新殖民主义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其他版本造成的负面形象，是我国外交部门和研究界一项无法回避的重大任务。
依笔者看，大而论之，过去半个多世纪间的中非关系，可以划分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这一时期比较注重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作用，个别时候甚至“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著名的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援建的标志性工程。这种关系的一个好处，是在全球两极格局的特殊环境下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例如，用毛泽东的话讲，“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中国之所以能以不算强大和活跃的经济实力抗衡美国和苏联，与那一时期和非洲在政治上的共同命运（争取国家独立和抗拒两霸支配），以及大量对非援助是不可分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改变了原先意识形态主导的对非援助方针，改善了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大浪潮中的领先者之一，中非关系相应地从经贸的、能源的、市场的角度重新构造，“算经济账”自然成了国内各方面考量的主要尺度之一。这种关系的主要优点，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和各部门，乃至私人投资者走进非洲大陆的热情，让中国成为21世纪头一个十年在非洲投资最多、获益最大的国家，使非洲许多国家和区域的自然资源得到更多利用，使非洲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矿产资源利用得以提速，中非贸易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但从缺点和问题的方面来看，两个阶段的策略都有弊端与麻烦：前一阶段的中国对非政策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上的实惠，它在今天的中国很难受到经济界和企业家的追捧；后一阶段的中国对非战略，在给双方创造大量国家财富的同时，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批评者留下了“能源掠夺、市场占领”，甚至“殖民主义”的把柄。
草拟中非关系的新蓝图，必须着眼上述优点与不足，寻求新的突破与切入点，进而有更高层次的跃进。第三阶段的中非关系，应扬长避短、提升质量，力求有如下新的突破。
——强化新时期的中非政治关系，切实保证中非战略协调的到位。中国作为东道国承办金砖国家第三次首脑会议时主动邀请南非加入，可算是一个漂亮的手笔。虽然国内外有不少议论，认为南非综合实力与原有金砖国家差距甚大，不够格加入新兴大国的这个俱乐部，中国高层还是力排众议，扩大了非西方大国的这个团队。这一举措使国际政治的非传统力量的崛起分布更加均衡，也更有代表性，一定意义上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深远战略考虑。今后，可以有更多类似的谋划，比如分别建立中国与非洲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南部非洲集团、北非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峰会或高层定期对话机制，在中国承办有关非洲发展与应对全球挑战的高级别论坛，设立专项资金研讨非洲大陆的动力机制和成长路径，加强对中国与非洲发展不同路径的比较与相互借鉴。尤其在全球层次，凡涉及重大领域的改革或谈判，如新贸易规则、新气候制度、新不扩散条约、新反恐措施、新债权债务安排、新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办法等，都尽可能地征求非洲大陆的意见，争取更广泛的共识与协调。应当想清楚，只有当非洲真正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与中国携手时，我们改造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机制的倡议才能向前推进一大步。
——提升经贸合作的水平，协助非洲大陆可持续能力的建设。如果说前一段中方的着力点主要在能源贸易和市场份额上，那么本阶段的重点应当转向与非洲国家共同策划不同的开发方式，大力加强非洲人力资本方面的培养力度，真正落实我国政府承诺的帮助非洲国家的各项重大措施（如干部到中国的培训以及我方专家到非洲的技术指导）。中国自身目前正在经历经济结构转换、产业升级、科技带动、减少能耗、环境友好的进程，我们也应当将它推广运用到中非经济关系的提升上去，尤其是把中国特有的技术（如太阳能技术、机电制造技术、道路或建筑技术、石油冶炼技术、维和军人选拔及培养办法等）传递给更多的非洲国家，帮助它们逐步摆脱单纯能源出口或来料加工的低级粗放模式。我们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关系绝不是中国人拿钱买走非洲自然资源或占领后者市场的旧式“依附型关系”，而是真心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发展提升的新型合作关系。要充分认识到，这是一种有内生动力的过程，是中国国内新阶段新要求的积极外化。
——重视人文领域的开发利用，把有关目标从相对软性指标变成比较硬的任务。坦言之，前一段我们一些部门把人文领域的对非援助与交流，尤其是对非洲干部和其他人力资本的培养投入，看成可有可无，甚至是不太划算的软指标，经常是上面说得好、要求高，下面办得慢、做不到。商务和财政部门对于团中央推出的“赴非青年志愿者”倡议拨付的经费金额较低算是一例，国内一些大学和教育主管部门在落实“20+20计划”（即中非各选择20所大学对口开展教育领域的援助交流）方面的拖拉缓慢可为另一个事例；20世纪70年代在非洲大陆广为传颂的中国医生的口碑，有着国内高度的重视和民众的认同为基础
