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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遭遇福柯是通过“异托邦”这个奇特的概念。这种遭遇充满着偶然，有一天，导师乐黛云先生让笔者去找福柯《其他的空间》和《何为启蒙》这两篇文章，笔者随之阅读了这两篇文章。之后，似乎笔者所阅读的福柯和笔者对所有问题的思考都可以在“异托邦”这个让人迷恋的概念中找到最合适的栖息之地：如，我曾阅读过什么？我曾思考过什么？为何这个概念与我心有戚戚焉？为何遭逢它成为我投射自我阅读与思考的最诗意性时刻？为何许多重要的现代哲学与文学的问题在它的光环下得以被我重思？
个体的体验是笔者选择“异托邦”的主要动力，而经过冷静的思考，笔者发现“异托邦”之所以有这样的学术魅力，乃是因为它提供了重新思考现代哲学、文学等问题的新路径，同时，它又对当今最重要的跨文化实践具有理论参照意义。所以如果我们以福柯的“异托邦”为思考的关键词和路径，那么以下福柯和我们时代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都会被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有异托邦与语言：语言、言语、话语、表征、语法、语文学、语言的可能与毁坏以及非语言；异托邦与时空：时间的不同序列和不同的功能性位置、空间具象与抽象、空间的并置与干扰、一些特殊的非常规空间与这些非常规空间所表征的知识与知识形态、权力与权力运作过程，即空间的文化状态与特征；异托邦与历史：历史的空间化、历史的不同坐标、历史的条件、历史谱系学与考古学，“历史”这个概念作为一种特有的时空方式和概念在不同知识领域中的不同生成方式、书写方式、书写逻辑、书写标准和不同的历史功能；异托邦与相似性和差异性：如果说对于知识秩序而言，相似性和差异性是知识序列生成和存在的根本操作方式的话，那么，异托邦的思考空间、路径将使我们更深入体会相似与差异在各种知识型中，以何种具体的方式、位置和功能起作用，同时，异托邦将不断标识区分事物同质性与异质性的内在条件、代价和理路；异托邦与分类学：异托邦在对“同与异”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将会进一步突显分类（人类整理知识的方式）的可能性、不可能性以及分类学的“异托邦”条件——这些条件的转移将使分类出现匪夷所思的状态；异托邦与连续性：断裂与连续是基于何种基础之上，与其说福柯在做断裂性瞬间的考古学研究，不如说福柯不断地从断裂处的描述中洞见着断裂与连续之间的知识、权力、政治、经济及文化情势，而且在不同的广义历史语境中，我们将什么建立成何种的连续性似乎是异托邦要深入的思考对象；异托邦与其对福柯哲学别样性的思考所凸显的福柯哲学的特征：生产性、实证性以及异托邦不断在两极之间划分联系、连接、构造知识空间的居间性特征，在福柯的哲学世界中，我们会发现每一种思考都不是单面的，而是生产性的，在我们以为看到知识、权力、主体化过程的压抑或者统一的地方，福柯都描述了权力、知识、主体、真理之间不断生产的“游戏”，这种“游戏性”才是知识、权力等相互作用的关键之处，福柯的这种思考从根本上翻转了任何线性论、单一思考方式和二元论，福柯之后很多文化分析与批判方式都受到福柯这种策略的影响，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研究等等。而福柯哲学的实证性特征这一概念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但其重要性在今天越来越明显，这个概念不断标识了福柯独特的哲学区域，毫无疑问，今天，任何大众文化的“媒体”或者“机器”研究都可以从福柯那里汲取有效的哲思力量。福柯不断划分知识空间，无论是社会实践空间如监狱等，还是文本空间如修辞学与名词的关系等，都是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知识的空间化问题的重要资源，而福柯哲学的众多特征只有在“异托邦”的异质空间关系研究的层面才能表述得更加清楚；异托邦与秩序：“经验秩序”“先验秩序”“秩序经验的存在方式”等都可以在异托邦的空间中寻找合适的位置；异托邦与科学：对福柯而言科学性思维，以科学作为方法论的仔细探寻和对思维的诗意把握、诗意思考相互并置、相互促进；异托邦与伦理：在科学之序下，在实证性的层面，我们将看到异托邦对伦理的解读不是将伦理设定为一个抽象的规则或者等级秩序，伦理这个人为的秩序不仅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福柯那里实证性的知识、实证性的历史因素、实证性的科学存在与科学研究方式都最终折射、投射和反映甚至决定了社会的伦理秩序和等级制，因而这种伦理、行动和等级制不是纯粹自然的，也不仅仅是人为制定的，而是一种复杂机制的内在逻辑的表征；异托邦与乌托邦：在异托邦的折射下，乌托邦以及乌托邦的逻辑将展现出不同的指向、功能和特征。
