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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穿越了当时重要的知识与认识论形态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科学哲学、语言学之后，发展了他对“各种既成概念”和“学科”独特的反思。福柯改写了20世纪人文学科的面貌，他质疑并重构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本书要论述的福柯概念是“异托邦”（Heterotopias），即研究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并用“异托邦”作为一个关键词研究福柯。这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研究，事实上用“权力”“知识”“话语”“主体”等任何一个关键词来研究福柯都是可能的，因而用“异托邦”也是可能的，而且“异托邦”只标志了福柯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它并非是本质的标签。然而与权力、知识、话语、主体等概念不同，“异托邦”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拿来就用的概念，因为它并非像福柯的其他概念那样被普遍接受，本书正是要将福柯这个“异托邦”概念梳理清楚，希望它像“乌托邦”一样在标志一种空间概念的同时，标志一种哲学思考方式和哲学活动区域。由于“异托邦”并不是福柯论述很成熟和完满的概念，所以我们对此进行全面研究，既是 借着 福柯此概念对他本人和他著作的再研究，同时又是 接着 福柯对他的思考、研究的特征进行反思和总结，并进而将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哲学化。在福柯去世二十多年后，这个工作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对我们而言不仅要看福柯说了什么以增加知识，而且要研究福柯怎么说以获得言说的方式和方法，获得一种从事哲学活动的能力。正如阿甘本论述福柯的关键词“机器”（apparatus）时所言一样：“正如你们所知，福柯总是拒绝所谓的‘普遍性’的总体范畴或者心理结构，例如大写的国家、大写的统治、大写的法律和大写的权力。但是，这不是说在他的思想中就没有具有总体特征的可操作性的概念。” [3] 对我们而言，“异托邦”这个术语与阿甘本所论述的“机器”术语有相似的哲学功能，即“异托邦”正是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福柯哲学的运思术语，尽管福柯并不一定很清楚地定义它。
但福柯并非没有定义过他的“异托邦”概念，他曾在两个地方明确描述过“异托邦”的定义和功能。对于这两个定义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章全面分析。此处我们只简单列举一下这两个定义以便于我们对“异托邦”思想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并进而对其已有的研究进行综述。福柯关于“异托邦”的第一次定义是在《词与物》的前言中言及语言的毁坏时，他说“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可能是因为它们秘密地损害了语言，是因为它们阻碍了命名这
和
那，是因为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是因为它们事先摧毁了‘句法’，不仅有我们用以构建句子的句法，而且还有促使词（les mots）与物（les choses）‘结成一体’（一个接着另一个地，还有相互对立地）的不太明显的句法”
。福柯关于“异托邦”的又一次明确定义是在1967年参加建筑学学会时提交的一篇文章《其他的空间》中，他说：“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真实的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被抗议并且被颠倒；这些场所是外在于所有的场所的，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因为这些场所全然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它们所言及的所有位所，所以，与乌托邦相对立，我称它们为异托邦。”
[4]
从这两处定义可以看出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既涉及文本空间，即我们文化和文明中真实存在的语言空间和语言组织秩序，也涉及社会空间，即我们文化和文明中真实存在的身体生活空间；而且“异托邦”概念既涉及真实的空间，也涉及这些文本和社会空间独特的反映、表征、抗议和颠倒正常句法和社会空间秩序的哲学思维和哲学功能。