，而如今这方面的任务虽在，各大三甲医院领导们的重视程度和落实要求却今非昔比。对此现象，领导同志和相关主管部门应认真反思和努力改进。依笔者观点，中国“赴非青年志愿者”计划大范围定期推动、中非教育人文合作深入人心且落实到位、中国医疗队源源不断开赴非洲大陆之日，中国新国际形象的这些亮丽名片充分展示给世人之时，也是中国对非洲“创造性介入”最有成效的一刻，是中国在全球外交和国际关系高地上扎实立足的伊始。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乒乓外交”和“熊猫外交”曾屡建奇功：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美乒乓球运动员的交流，促成了中美双方政治上的接触与最终外交关系的建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珍稀动物大熊猫的多次出国展示及定居，帮助我们国家化解了无数敌意、结交了更多朋友。它们从不同侧面代表着中国的优势或特性，构成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而积极的内涵。像中国古代的孔夫子和“功夫”等概念广为世人所知并得到尊重一样，“乒乓/熊猫外交”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为中华民族创造出难以估量的重要国际影响。受此启迪，笔者以为，在新的阶段，中国人应该充分发掘祖先留下的丰富物产，充分利用几十年建设与发展的宝贵成就，把它们融入我们的外交战略和实践过程，以更大力度、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中国目标。所谓“稀土/高铁外交”，便具备这一性质与功用。
我国的稀土蕴藏量和产量在世界上都排第一，是公认的稀土资源大国。稀土具有丰富而优异的光、电、磁、超导、催化等性能，广泛应用于尖端科技领域，有“工业味精”和“新材料之母”之称。由于过度开采和严重的盲目竞争，我国的稀土资源始终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开发，资源效益也没有显现出来。我国稀土资源向海外市场低价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因在我国购买稀土原料初级产品不受配额限制，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近年来又大规模在我国稀土资源区投资设厂。这些企业在当地大量买入稀土原料和金属，简单加工后便运到国外进行深加工或储备，成功地规避了我国出口配额限制。国外企业拿到初级产品，提纯后产品增值10倍。直到2009年以前，国外90%以上的稀土原料和初级加工品都是从我国进口。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封存自己的矿，靠购买中国稀土满足其各行业及尖端科技领域对稀土资源的需求。我国所实施的稀土产品配额制一定程度上已被架空。海外市场的刺激，致使国内稀土乱采滥挖。多年下来，中国的稀土可开采储量在全球占比已大大下降。鉴于此，目前政府主管部门正在考虑制定相关政策，加强稀土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工作，同时加快制定与稀土相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使这一产业的未来更好服从和服务于国家下一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从新阶段外交角度讲，如果能够不仅在国内统一协调稀土政策，而且在对外经贸和国际政治方面巧妙借用我国这一独特而丰富的战略物产，那将极大地加强我国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和平衡大国关系的能量。比如说，利用这一战略性自然资源，中国可以增加国内稀土产品的高端提炼和开发储备，通过这些附加值高的稀土产品出口和背后的庞大储备，对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精炼稀土储存及出口优势，降低少数国家凭据技术优势勒索中国的可能，逐步推动中国公司及其特许技术占据相关国际市场的更高位置和定价权。
今后，如果美国方面违背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向台湾地区出售进攻性武器和装备，我国将考虑“打稀土牌”的各种选项，在尚无法对美国政府加以制裁的前提下，对美方参与军售的大公司的产业及技术链条进行审核，以“限购稀土令”等组合拳，对它们进行适时适度的惩罚。
同理，在解除对华武器销售禁令、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减少针对中方的反倾销诉讼等等重大问题上，如果欧盟一些重要国家继续实施无理的歧视性、排他性政策，且中国方面的交涉与谈判陷入僵局，我们可以动用限制稀土出口这个特别的“撒手锏”，有理、有利、有节地予以回击。
增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地区与我国友好国家的稀土原料或加工品的出口，有选择地开展与它们的相关技术合作和转让，譬如把这一原料的出口与我方所需能源原材料的进口结合起来，实现互通有无、互利共赢。况且，有效利用这一资源也是对子孙后代和整个人类更加负责的态度。
中国另一个独创而重大的优势，就是高铁的建造和运营。在这一领域，经过十多年的研发和应用，我国现已拥有举世公认的最先进技术设备和运营管理经验。2008年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正式投入运营，开启了中国铁路新纪元。随着中国国内高铁的发展，具有低成本高技术优势的中国高铁已经处于世界高铁技术的前列。中国庞大的高速铁路网络不仅未止于中国边界，还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延伸。不仅中国国内高铁网是目前世界全程最长的高铁网，中国面向国际的高铁网建设也将得到推进。中国高铁技术研发的成就显著，反映出中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强大。这一国产技术即将向中国境外出口，迄今为止已有近二十个国家与中国接洽商谈合作建造高铁的事宜。目前讨论最多的中国欧亚高铁建设计划，主要包括三条路线：经过俄罗斯通往南欧的高铁，经过中亚通往英国的高铁，以及经过东南亚大陆通往新加坡的高铁。中国高铁网络的扩展折射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强。如果一切顺利，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铁系统最快在未来十年内建成，贯穿东南亚、中亚、俄罗斯和欧洲国家，通过8.1万公里铁路把28个国家连接起来