同时，在异托邦这种哲学视野的观照下，作为知识、文化、经济、政治意义上异质的疯癫，作为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谱系学与考古学、陈述学与话语研究将会为我们展示福柯另类的知识思考和进入方式。异托邦进而在所有实证性的区域内：精神病院、临床医学、监狱、自我主体化的希腊罗马文献中探寻权力与知识、真理共谋的策略。
另外，异托邦的思维方式还将涉及对文化、思维、临界、中介、过程以及“元”意识（元历史、元语言、元知识等）等的思考。
当然从各种复杂的时空关系方面看，从异托邦涉及的话语游移问题上看，福柯的异托邦与德里达的“延异”和德勒兹的“游牧思想”等现代哲学思想范畴也都可以相互发明、相互参照、相互理解。
也就是说“异托邦”术语介入了福柯的所有命题、所有话语和知识，也使我们想到了一切当下问题。最后，当我们不断意识到跨文化研究是一种重要的当下哲学议题，是当下理论需要关注的对象，而跨文化对话的理论总结和提升是当前人文科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时，“异托邦”所提供的不同空间叠合的方式与条件、异质空间并置的可能与方法理论，将为思考跨文化对话的哲学提升问题提供思路。也就是说，当我们跳出福柯，跳出法国这个民族国家的范畴，“异托邦”思维研究对我国当下的文化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当在“异托邦”概念审视下整个文化现象都随之呈现不同的面相时，我们可以说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不是本质的知识实体，而主要是一种思维，一种有启发性的理论视野，一种全新的对象领域，一种福柯用以重审、重组历史和文化代码，解析权力、疯癫、性、知识、话语、主体、医学、监狱、学校等现代社会中的“经验”和主体形成过程的新世界观、知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本书的研究目的正是要确立“异托邦”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和一种思维方式的重要位置。“异托邦”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术语，虽然它有一定的模糊性。遥想“乌托邦”，我们知道福柯曾在仅有的提及“异托邦”的两篇重要文本中，都提及了二者的关系。福柯明显地参照“乌托邦”这个已被认可的术语来构造了一个新词，这个新词标示的不仅是一种不同于“乌托邦”的空间，更是一种不同的哲学思考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在联系福柯时才能被表明，也只有借助福柯的“思想肖像”，德勒兹在评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时所说的，在此处被我们普遍应用于福柯的“有些人则感到某种崭新的、彻底翻新的事物已在哲学中诞生”
，这种全新的哲学方式才能被提炼出来。所以，本书既是福柯研究，亦是“元”福柯研究；既是福柯研究，又是理论与哲学新思路的思考。虽然，我们将所有的讨论限定在福柯的哲学世界和背景中，但同时，我们也是在为哲学思考和方法论研究开启新的可能性。本书的题目“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既指福柯著作中关于“异托邦”的定义、分析和研究，又指我们关于福柯的“异托邦”研究，即“异托邦”的福柯研究。
本书的基本结构如下：
绪论部分主要通过对福柯一些生平事件的描述，以逝去的距离给予他一种可以被想象的诗歌“形象”，同时以诗人与哲学家不分的双重身份展示福柯的诗人才华——他的思想资源、他的行文风格还有他尼采式的哲学气质等。
第一章主要以“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为线索，说明我们研究福柯“异托邦”概念的思想背景、基础和论域。要介绍这个论域，不免牵涉对福柯哲学思想与其他学派、学人思想关系的一些比较说明。本章主要以尼采“伪装”的概念说明福柯对绝对真理的破除，以“主体”是先验预设还是在过程中形成为题说明福柯与现象学哲学的不同研究理路，以及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相似的哲学任务，以法国科学史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说明福柯哲学倾向的思想资源，并解释“经验形式的历史性”研究的含义及它与主体的合理性形式研究的关系问题。
