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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验形式”的历史性:“异托邦”思想的哲学背景

经验形式 (forms of experience)的历史是我很早就计划研究的主题,即在精神病学范围和精神病领域中使用存在分析的方法。……这样,人们就可以接受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历史的二难推理。但是,我不知道如下的做法是否可行:与其进行交替的游戏,不如去思考经验形式的历史性本身。

——福柯:《快感的享用》英译第一版序

在本章中,我们试图阐明本书所讨论的福柯关键词“异托邦”的哲学背景、哲学基础和哲学范围,也就是说给“异托邦”一种福柯哲学的限定性,以表明我们已经并且始终在福柯的哲学世界中讨论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泛化,研究整个纯粹抽象的知识条件问题。虽然“异托邦”还不是一个已然明确的哲学概念,但是,在我们渐行渐近的论述中首先描述我们思考的基础、背景和论域显然是可能而必要的。我们知道“福柯家族”意味着有一个说不尽的福柯,那么我们是将“异托邦”定位在什么样的福柯哲学思考之维呢?我们要在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层面上体会这个关键词所表征的哲学领域全新的东西呢?对此,我们需要逐步地分析,以避免就范福柯对现代学术风气的批评:“现在,熵却以一种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以前需要15年的时间把我关于疯狂的书变成一句口号——‘所有的疯子在18世纪都被禁闭’,现在却用不着15个月,只要三个星期,就把我关于求知的意志的书变成这样的口号:‘性欲从未被压抑’。” “熵”是一个现代物理学中的热力学概念,是混沌指数的标示。熵越大,混沌的平衡态越高,势能就越小,事物就会走向同一、同质、模糊和混乱,差异性就会降低,创造性力量就会减少。所以,对于这种令人厌恶的学术风气,我们需要细致的分析精神才能承担“反熵”的责任。

本章要具体分析的是“异托邦”哲学的背景、基础,这个背景和基础就是福柯所谓的“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一反康德的“先验形式”,福柯用“经验形式”,而且是其历史性,来重述和重建对西方现代知识和经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研究,将“知识”问题从个人和先天的抽象保证中拉了出来,赋予其历史性和社会性。这是我们理解福柯事业的主要层面和角度。何谓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我们会在下文中讨论,这里简要说,它就是指对我们当下经验到的具体的主体形式、知识形式、权力形式和真理形式以及它们相互交织的关系方式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形成的考古和谱系研究。福柯明确表述过:“使我感兴趣的恰是合理性的形式,人类主体通过这些形式关注自身。法国的科学史学者主要对科学对象的建构问题感兴趣,而我则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主体怎样使自身成为知识之可能的对象,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通过哪些历史条件,以及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问题是,通过什么代价主体才可以说出关于自我的真实?” 所以,这里的“经验形式”和“合理性的形式”并不是指科学对象的经验形式,不是一般科学的产生方式研究,而是指“人自身”的对象化过程和形式化过程,即“人怎样变成了科学和知识的对象”的形式,也就是指现在已经被大家认可的有效的“人”将自身变成了“对象”同时也变成了“主体”的方式及其历史和代价,人类正是通过这些被潜移默化认可的方式和形式来关注自身,塑造自身,但却没有反思这个过程在当代得以可能的历史条件,比如人类主体是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医学、法律、真理、知识等各种标准、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运作关系才确认了疯癫对象、精神病对象、犯罪对象、性对象等各种各样的现代世界中的主体经验形式。福柯要考察的正是将人“对象化”的那些合理性的形式是什么,“人”在基督教神学远去的近代史中只有通过这些合理性的形式——就是指当下主体认同和经验世界的方式,也就是当下的主体经验形式——才变成了像科学一样可以被认识的对象,他在 被对象化 的同时, 被主体化 ,进而才能说出关于自身的真实。而福柯的伟大工作正像科学哲学派学者思考科学对象的建构过程一样,他要思考“人”如何成为知识的“对象”,这个过程要借助的恰是经验形式的历史和合理性形式的历史的考古和谱系分析。我们将在“人之死”那一章具体讨论该问题。这里简单说,福柯要研究的正是这种当下主体经验形式即合理性存在形式的历史性,即它的历史形成过程,这种主体经验认同形式包含对知识、概念、真理、权力等的认同和屈服,且这种主体认同过程与其对象化过程是同一过程,这里的主体不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伟大创造者。将福柯的两个术语“经验形式的历史性”和“合理性形式”结合起来,我们理解福柯“异托邦”哲学的基础就是研究某种主体的经验形式如何能以此种合理性形式存在、运行的历史形成过程是什么这个问题。福柯的研究首先是注重对经验层面、实证层面而不是抽象和超验推理的分析;其次他这种研究以历史中认识论标准的变迁、政治经济状况的变迁和历史机制的限制作为分析的条件和界限,即历史分析的断裂点在于某种合理性形式的界限;最后,这是一种分析主体如何以这种或那种被接受的面貌出现的合理性条件和形式的研究,而不是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讨论。

这种对合理性形式历史的具体讨论,对主体与真理游戏关系,对权力与知识关系等的历史形成过程、方式和关系的讨论就是一种对福柯自己所谓的“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的研究,而这一福柯哲学的维度构成了我们思考福柯“异托邦”——异质关系学的主要背景和基础。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福柯的这种合理性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命名为“异托邦”式的研究,即经验形成空间中各种异时、异位因素的关系研究。“异托邦”在这个意义上,是讨论福柯哲学特征的,既在福柯之内又在他之外的一个非常恰当的有待被哲学化的概念。下面我们将采取渐次走近的方法,不断说明和定位福柯哲学的位置、福柯著作的体系和“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以明晰我们研究福柯“异托邦”哲学思想的背景、基础和思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描述的理解福柯“异托邦”哲学的背景与第三章所分析的福柯哲学的特征并不是一种前后的因果逻辑关系,也就是说“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虽然构成我们更清楚地思考福柯“异托邦”哲学的背景,但它并不是“异托邦”哲学的逻辑前提,它们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理解了“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福柯“异托邦”哲学的目的:分析主体经验是如何在异质空间中因为异质因素的相互作用被确立起来的;而“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在之后的章节中又反过来会被“异托邦”哲学映射得更加清晰。 Fzz8oc2pR30jtT7V3YulTGdlNsfUBfc9wsKgsBUwwzWwah4dI0yFqHn+njK0ci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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