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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中国外交之前，先说说一般性的概念：什么是“外交”？看似不成问题的这个问题，其实需要探讨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常常把它和别的东西搞混。
政府的外交、军事、商务三个主要部门，构成国家对外交往的三大支柱。它们互相支持，也有内在联系，但彼此的方向和功能有大的区分。笔者认为，外交最重要的内涵，是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外交的主题词应该是“斡旋”（mediation），即通过智慧的方式（通常是非武力的、非强制的形态）化解争端，至少是缓和危局。这使得它与军事（以武力或武力威慑实现安全和大的战略目标）和商务（主要依靠市场、货币和资源获取经济收益）的功能区别开来，后两者对应的主题词分别是“威慑”（deterrence）和“逐利”（profit）。
当然，这仅是比较简单的说法。细究起来，外交工作其实还有许多不同的任务，它们均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比如，使领馆收集和梳理当事国的各种信息，为国家高层有关决策提供不可或缺的依据；外交部须统筹协调本国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为国内各部门加入多边机构确定总体目标；不管一般人感受如何、成效显著与否，外交人员承担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国际谈判和调解工作（通常在官方照会和最终缔约之前），他们的工作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外沟通的正式而权威的渠道。广义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处理对外关系、进行外交活动、表达本国诉求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也可以说，外交是主权国家存在的象征，是各种国际活动的中心部分。
“外交”范畴的讨论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一般而言，狭义的“外交”（diplomacy），指的是外交部门代表国家对外行使职责的方式及内容，如建交或断交、照会或派遣特使、宣布领导人的出访来访、安排国家间的谈判和交涉、参加只有主权国家能够参加的国际会议，等等；它表达的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意志和要求，只有职业外交人员才能执行其使命任务（对其专业外语、法律知识和组织纪律通常都有严格要求），也自然构成所谓“总体外交”或“大外交”的核心部分。“外交”有时也有广义的解释，而且现在各国都有更多使用广义“外交”的趋势；这种解释所讲的“外交”（英语有多种译法，如“foreign affairs”“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eign relations”等），具有“对外关系”“涉外事务”“国际联系”的含义，在适当加上传统狭义外交的某些职能与性质之后，它们构成了“国家对外关系”的广义范畴。这方面之所以有越来越多应用的势头，是因为广义的外交概念有利于国家在不同层面的对外交往与合作，尤其当核心外交遇到障碍、无法沟通时，典型提法有“体育外交”“教育外交”“文化外交”“商务外交”“军事外交”“人民外交”“公众外交”“公共外交”“非中央外交”“次区域外交”等。笔者比较赞成“大外交”或“总体外交”的做法及提法，研究工作保持开放包容性，既有对核心外交层次的透视，主要涉及外交、商务、军事三大部门近年的案例，着眼外交部门的办案思路与技巧，分析职业外交官主导的“创造性介入”，提示外交的新取向，也有宽泛的讨论，即针对社会政治层面影响外交的因素做出探讨，把国际关系与国内变迁挂钩，把对外的工作与内部的改革相结合。
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会仔细讨论上述所有方面，此处笔者想强调的是，虽然外交职能多种多样，但外交的第一要务是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争取和平，是利用互谅互让、合作共赢的途径最大限度地实现或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是在坚守原则和核心要求的前提下展现充分的灵活性、高度的可塑性。与军人的典型形象（孔武有力、严肃刚毅）和商人的通常追求（看重市场份额和利润回报）不同，“外交脸”应该是微笑式的，“外交人”就意味着有柔软的身段，有严谨却不失魅力的表述方式，有再困难也愿意探究回旋可能性的职业精神。简言之，外交是一种复杂的艺术，能够表现想象力与包容性。成熟的外交是先进民族特性的组成部分，是国内体制机制的一种对外折射。
把握住这个点，有利于我们理解后面对中国新外交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