。对中国来说，如果一切顺利，未来高铁网络还可能延伸到亚欧以外的其他地区。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告诉世人，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和对外应用，不仅为创新国本身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促进它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改造旧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版图。例如，1825年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开创了近代交通的新纪元，为人类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作为国际关系史之重要分水岭的工业革命，若没有铁路建设和蒸汽机车的发明，不会如此之快地发生。再如，俄罗斯帝国崛起后也通过修筑跨里海铁路和跨咸海铁路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蒸汽动力车发明后的两百多年，多种多样的列车通过运营把世界各地联系起来。
作为目前世界上运营速度最快、科技含量最高且自主研发的动车组，中国高铁具有不可限量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含义。
中国和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界线全长约2.2万多公里，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交通运输对边境和国家安全起着关键作用，铁路就是效率高的一种运输方式。作为交通方式的铁路，其本身具有运量大、运距远、速度快、成本低、受天候影响小等特点。在战略、战役上铁路是实施军事运输的主要手段，即铁路军事运输。铁路军事运输是指军队利用铁路列车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是军事运输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中国高铁技术的迅速发展，高铁将在战略战术上增强铁路军事运输实力。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国防，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抗衡美国和传统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军事存在的保障能力，更好地推动中国与有关国家形成事实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直到帮助建设有助于多方的地区安全共同结构。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高铁合作，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它不仅会大大加速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步伐，推动各国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实现区域内部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还将带动安全和外交乃至文化社会领域的“外溢”（spill-over）过程，例如用高铁带动贸易量和旅游业的增长，增强各国间的利益互惠，增进人民间的理解与好感，提高中国-东盟关系的政治质量等。中国过去很少有大规模技术转让和输出的先例，尤其像高铁这种实用高效、日常可见的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实践，必定为中国下一步在其他大陆和区域推行高铁外交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它具有同时展示并增强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宽广意涵。
中国的高铁外交，如果顺利推进的话，也会给中国制造业和企业，乃至个人未来“走出去”提供新的思路与启示。也即说，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低价占市场、拼命抢能源的低端外向型战略，转向输出技术、输出管理、输出中高端产品的对外合作新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国内日益显著的结构升级改造、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建设的总体方针对接，真正实现以新型经贸外交促国内结构转型，以国内产业升级促经贸外交扩展的“两个大局”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高铁外交也成为新时期科学发展观的某种外化。
总而言之，当新阶段的中国外交全面而仔细地考虑并纳入稀土和高铁等优势要素，统筹协调地将它们对外布局设点，“创造性介入”不同国家和领域，我们就能发挥像“乒乓外交”“熊猫外交”那样的优势及影响，甚至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上述各个场景均可列入介于近期和远期之间的时段，既有实现的可能，又不是马上的事情。这里勾勒的仅仅是大体轮廓，重点不在其逼真度，扩大想象的空间才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