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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请许国英将林纾与吴曾祺在清末编辑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重订出版。
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重订初版的年月已不可考，已知1913年3月，初集出至重订八版，1914年2月，第三、四集出至重订十版，后来出版次数相对减少，但到1917年8月，初集仍出至重订十一版。林纾《中学国文读本》重订第一册印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写的《凡例》，写作日期署为“民国二年一月三十日”，可见该书重订初版时间不会早于1913年1月；至1913年3月，重订第一册出至第九版，至1915年11月13日，重订第一册出至第十一版；后几册虽没有第一册印刷的版次多，但到1916年11月，第八册仍出至重订九版。这两套如此受欢迎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究竟设计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由于这两套教科书的重订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变动不大，所以将其放回清末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也为我们勾连清末与民初两个时段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提供了契机。
作为清末教科书的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了大量中小学教科书后，开始请人编纂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高层相中了两人：一是寓居沪上，依靠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丰富藏书编纂《涵芬楼古今文钞》的吴曾祺；一是名满天下，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古文家林纾。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选择这两人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首先是因为他们跟商务关系密切。吴曾祺，福建侯官人，1852年出生，1908年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时已经五十六岁了。其弟子江畲经称：“师于并世文人少所许可，独推重啸桐，每与余言：啸桐治古文义例精严，为同时侪辈所不逮。师与啸桐同居里闬，每相过从，上下其议论，极一时之欢”，“啸桐出处之际，师每有赠言，其殁也，祭诔之文，皆至情所流露，令人不忍卒读”
，啸桐即高梦旦长兄高凤歧。主持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的高梦旦，在物色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辑人选时，吴曾祺与高啸桐的关系当成为其考虑的因素之一。林纾早在1882年就已认识他的福建老乡高啸桐，跟高啸桐、高而谦、高梦旦三兄弟都是挚友。高梦旦多次为林纾著作写序。在一篇序言中，高梦旦回忆跟林纾在甲午之役后的交往时写道：“时就游，往往恒数日夜，或买舟作鼓山方广游，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
，这种关系是很亲密的。商务高层挑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人选时，自然会考虑林纾。当然，商务高层更为看重的是两人的古文造诣和教育方面的资历。林纾文章早已深得时人赞誉，“当清之际，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
，并在新式中学堂担任国文教员；吴曾祺“终岁授徒以自给，前后著籍者无虑数千人”
，其时正借涵芬楼编辑文钞。两人古文造诣高，在教育方面有经验，是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合适人选。
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小学教科书，虽说出于张元济等人的教育兴国理念，但作为出版商，盈利也是商务高层考虑的重心。中小学教科书一旦获得当局批准作为审定本发行，就会迅速增加销量，为出版商带来可观的利润。所以，获得学部审定是商务印书馆在清末编撰教科书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也是林纾、吴曾祺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时面对的问题。
1904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是清末审查教科书的主要依据，该章程要求“中国文学”教学讲究“文义”“文法”，并提出作文五忌
，这跟桐城派的古文观念相近，与考据家的文章理念相远，同林纾、吴曾祺的趣味正好相符。
林纾在《中学国文读本》第一册序言开篇就说：“世之治国故者，初若博通淹贯，即可名为成就，顾本朝考订诸家林立，而咸有文集，陆离光怪，炫乎时人之目，而终未有尊之为真能古文者。”
可见，林纾编选中学国文教科书，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抗衡考据家的文章观念在中学国文教学中的影响。
