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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的肉体远离我们而去的日子里，“福柯”作为一个特殊的命名和能指不断描绘着多样的福柯形象，“福柯”开始成为诗的话语，飘散在想象的王国中。福柯在世时，人们昵称他是一只狐狸，他的作品构成了人们不断探寻的座座迷宫；如今，当福柯远去时，我们围绕着他的肖像、他的生命事件和他的书才能让想象和思考的世界继续弥散着他的影子。我们书写和纪念福柯的前提正如德勒兹的感觉一样：“在许多访谈中，德勒兹一再提及写作本书是出于‘一种必要性’、‘一种需要’，但不是为了悼念福柯，不是为了歌颂，也不是为了捍卫，而是为了记忆，为了描摹一幅逝者的肖像，其中‘线条与笔触必然来自于我（德勒兹），但却只有在他（福柯）缠绕画像的前提下，它们才得以凝聚’。”
这大概就是逝者在评论者和思考者的生命中继续涌动血液的一种表征，也是文化传承和再生产的根本吧！因而，我们这里的“诗化”首先是说福柯拥有一种特殊的像诗一样的生涯，他的别样的生活事件就构成了“诗”本身；其次，“诗化”又是指当福柯远去时，他的形象像诗一样带动着我们对他丰富的想象，我们将福柯塑造为一种诗歌中的意象和形象以继续我们的思考和对他的追寻、纪念；再次，“诗化”也是我们组织福柯生平的一个策略，是我们后见之明形式化福柯的策略。
关于福柯诗人的形象、诗人“体验性”的人生和诗人哲学生活的气质，詹姆斯·米勒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中已经写得非常精彩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米勒所用的“体验性”不是指主体哲学、意识哲学和现象学等哲学术语，而主要是指福柯人生的身体和生活过程。米勒认为福柯乃是这样一种思想家：“他在一种独特的个人冒险旅行中制定思想，当然是用写作的方法，但同时也用他的生活本身……如他在接近生命尾声时所勉强承认的：理解一个哲学家著作的关键在于研究那位哲学家的‘气质’。而且福柯同意，为说明这种气质的特点，构想‘说‘我’的那个人’心中的想象世界，有必要广泛考察论据，不仅要看作者的著作和文章，而且要看他的讲演和宣言书，他给学生留下的印象，他和朋友们分享的回忆，甚至有关他的性爱偏好的情况。”
所以米勒的书写也遍及福柯的所有这些信息和形象领域。福柯的人生和哲学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参照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言来体会，黑格尔说：“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深入它的内容和实质。”我们知道，康德显然是这样的哲学家，而福柯不是。福柯是克尔凯郭尔、尼采式的有着丰富生命活动的“哲学活动”者。福柯有着充满诗性的一生。对于福柯这种生命活动、身体活动和性经验都深入到其哲学内容和实质中的哲学家，为了制造他的思想和人生肖像，我们必须要回忆这些和他诗人形象相关的生命活动事件，这些事件在他离去时依然不断生产出我们对他激动的想象，似乎他就在我们眼前讲话；这些饶有趣味的事件，还不断激励着我们与福柯对话，激励着我们不断重新思考福柯。对于这些事件所塑造的诗人形象的书写方式，我们不是要重复米勒的书写思路，而是要与诗人建立诗歌般的对话关系，用诗人生命活动的事件和形象来封存我们对诗人的记忆。关于这样的形象化诗人的经验，我们不妨看看英国诗人济慈回忆莎士比亚的切身体验以明确我们自身所处的追忆立场，济慈在他的书信集中写道：“我信中那些最活泼逗乐的部分一定会唤起你们对我的想象，就像史诗诗人所说的……而姿势就是一切。”
逝去的诗人活的形象来自于他们逗乐或者鲜明的姿势所带给我们的想象。济慈还说：“要是知道莎士比亚在开始写‘生存还是毁灭’时取什么样的坐姿就好了——这类事情因为时空距离而变得有趣。”
时空间隔下，唯有带着生命色彩的事件和姿势才能使我们与诗人心有戚戚焉。为此，济慈采取了一些行动：“我将在每个星期天的十点钟读一段莎士比亚——你也同时读一段，我们就会互相靠得更近，像是同一间屋子里的两个盲人。”
济慈在和莎士比亚对谈，在和阅读莎士比亚的朋友对谈，虽然摸不到对方，但通过书籍和肖像却感觉得到对方的呼吸。最后，诗人济慈是根据笔迹来判断莎士比亚的形象的：“盖着泰西制作的莎士比亚头像印章，就像我送给你的那个一样——我们根据人的外貌来判断他的内心，我们难道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根据他们的笔迹来作判断吗？”