国内对福柯的介绍、阅读、叙述、阐述和研究基本上是从1984年福柯逝世开始的，一开始主要是一些国外社会科学和外国文学、理论及法国研究的杂志承担了介绍和描述阅读感受的工作。如果我们以福柯为“题名”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的话，可以看到介绍、研究和应用福柯的论文自1984至今至少有400多篇，硕士论文70多篇，博士论文十几篇，当然这样的搜索是不准确的，而且博士、硕士论文也是2002年至2003年才开始被收入的，并且有一些院校可能更晚。面对这样的数字，我们在此要综述福柯研究是困难的。总体而言，福柯的研究有读福柯著作的感受的，有福柯的主要思想梳理和福柯思想资源介绍的，有福柯理论在女性主义、后殖民等领域的应用的，有福柯与国外思想家的比较研究的，如福柯与尼采、德勒兹、卡夫卡、德里达、韦伯、杰姆逊、海德格尔等的比较研究，还有福柯与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论如庄子思想的比较与阐发研究的，还有思考福柯理论与法学研究，福柯思想与医学以及教育学研究关系的。如果我们回到福柯著作具体内容上来分类的话，这些研究所使用的福柯术语、资源和研究对象主要是：权力分析、话语研究、主体研究、真理游戏、空间转向、身体维度、生存美学与生存伦理、人之死与作者之死和文学研究、知识、考古学、谱系学、认识论、历史、身份以及新近的生命政治等，这样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范围与国外大体是相似的。也就是说从福柯研究的主题上看，国内福柯研究是应有尽有。如果说还缺少哪些方面的研究主题的话，那可能就是国内研究福柯对法国科学哲学传承方面的学者并不多：即福柯与卡瓦耶莱斯、加斯东·巴什拉和乔治·康纪莱姆等哲学家的关系研究的论文并不多见。然而，尽管研究的主题相当广泛，但是福柯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质量高、深刻的专著和论文依然比较少。
关于福柯“异托邦”概念的思考，国内并不多见。国内期刊网上直接论及“异托邦”概念的文章只有三篇，《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福柯“异质空间”概念对电影批评的影响》和《其他空间》。而第三篇《其他空间》是对福柯法文原文的翻译。第二篇则是谈论电影空间效果的。只有第一篇，即2005年尚杰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上的《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一文是谈论福柯的“异托邦”概念问题的。这篇文章首先重点介绍了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前，尤其是牛顿力学和空间问题到爱因斯坦为止空间概念和空间理解的阶段性变化，之后详述了福柯“异托邦”的六个原则。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现代物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它也为福柯关于‘异托邦’的空间理论提供了灵感。‘异托邦’与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抵抗以时间为线条，以一元论精神为线索的哲学史。福柯分析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赋予普遍的空间现象以新的内涵，他开发了一种新的空间哲学。”
笔者非常同意作者所说的“异托邦”是一种新的空间哲学，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方式。可惜这篇文章形单影只，我们只能叹息国内的“异托邦”研究意识尚处在起步阶段，我们依然有艰巨的思考过程需要完成。更遗憾的是，关于福柯在《词与物》前言中所提及的“异托邦”理论问题，所涉及的语言的毁坏、分类的不可能以及福柯的研究对象、空间：“秩序经验的存在方式”，尚杰没有提到，国内也几乎没有人写过文章，而将二者也就是福柯两处关于“异托邦”的定义结合起来讨论的文章在国内则一篇也没有。关于《词与物》前言中所论及的“异托邦”，盛宁和张隆溪的书中有篇幅很小的论述，而且他们二者要解决的问题也与我们本书不同。盛宁2003年出版的《文学：鉴赏与思考》一书介绍张隆溪的比较文学著作《道与逻各斯》时因为跨文化翻译问题提到了福柯的“异托邦”。盛宁那篇文章是要讲比较文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问题。为了让中国话语在平行研究中改变“外贸”逆差的局面，而使比较文学实现真正平等的交流，盛宁发现“语言”问题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而在描述这种语言翻译与转译之间的困难时盛宁举了福柯的例子。他认为福柯是仿照前人的“乌托邦”（Utopia）一词而造出一个新词“heterotopia”来命名与西方世界不相容的中国世界，而且盛宁将这一新词译为“奇异国”。从博尔赫斯所引的中国百科全书动物分类到福柯的“异托邦”语言思考，盛宁认为这里发生的主要问题是翻译的“误差”。他认为“中国百科全书”应该是中国古典小说《镜花缘》的译本，那些奇异的分类应为书中人物游历海外经历的一一列述，因而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同时，《镜花缘》还提及中国“古代游艺和音韵文字游戏”，所以涉及语言问题。他继续分析说鲁迅又用“万宝全书”一词来评价概述《镜花缘》一书，所以盛先生以为“百科全书”应为“万宝全书”的西文译文。所以福柯的“heterotopias”假说来自博氏对此虚构之书的误读。