第二章以福柯的两篇直接论及“异托邦”概念的重要文本为细读对象，展开对福柯所言及的“异托邦”概念的分析和整理。这两篇文章一篇讨论的是文本空间中语言、语法本身的“异托邦”“异位”性质，即词与物之间的聚合方式。语言背后的组织者语法，以及作为大的隐喻的语法、句法是具有建构性的，故而失语症患者就是不能按照已有建构原则对事物进行持续有效分类的人。词与物这两个异质性的存在如何能在语言与文本的空间里共存，中国的动物分类为福柯思考这种异质共存即“异托邦”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灵感。对于社会空间而言，常规的社会空间与那些特殊的空间如精神病院、监狱、海洋、墓地、图书馆、尤巴草屋、市郊贸易会等之间构成了呈现、表征、抗议甚至颠倒的关系，究其根本就是那些“异托邦”“异质空间”表征了常规空间的运作逻辑及其权力关系，进而表明常规空间的非自然性，这一点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各种社会空间之间的表征与反应关系。阿甘本关于“机器”的主体化过程的论述可以被视作对此观点的发展。
第三章以“异托邦”为视角，以福柯的主要著作为基础，观视福柯哲学的一些特征，如福柯真正实现了历史和问题的空间、外在和之间的研究；福柯极其关注实证性机制和经验对知识的意义；他还实现了对权力、真理、知识等各种异质因素的相互生产性关系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主体”这个中介又成为一个关键的需要被讨论的要素。
第四章在福柯“异托邦”概念论述的启发下，尝试确立一种“异托邦”哲学。我们将从哲学对象、方法论、伦理观等传统哲学分类层面说明建构“异托邦”哲学的可能性。“异托邦”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关系性的异质空间，而其方法论主要为考古学和谱系学，“异托邦”的伦理思考将表明伦理的等级与实证性的科学、知识、体制的情况有关，不是伦理的规则规定了我们的行为，而是反过来，科学、知识等的实证性秩序内在地规定了我们社会的伦理秩序和结构。
第五、六章是用“异托邦”哲学分析福柯两个有代表性命题的例证。第五章以“异托邦”哲学为基础考察福柯最惊人的命题“人之死”作为现代知识型的“生死”含义，详细分析这一问题是弄清楚我们现代知识处境和知识化方式的关键。“人之死”是“诸神”离去后，人类重构知识的重要方式，虽然“人之死”最早是解剖学的科学命题，但与这个科学命题对人“生”的秘密揭示相关的是人的对象化、科学化和历史化，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之死”是人获得历史性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这个命题是近代以来哲学最根本的问题，近代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如限定性、自我与他者、我思与非思、起源的退却与返回等都与此相关，它同时还是现代文学书写的内在核心与焦虑。
第六章从“异托邦”的考古学和谱系学视角，分析在不同的词与物关系中，在不同的书写、评论、批判和话语地位中，福柯“文学的诞生”命题的具体含义。这里的“文学”是指作为特定的现代含义的“文学”。我们现在一般理解的文学是虚构的、想象的，文学是自足的、本体的、无功利的，这种文学的定义与想象并不是自古有之，这种文学概念是在现代才形成的，它的诞生与语言功能在现代的功能和地位的变化有关，它的形成也适应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和体制对自我身份与传统的想象性认同，这一点可以启发我们在今天思考文学的社会与历史功能，思考文学中编织的社会与民族发展的“情感结构”，进而使我们发现最“纯”的本体论文学观也蕴含着与之相应的社会诉求。
“余论”部分首先总结了“异托邦”思想本身的“条件、之间和外在”的关系研究特征；其次从以“条件和关系”为特征的“异托邦”哲学出发，思考跨文化对话和比较文学新的思考路径以及文学与比较文学新的关系，比如比较的可能性在哪里？比较的条件和比较的代价何在？我们将不再思考直接进入内容的类比，而是要思考建立比较的“连接”条件是什么？如何使得某种“连接”成为可能？而且在“异托邦”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将重新定义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即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产生都与民族国家体制相关，它们是像自我和他者一样共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