与济慈不同的是，我们虽然没有福柯的头像印章，但我们将以福柯生命中的生动事件来触摸福柯，与他对话，倾听来自他的呼吸。我们这种剪切和拼凑不是为了恢复一个全面的福柯，而是为了留下诗人的诗意性时刻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福柯的许多人生事件都是当时社会秩序的“异位”，是对当时社会秩序逻辑的揭示和不满，是对当时社会秩序、伦理的抗议、挑战和颠倒，他实现了一种在常规空间中的“异托邦”（heterotopias）式存在。而且，如果说制造与传统诗歌不同的诧异性和异质性是现代诗歌的主题之一，那么福柯则不断在日常生活空间之内为自己建造异质的诗的生存空间，建造自我风格化的空间。我们节选的福柯生命事件如下，希望读者能在下面的事件中与我们一起走近福柯。
米歇尔·福柯于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外省城市普瓦蒂埃，他的父亲保罗·福柯是一名外科医生，有趣的是他把象征着父权的自己的名字保罗-米歇尔·福柯简化为米歇尔·福柯，即他丢掉了属于父亲的“保罗”，而对于这种自主性行为，他对母亲说：“因为他的姓名缩写是P.-M. F，跟皮埃尔·孟戴斯·法朗士一样。”而他对朋友的解释却是：“他不愿再用他青年时代所憎恨的父亲的名字。”
福柯经历过二战所带来的创伤，他喜欢布朗肖、克罗索夫斯基等迷恋死亡的文学家，他还专门写了自杀诗人雷蒙·鲁塞尔的世界，然而，福柯自己呢？说到自杀，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对话来遥想他：“‘福柯一直被自杀念头所困扰。’一次，他问福柯：‘你去哪儿？’另一位高师同学吃惊地听到他这样回答：‘我去巴黎市政厅百货公司买根绳子上吊。’”
无论福柯的晚年曾在美国旧金山有过什么样的特殊同性恋经历，迪迪埃对福柯的同性恋生涯的评论都依然是有效的：“达尼埃尔·德费尔与福柯共同生活了近25年。福柯对他的爱至死不渝……”
福柯曾毫不掩饰地为自己的爱人谋取工作职位。
德勒兹是福柯的好朋友，虽然他们后来因为政见不同有过分歧，但是福柯至死不忘这个朋友。福柯在克莱蒙任教时曾经提出由德勒兹来替补于勒·维也曼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以后留下的空位，但是，不幸的是，一个叫乔治·加罗第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捍卫者凭借与部长的关系占有了这个职位，这个人来了以后，福柯对他处处刁难和谩骂，直到把他赶走为德勒兹赢得这个职位为止，而在这个过程中福柯也与德勒兹成为好友。
进入法兰西学院是福柯的愿望，他曾为之不断努力奋斗，当然，进入法兰西学院也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福柯进入法兰西学院与阿尔都塞、维也曼等亦师亦友的人的帮助密不可分。然而，在福柯就要进入法兰西学院时，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需要向为他和他的著作做陈述的维也曼解释自己著述的思想脉络，他需要维也曼的帮助。当时，应该说他与维也曼还是很有默契的，维也曼基本能理解他所解释的关于他著作的所有东西，但是，“在涉及‘陈述’（énoncé）时……福柯再三解释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可维也曼仍然认为这个概念含义模糊不清。福柯一气之下摔门而去，责怪维也曼没有诚意。”
与其他标榜自己是执意选择书写生涯的理论家不同，福柯觉得自己选择笔耕是一个偶然，并且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然而无论是否自愿选择笔耕和书写，福柯毕竟过了在书写中成为自己和改变自己的一生。在福柯和书写之间的辗转变化中，诗人不断体味着身份的多面性和逃逸身份的可能性：
如果我不是——用一只微微颤动的手——布置了一座迷宫的话，在这座迷宫中我可以冒险，我可以更改话语，为迷宫开凿许多地道，使迷宫远离它自身，找出简化和扭曲着地道的游历标记的突出部分，我迷失在迷宫中，而当我终于出现时遇到了我将再也不必遇见的目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能想象我在写作时经受了多少艰辛，感受到多少乐趣吗？你们还认为我会执着地埋头于这项研究吗？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让我们的当局和警察去探究我们的论文是否秩序井然。至少当我们写作时，让我们免于这种身份的道义。 [1]
诗人福柯始终是在写作中既成为自己又成为他人的。写作始终是诗人投射瞬间诗意性思考和身份的自由场域，在书写的空间中诗人避免了政治与道德的直接限制。正如1983年秋，福柯在一次谈话中解释他对鲁塞尔的迷恋时说的一样：“一个人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
福柯的一生不仅是书写的一生，也是行动的一生，尤其是身处一个不稳定的革命与解放的世界格局中，对此，“吉尔·德勒兹在一些年后忆述说：‘米歇尔具有一种政治的自觉，能觉察到某件事将在某个特殊地点（不会在别处）发生。’”