总之，盛先生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视角，从语言与翻译问题对平行研究和平等对话的思虑出发对福柯的“异托邦”概念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分析。然而，我们在更多的意义上将“异托邦”看作一种引起福柯思考词与物的关系，思考众多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应该说它是个“隐喻”、象征，而不仅是资料学的问题。我们是要在盛先生的基础上，接着说为何这种误读、这种震撼引发了福柯的哲学革命。张隆溪2005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一书，该书的第一讲《非我的神话：论东西方跨文化理解问题》即以福柯《词与物》前言中“异托邦”概念的产生为引子。这篇文章其实是张先生在1987年第二次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但是他那篇长文所讨论的问题与我们要讲的“异托邦”思维也是完全不同的。张先生认为福柯在《词与物》前言中所引的博尔赫斯关于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其实是虚构的。张先生说虚构作家博尔赫斯在论述威尔金斯时只是声称这个分类来自德国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翻译家弗朗兹·库恩博士所说的《天朝仁学广览》。张先生虽然对让人发笑的中国某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给福柯带来的震惊和懊恼总结道：“因为那无奇不有的荒唐可以产生破坏性的结果，摧毁寻常的思维和用语言命名的范畴”
，这一点跟我们本书要论述的观点是有相似处的，但是张先生对这种对“寻常思维和用语言命名范畴”的分析并不感兴趣。他进而很快将福柯的这种震撼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作为西方的一个他者和非我，是西方想象的乌托邦，因而将全文的讨论引向殖民、东方话语、中国形象的西方汉学史以及他者与自我如何沟通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并不重视“异托邦”概念作为福柯一种哲学思维的重要性，他将福柯这个概念理解为：“于是福柯新造一词，说这种奇怪的分类法只能属于所谓的‘异托邦’（heterotopia），即一片不可理喻、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空间。福柯说，那分类法之所在，只能是地点错乱和语言错乱，即地与名完全对不上号之所在。”
虽然张先生并没有认为福柯纯粹是要书写一个非我异己的中国形象，他认为福柯只是要借着中国这个非我的形象来表明认识的先验限定并构建福柯自己的“知识考古学”，但他还是指责了福柯不该相信博尔赫斯对中国的虚构，不该把这一描述当成是真实的，因而觉得福柯对博尔赫斯虚构的一个笑话当真，福柯的分析好似只是一个玩笑。总之张先生始终将福柯的“异托邦”概念问题放置在一种非我、异己，他者、自我关系框架中来理解和讨论。而我们认为对福柯而言，是否存在着博尔赫斯所描写的中国动物分类并非绝对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跨文化的意识使得福柯产生了一种关于界限和条件的认识，福柯正是要在这种思维的界限和震撼处思考西方文化认识论的边界和条件，思考西方知识构型的考古学，思考哲学新的研究对象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异托邦”就不再是一个混乱之地，而是一个新的哲学范畴。我们也将通过全文说明“异托邦”这一概念对当代学术的重要性。
国外的福柯研究蔚为壮观，应该说福柯的研究涉及现代知识领域的方方面面，本书后面所列的书目是在美国图书馆中可以读到的最普遍的福柯研究读物，读者从这个庞大的书目就可以看到福柯研究的状态。记得在美国时，一位对笔者本书很感兴趣，而且也给笔者提出了很多有意义建议的约翰（John）教授这样跟笔者开玩笑：“我知道你还年轻，可是要做福柯综述似乎你需要一辈子吧？”然而无论如何，加里·古廷（Gary Gutting）的 《米歇尔·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 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Scientific Reason ）、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的《图绘当代：海德格尔、福柯和空间历史的规划》（ Mapping the Present: 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 ）以及德雷福斯、拉比诺（Hubert Dreyfus, Paul Rabinow）的《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等都对笔者学习和理解福柯起了很大的作用。
英语世界对福柯“异托邦”概念的研究主要是将“异托邦”视为表征了特殊权力的社会空间，下面我们将通过几篇文章来说明国外“异托邦”思想的研究情况：
1998年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的亨利·乌尔巴赫（Henry Urbach）发表了《书写建筑的异托邦》（“Writing architectural heterotopias”）一文，文章认为福柯“异托邦”的概念在十年多的时间中激活了建筑领域的很多讨论，然而这个概念的意义仍旧是滑动的，对它的使用也很有限。作者还认为在将“异托邦”转译到建筑理论的过程中，福柯这一概念的核心因素，特别是这个概念的普泛性和政治性方面被遗漏了，作者希望通过评论一些建筑“异托邦”的讨论来重估作为建筑分析工具的“异托邦”概念的价值。同时这篇文章也提及了福柯另一处使用“异托邦”概念的文本，即《词与物》的前言，作者认为博尔赫斯所援引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使得福柯开始思考同时秩序和同时出现的问题，即当语言的底部被挖掘时，异质性使得被联结同一的秩序成为问题，语言的同一性被毁坏，所以“知识型”就是避免“毁坏”暴露的、组织秩序的内在条件。作者还有趣地提到福柯正是因为思考到中国文字的空间结构和空间出现秩序而理解了中国分类学的可能性，作者还论述了福柯为数不多的提及中国的《性经验史》中对中国的描述。
2005年的一篇企业管理学文章用到了福柯“异托邦”的概念，并且把它和德塞图（De Certeau）的“创造每一天的生活”（“creating everyday life”）的思想联系起来分析。该文作者将“异托邦”作为一个集中表征了理念和文化的异质空间应用在企业管理的空间中。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管理企业家：应用德塞图理论创造异托邦（或者游戏的空间）》(“Organiz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With de Certeau on Creating Heterotopias（or Spaces for Play”）作者是丹尼尔·赫尔特（Daniel Hjorth），文章的核心观点就是要表明在企业的常规物理空间内，对企业的组织和管理关系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却是其他的空间，这个空间集中表征了企业的文化、管理的理念和管理的自主游戏，这个自主空间正如福柯1966年在广播演讲上就孩子们的游戏空间所言一样：即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想象却真实的异质性游戏空间，这个空间既在家或者学校的范围内，同时又是一个不同于家庭和学校的特殊空间。
2003年乔治·凯恩斯、彼得·麦克恩、菲尔·罗伯特（George Cairns, Peter Mclnnes and Phil Roberts）的文章《管理空间/时间：从未完成的全景敞视到异托邦的思考》（“Organizing Space/Time: From Imperfect Panoptical to Heterotopian Understanding”）也是一篇处理管理领域发明创造生成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文章。
2004年特雷弗·J. 巴恩斯（Trevor J. Barnes）的《位所思考：地方精神、异托邦和地理学的量化革命》（“Placing Ideas: Genius loci, Heterotopia and Geography's Quantitative Revolution”）是一篇地理学论文。该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地理学定量分析的研究现状。论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四十多年来知识生产方式的潮流的变化，列举了科学知识的主要文献，然后强调了三个主要因素：知识断裂的本质、具体化和知识进程中物质性的嵌入，以及网络、联盟的向心性。其次，作者在知识生产中一一分析了各个因素，并说明了地理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者特别强调了关于“知识断裂的地理学”，可以用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来澄清，同时，“知识的具体化和嵌入”可以通过凯文·赫瑟林顿（Kevin Hetherington）和约翰·劳（ John Law）的物质性来说明，而网络和联盟的因素可以通过近期奈杰尔·斯瑞福特（Nigel Thrift）的书写来理解。
2006年贝斯·罗德（Beth Lord）的研究博物馆作为“异托邦”的《福柯的博物馆：差异、表征和谱系学》（“Foucault's Museum: Difference, Representation, and Genealogy”）一文也非常有意思。文中提到，一般情况下，福柯笔下作为“异托邦”即异时积累的博物馆经常被理解为博物馆的负面形象：博物馆作为启蒙的机构具体化了国家权力，驱动了根据普遍原则和总体历史的概念来秩序化世界的理性模式。但是，这篇文章通过两个主要的部分反对这一普遍认知：首先，作者论证了博物馆作为一个不同的空间和表征的空间，其次，在这个其他的不同空间和表征空间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博物馆开启了福柯谱系学历史方法论的可能——即他论证了博物馆如何作为一个异质的空间粉碎了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设想。这样，博物馆构成了启蒙价值观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在福柯那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它既是源于启蒙价值观、启蒙理性，同时又能以一种其他空间的特殊身份克服启蒙的权力关系。为何如此，因为博物馆恰恰无法实现历史的连续，而是词与物的散播。同时，作者认为这样一来，博物馆也例示了福柯关于启蒙问题的张力空间：即要反对启蒙的权力关系，必须依赖启蒙的批判和自由精神。这篇文章对福柯谱系学和考古学关系的论述也很有意思，作者认为谱系学——一种新的非整体的历史方法论是通过考古学的方式实现的，而“异托邦”就是对这个考古学领域的描述。 [5] 同时对于福柯的“话语”概念，作者提出福柯的话语不是一组涉及物的词，而是一套使得词与物结合起来的规则，是词与物之间的表象体系。