讲台，尤其是法兰西学院的讲台，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福柯出场最多的地方。对于这种课堂表演，《新观察家》杂志记者热拉尔·帕蒂让曾生动地描写了福柯课堂上的气氛、状况和福柯的感受：“19点15分，福柯下课。学生们涌向他的讲台。但不是和他说话，而是去关闭录音机，也没有任何提问。在嘈杂的人群中，福柯显得孤独。”
关于这种景观，福柯自己是这样看的：“大家必须能够讨论我讲授的内容。有时候，要是课上得不好，只要一点东西，即一个问题，就可以把一切都调整好。但是，从来就没有过这种问题。在法国，群体的影响让任何讨论实际上都不可能。而且因为不存在回馈的管道，上课就是戏剧表演。我与这里的人有一种演员或杂技演员的关系。每当讲完后，我就有一种彻底孤独的感觉……”
不过这个杂技演员对学生还是很照顾的，而且很风趣：“我采用了一个原始的办法：把课安排在上午9点半，我是这么想的，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大学生已不再在9点以前起床了。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起床的和不起床的。”
最后，“诗人之死”构成了一个谜一般突兀的事件，而且无限的话语和想象由此而产生在福柯身上。日本学者樱井哲夫的《福柯》一书和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勒的《福柯的生死爱欲》一书虽然以不同的角度论述，但是它们的开篇都是谈论“诗人之死”，而且都是从一种陌生的疾病——艾滋病谈起。米勒这样描述福柯的后期冒险：“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对于福柯来说，已成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异位’（heterotopia），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放纵场所，能使他感到无法形容的快乐。”
旧金山是实际存在的空间，但它又是实现了日常秩序所不可能实现的自由空间，在抗议和颠倒日常伦理秩序这一点上，旧金山成为福柯欣然向往的“异托邦”（heterotopia）。而对于福柯这样一种迈向死亡的方式，福柯好友吉尔·德勒兹则指出：“福柯是用一种和他的死亡观相应的方式死去的，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到。”
这样，与福柯发现“人之死”成为19世纪解剖医学获得真理的前提而使得死亡本身具有彰显生命本质的抒情性一样，死亡不再是黑暗的，“死亡离开了古老的悲剧天堂，变成了人类抒情的核心：他的不可见的真理，他的可见的秘密”
。福柯的诗意人生最终在死亡的瞬间凝注并随着话语的增殖而通向永恒。
福柯死后获得了朋友和法国知识界的高度评价，这种高度评价并不仅仅是关于他对学术和知识界的影响，而且是关于他的人格的，可以说福柯从各方面获得了法国知识界的认可。费尔南·布罗代勒说：“法国失去了一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识分子。”
杜梅泽尔说：“福柯有无限的智慧，他甚至有些过于精细，他把自己的观察站建立在活人的区域之上，身体和精神、本能和思想的传统区分在这里似乎是荒谬的：精神病、性欲和罪行。他的视线像灯塔一样从这里转向历史、转向现在，时刻关注着那些最不引人注意的发现，它能够接受一切，就是不接受正统观念。这是一种多面的智慧，一种运动反射镜式的智慧。判断从这里产生，并且从它的反面立即增加新的判断，而且既不相互对立，也不轻易被驳倒。然而这一切，像通常那样，都建立在绝对善良和友善的基础之上。”
皮埃尔·布尔迪厄写道：“我更愿意认为这种思想追求获得把握自我，就是说把握自我的历史，所以它是思想范畴史，意愿与欲望史。因而，这种对精确的关注，这种拒绝知识与实践生活技术与政治选择的投机，使福柯成为一个无法替代的人物。”
福柯好友保罗·维尼则声明：“我认为福柯的著作的发表是我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事件。”
上文我们以远去的形象——诗人生命中的诗性事件来描画了一个鲜活的福柯肖像，如果说这是一种福柯生涯的远看和回忆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以“诗”为核心意象进入福柯的内部，即福柯以及福柯的文本内部，以期描绘一种特别的福柯哲学气质和其文本风格。
首先，有趣的是当代哲学因为与对现象界的体验紧密联系而使得哲学与文学、诗天然融合了。古廷在其著作中引用梅洛-庞蒂和巴塔耶的话对此做了很好的说明：“正如梅洛-庞蒂在对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宾》（
L'invitée
）一书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当一个现象学的或存在的哲学指定给它自己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或发现其‘可能性的条件’，而是阐述关于这一世界的经验、与这一先于关于世界的所有思想的世界进行接触的时候，所有事物都发生了变化……从现在起，文学和哲学的任务再不相互分离了。’……在阅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之后，巴塔耶宣布：凭借着‘直接向生活敞开自己的大门，哲学可最终简化为文学’。”
所以，我们论及的诗人和诗性是一种创造的力量，它与哲学相互说明。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回应培根的《新工具》时所写的《新科学》，用“诗性”来补充和抗议培根的“经验”，我们这里的“诗”大概可以在这个层面理解，即文学和诗不再是一种文体和学科问题，而是涉及对严肃的哲学、语言、历史问题的思考。
福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一生除了在哲学上为我们“创造新的思考方式、行动方式”外，他还广泛地涉入并影响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领域：文学与文学理论、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而这一切的创造能力、研究能力都和他的诗人才华密不可分，应该说福柯以一种诗人才华和气质构建了特殊的福柯世界。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对人文科学而言，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整理人类社会的秩序，尽管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集体、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整理结果不尽相同。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工作的基础恰恰是诗人的洞见、诗人的敏感和诗人的想象力。当代学术潮流对“真理话语”和“客观知识”的打破更是印证了这样一种人类的诗性智慧。而福柯恰恰是这样一个有着诗人才华的典型知识分子。在福柯谈及自己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疯狂史》时，曾和自己的老师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要想谈论精神病，需有诗人的才华。”乔治·康纪莱姆（Georges Canguihem）
回答说：“先生，您恰好具备这点。”
我们也毋宁说：“要想谈论福柯，需要有诗人的才华。”当然，这种诗人才华丝毫不妨碍一种新的哲学思考方式和哲学智慧的产生，二者恰恰是相互协作的。对福柯而言，具有诗人气质的尼采和法国科学史研究代表人物康纪莱姆之间并没有矛盾的地方：“对于那些看到尼采的影响和科学史传统之间矛盾的人，福柯的回答是异常明确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冈奎莱姆本人也常常承认自己的研究受到尼采的影响吗？这是冈奎莱姆确认的事实。然而，事实上，当我们重读《临床医学的诞生》……令我们吃惊的不是两个研究方向的矛盾，相反是两种文录的奇特会合。这种亲缘关系在几年后发表的《词与物》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也就是为什么布朗肖、巴塔耶、克罗索夫斯基、勒内·夏尔、阿尔托、雷蒙·鲁塞尔、萨德等诗人的影响能够深深地没入福柯的生命中，而与此同时，维也曼、古叶、阿尔都塞、拉康，尤其是科学史学家卡瓦耶莱斯（Cavaillés）、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和乔治·康纪莱姆等也是福柯学问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的原因。福柯将诗和科学统一起来，这就像他将当时法国哲学的两个主要脉络——意识和现象学哲学脉络与科学哲学脉络——综合起来思考一样。迪迪埃在写福柯传时主要用诗人才华来强调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写作和风格，我们此处也可以用诗人才华来总结福柯为人为学的总体风格——诗人哲学家。事实上大部分福柯哲学著作的基础都起源于诗的想象性震撼，或者以诗作为思考的材料。对此我们将在福柯论“文学的诞生”一章具体分析。