2006年彼得·约翰逊（Peter Johnson）在其《阐述福柯的“不同的空间”》（“Unravelling Foucault's ‘Different Space’”）一文中简单描述了福柯“异托邦”概念的出处和词源学基础，并对美国的“异托邦”研究现状做了描述。我们从中发现“异托邦”概念在美国学术界也引起了不少困扰，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术语，甚至很难在福柯的论述中找到前后一致的逻辑。也许正因为如此，对它的应用就会五花八门，而且很多阐释是相反的、冲突的和不兼容的。据该文的分析，福柯的“异托邦”概念被应用到了很多学科中，特别是社会学、人文地理和建筑。确实如此，当人们将真实的空间做文化的思考和处理时，“异托邦”显示出了其特别合适的场地和思考方式的功能。作者还说到这些研究如果有共同处，那就是认为“异托邦”是与权力相关的抵抗和僭越的空间。然而，作者在他的文章中主要是通过比较福柯的“异托邦”与巴赫金和列斐伏尔的“乌托邦”来拓展“乌托邦”的概念，同时，通过对博尔赫斯和布朗肖文学空间的分析来说明“异托邦”从时空异位等方面对某种形式的“乌托邦”进行了新的质问和挖掘。
国外还有一些应用福柯的“异托邦”术语作为分析策略的文章，如玛丽埃塔·桑德拉·罗色图（Marietta Sandra Rossetto）的《异托邦和它在移居生活经验分析中的作用》（“Heterotopia and Its Role in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Resettlement”）一文用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来分析移民过程中所涉及的身份重新认同问题；《纪念碑、身份和国家：地方实践、世界遗产和异托邦在尼泊尔斯瓦扬布》（“Monumentality, Identity, and the State: Local Practice, World Heritage, and Heterotopia at Swayambhu, Nepal”）一文用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分析文化遗产和身份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分析各种空间，如网络空间分析有埃迪·皮努埃拉斯（Eddie Piuelas）的《赛博—异托邦：虚拟空间中的空间和主体性构型》（“Cyber-Heterotopia: Figurations of Space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Virtual Domain”）一文；叙述空间分析有毛伟强（Mao Weiqiang）的《替换乌托邦的异托邦：〈玻璃山〉中的叙述空间》（“Heterotopia as an Alternative to Utopia—The Narrative Space in The Glass Mountain ”）一文和克里斯蒂娜·弗雷拉·拉特莎（Cristina Ferreira Laterza）的《路易斯·卡罗尔的仙境：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乌托邦和异托邦》（“Lewis Carroll's Wonderlands: Utopia and Heterotopia in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一文等。
在论文集《圣化空间》（ Of Hallowed Spacings ）中收有《作为异托邦的戴安娜车祸》（“Diana's Crash as Heterotopia”）一文。另外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异托邦和城市——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空间》（ Heterotopia and the City—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 ）里面也收集了很多关于“异托邦”和城市空间的文章。
总之，我们看到书写“异托邦”在国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事件，很多著作也将“异托邦”作为一个关键词来叙述一些奇异或者他者性的空间，然而，对于“异托邦”既作为一种集中表征了权力、文化、知识的特殊社会空间，又作为一种博尔赫斯中国动物分类意义上毁坏分类与语法的文本空间，还作为福柯一种主要思考方式或者分析与批判方式则很少有人做综合性的论述。这恰恰是本书一个宏大的愿望。正如福柯的老师唐·皮埃罗对他这位学生的记忆一样：“我把我认识的学哲学的年轻学生分为两类：一类，哲学于他们永远是好奇的对象。他们向往认识宏大的体系、伟大的著作；而另一类，哲学于他们更多的是关心个体、关心生命的问题。笛卡尔代表第一类，帕斯卡尔代表第二类。福柯属于第一类。在他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充满智慧的好奇心。”
福柯这位从事我们所认为的碎片化研究和思考的思想家其实有着自己宏大的诉求。这两者结合得如此之好，反而映现出宏大与微观的一种深层关系。
[3] Agamben, Giorgio.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
[4] “Of Other Spaces”in Heterotopia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 edited by Michiel Dehaene & Lieven De Cauter，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8, p.17.
[5] See Lord, Beth. “Foucault's Museum: Difference, Representation, and Genealogy”, in Museum and Society, March 2006.4（1）, pp.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