福柯不仅具有诗人气质、才华，诗人的想象力不仅让他突破常规思考的界限，他的著作往往也离不开诗和文学作品，它们成为了他进行哲学分析的重要基础。福柯最早发表的为宾斯万格尔的著作《存在与梦》所写的长达120页的序言，援引了诗人勒内·夏尔的《形式分配》来说明梦与死的心理学关系。福柯发表于1961年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亦即福柯的博士论文，以文学和诗作为考察疯癫变迁的历史资料，在其中，文学所书写的主题和场面的变化则构成福柯思考理性和疯癫关系变化的表征。福柯此书中的一个主要意象“愚人船（arrenschiff）是一个文学语汇，可能出自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
。理性与疯癫之间以知识、秩序安全等的名义构成了一种堂而皇之的排斥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19世纪定型，以至我们不再去怀疑血雨腥风的疯癫史的生成过程，这样，关于疯癫的历史书写和文学作品也许是重构疯癫史的一个重要历史参考。所以，塞万提斯、西布里尼（Subligny）、莎士比亚、尼采、阿尔托等文学家、作家都不断出现在福柯的著作中。在涉及历史的断裂和连续的转折点时，文学的意象对福柯往往具有症候价值，例如福柯在赞扬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作家技高一筹时说道：“如果我们把他们的作品所保持的‘悲剧意识’，和他们同代人或模仿着的作品里新生的意涵作一比较，我们便能了解，17世纪初期，文学中的疯狂体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福柯发表于1963年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虽然没有像《古典时代疯狂史》一样以文学和诗为基础，但是，这本书临近结尾时福柯对死亡的描述成为福柯风格刻画的经典。福柯最让人费解的《词与物》一书发表于1966年，这本奇书是这样诞生的：“博尔赫斯（Borges）作品的一段落，是本书的诞生地。本书诞生于阅读这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
正是诗人博尔赫斯所引用的某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动物分类作为“分类的不可能”例证，震撼了福柯，启发了他对思想限度的思考。与此同时，福柯在《词与物》中的重要历史分期都是以文学文本作为界限的，《堂吉诃德》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型的终结和对古典时代知识型的开启，《朱利埃特》对古典知识型的终结和对现代知识型的预示，马拉美对现代文学语言的本体论维度的思考与文学语言对现代语文学的补偿等都是例证，文学对于福柯寻找界限意义非凡。1969年出版的福柯著作《知识考古学》是对知识与话语单位进行“元”思考的著作，这本书讨论了对文学单位的质疑以及对书和作者关系的质疑，这种质疑启发了福柯对语言、句子、命题等我们赖以为生的表述与逻辑单位的重新思考，对陈述和话语作为叙述单位的具体分析，福柯说：“总而言之，‘马拉美’这个名字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与英国主题，爱伦·坡的翻译作品，同诗歌，或者与调查的答复发生关系。”
福柯发表于1975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也不乏文学材料。福柯大多数关于惩罚策略的描述都来自文学作品。我们随便翻到一页就会看到这样的表述：
当新的犯罪文学发展起来后，它们就消失了。在新的文学中犯罪受到赞美……从冒险故事到德·昆西（de Quincey），从《奥特兰托城堡》（
Castle of Otranto
）到波德莱尔（Baudelaire），有一系列关于犯罪的艺术改写。这也是用受欢迎的形式来占有犯罪。表面上，这是对犯罪的美与崇高的发现。而实际上，这是在肯定，崇高者也有犯罪权利，犯罪甚至成为真正崇高者的独占特权……自加博里欧（Gaboriau）以来，犯罪文学也追随着这第一次变化……犯罪文学把以罪犯为中心的奇观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级身上。
所以，是文学表征了17世纪王权惩罚方式的终结和18世纪普遍温和惩罚方式的开始。最后，福柯计划书写四卷本的《性史》于1976年出版了第一卷《认知意志》，临死前1984年出版了第二卷《快感的享用》和第三卷《关注自我》，第四卷《肉体的忏悔》因诗人去世而未能完成。《认知意志》是对《规训与惩罚》中的生产性权力和实证性权力在性领域的继续思考，其间福柯的引用不乏萨德等人的作品中关于性的言说。而在时隔8年后出版的第二、三卷著作中，作者主要从自我与自我、妻子、男童以及与真理的关系等方面来重读希腊罗马的各种文章和文学作品，以实现对“成为自己”的伦理考古学的分析。福柯60年代还直接写过很多关于其他诗人的作品和文章，如《雷蒙·鲁塞尔》、为巴塔耶所写的《越界序言》、为布朗肖所写的《域外思想》、为克罗索夫斯基所写的《行动的散文》等。
另外，我们从福柯的叙述风格也可以看到诗对哲学家行文的影响。汪民安在其著作《福柯的界限》中说：“福柯的哲学天衣无缝地将抒情和分析融合起来。”
确实，几乎所有的福柯哲学著作都具有一种诗般的行文风格。就福柯的博士论文，他的答辩主席古叶写道：“在这次答辩中尤应强调的是答辩人那种公认的、无可挑剔的才华与答辩自始至终不断产生的保留意见的奇特对比。诚然，福柯先生不失为一名作家，但康纪莱姆先生却指出某些段落辞藻华丽，而主席也担心他过于追求‘效果’。”
古叶“还是指责福柯凭‘寓意进行思维’：‘精神病被拟人化，其发展依赖于神话概念：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西方人、命运之神、虚无、人的记忆等等。正是这些拟人手法使某种形而上学侵入历史之中，从某种意义上看，将叙述改变成史诗，将历史改变成有寓意的，可以引发哲学的戏剧。’”
福柯也因此常常受到非难，但是我们觉得正是这种想象力和对文学空间的思考使得福柯能够超越哲学话语的传统界限，而驰骋在越界的空间和行动中。不仅《古典时代疯狂史》具有抒情性与诗性，迪迪埃在评价福柯的《性意识史》时写道：“《性意识史》……这是一部绝美、奇妙、精心写成的散文诗。”
我们不妨走近福柯的文本来体味这种具有诗意智慧的哲学语言，体味这种语言特有的清晰感。这是法国哲学的一种标志，也是福柯风格的一种凝注，但愿因此指责福柯行文模糊、不清晰的人不要再以任何其他的清晰标准来谴责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这样表述18世纪事物的秩序：“推动18世纪分类学者的伟大关怀的，乃是一个持续的隐喻；此一隐喻的规模和执着，就像一则神话：把疾病的失序转移为植物界的秩序。”
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本来是要考察医学话语在不同的机制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言说方式，福柯要考察那些复杂的“机器”设备和部署对医学话语的影响，以及“人之死”的人的肉体在解剖医学中对生命秘密的揭示这些重要的哲学问题，然而福柯行文非常诗意。他正是在“可见的不可见物”一章中说出：“死亡离开了古老的悲剧天堂，变成了人类抒情的核心：他的不可见的真理，他的可见的秘密。”而在《词与物》一书中，人是这样死去的：“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关于18世纪人们对于“普遍的惩罚”的“情欲动力学”的想象认同可以当诗性哲学去阅读，而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设想，即“圆形监狱”设想竟成为福柯对全面监视和规训的现代社会进行诊断的意象核心。最后，《性经验史》
[2]
则本身就是一部“散文诗”。
当福柯将一种诗性的写作引入哲学、医学与史学的讨论时，这种界限的模糊恰恰在启发我们：诗、文学、知识与思考经常是一体无分的，正如巴尔特在《文之悦》中所言：“而写却是
一体无分
的：中断在处处确立了写，它使得我们无论写什么，画什么，皆汇入纯一的文之中”
，我们看到了福柯就是这样一个尼采式的哲学家，他用独特的闪着光的激情语言实现了语言本身的力量。
旧金山是实现了福柯身体的“异托邦”，福柯用“诗”作为材料和风格也反映、呈现、抗议甚至颠倒了传统哲学的秩序和逻辑，表明了传统哲学对材料、论证、文体等书写方式的规定也只是一种文化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诗”与“哲学”的异质相会构成了福柯哲学的“异托邦”，其实福柯对史学、哲学、医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的重新书写和综合运用都构成了常规学术的异质，我们毋宁说，福柯的人生以及他的书写就是在真实的存在空间和学科中发现一个个文化的“异托邦”。而这些“异托邦”都是本书要研究的。
[1]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by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Pantheon books, p.17.
[2] 福柯的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国内有不同的翻译，如《性史》《性意识史》《性经验史》等，笔者由于用佘碧平译本，所以本书一般用《性经验史》译名，同时，笔者选用这个译法是与本书第一章“经验形式的历史研究”对“经验形式”的重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