考据家的文章观念对中学国文教学的影响体现在刘师培编辑的《中国文学教科书》中。该书第一册于1906年出版。刘师培在《序例》中说：“中国文学教科书计编十册，先明小学之大纲，次分析字类，次讨论句法章法，次总论古今文体，次选文。”《中国文学教科书》现在能找到的只有第一册，后九册似未出版。第一册“计三十六课，以诠明小学为宗旨”
。这种独创的编辑体例，出于刘师培的如下考虑：
作文之道，解字为基，故刘彦和有言，集字成句，集句成章，又谓观乎尔雅，则文义斐然，岂有小学不明而能出言有章者哉？夫小学之类有三：一曰字形，二曰字音，三曰字义。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训诂无据，施之于文，必多乖舛。今之学者于长卿子云咸推为文苑之雄，岂知司马作凡将，子云作训纂，固俨然小学之儒哉！则文学基于小学，彰彰明矣。不揣固陋，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
“文学基于小学”，这跟章太炎的文学观念近似。清末民初之际，林纾遭遇到的主要对手是章太炎及其弟子
，所以《中学国文读本》序言开首就申明“考订诸家”并非“真能古文”。
与林纾不一样，对于考据家的文学观念，吴曾祺实际上有所接纳。清末桐城末流普遍已不能做到“陈言务去”，吴曾祺对此有所反省。在《涵芬楼文谈》中，他将“研许”列为第五。这于一般古文家来说，无疑会感到惊讶，吴曾祺却自有道理：“惟讲古文者，苟未尝一践其藩，则于用字之法，毫无所得，一切随人所作，附影应声，亦是一生遗憾”，故声明“余以谓作文宜先识字”。
吴曾祺在一篇序言中说得更清楚：“以谓文章一道，必以治六经始，未有声音训诂之不明，而能精于其事者，汉人司马相如、扬雄，为文章之圣，然皆熟于苍雅之学，今其书尚在可考而知也。”
这跟刘师培的“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此文法原于字类之证也”
的观点极其相似。但当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时，吴曾祺对考据家之文同样摒弃。他选清文不选学者之文，因乾嘉之时，“士争汲汲于治经，深思诣微，深入无间，其考据之精，直闯马郑之室，诸君子自立帜志，号曰汉学，然人之精神思虑，有所余于彼者，必有所拙于此，故其集中所存，往往不合于古文义法，至不足当识者之一笑”
。这跟林纾“终未有尊之为真能古文者”的观点如出一辙。
清末教育主管部门对国文一门的要求除排斥考据家之文外，还有另一特点，即在重“文”本身与重文章所载之“道”之间徘徊不定。1902年《钦定中学堂章程》要求学习写作各类文体
，这是对“文”本身的重视。1904年《奏定中学堂章程》一方面强调文法义法、作文五忌，体现对“文”本身的重视，另一方面又推荐《御选古文渊鉴》作为中学国文教科书，而《御选古文渊鉴》强调的是文所载之“道”。负责学务的大学堂在同年所拟定的《大学堂编书处章程》中，强调所编“文章课本”要选择“关系于政治学术者”之文
，看重的也是文中之“道”。1910年《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并列《御选古文渊鉴》《古文雅正》与姚鼐《古文辞类纂》等作为中学国文教科书
，这几类选文有的强调文所载之“道”，有的强调“文”本身。八年之内，清末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中学国文的四次意见说明他们在重视“文”本身还是重视“文”所载之“道”的取舍上犹豫不决。这给林纾、吴曾祺在这一点上坚持己见留下了余地。
林纾、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跟《奏定中学堂章程》与《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所推荐的《御选古文渊鉴》《古文雅正》在编选目的上很不一样。《御选古文渊鉴》由康熙带领徐乾学等人编选而成。康熙在序中说：“夫经纬天地之谓文，文者，载道之器。”
所看重的，是文所载之“道”。此处的“道”跟政治教化有关。这可从《御选古文渊鉴》对文体的选择中看出来。《御选古文渊鉴》特别注重诏令章表等君臣之间的往来文书：六十四卷之中，帝王诏书就有五卷；唐代李德裕文近一卷，李德裕并不以文称，却为唐代重臣。《御选古文渊鉴》选这六卷文章，看重的是其背后所体现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才干。此外，《御选古文渊鉴》还多选理学家之文，周张二程文一卷，朱熹文三卷，看重的同样不是这些文章本身，而是文中之“义理”。“唐宋八大家”虽也为《御选古文渊鉴》所重，但大量选入的却是他们为皇帝草拟的诏制类文体，重视的也是文章之“有关系者”。跟《御选古文渊鉴》选文标准接近的是蔡世远所编之《古文雅正》。蔡世远称：“文虽佳，非有关于修身经世之大者不录也”，“措之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发之有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美，言为心声，词尚体要，斯集之所由选乎”。
其同僚朱轼称该编“自汉迄元凡二百余篇，皆有关世道人心之言”
，张廷玉赞其“醇正典则悉合六经之旨”
。考其选文，大都为与政治教化“有关系者”。
对于以文载道，林纾在《中学国文读本》清代部分的序言中予以承认：“古文惟其理之获，与道无悖者，则味之弥臻于无穷。若划分秦汉唐宋，加以统系派别，为此为彼，使读者炫惑其目力，莫知其从，则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矣。虽然，获理适道，亦不惟多读书，广阅历而然，尤当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学，言之始衷于理。”
但细考林纾选文，对于周、张、二程、陆九渊、真德秀等理学家文章不选，历代诏令几乎不录，选朱熹文时，仅选三篇杂记，书简序跋之类论学文章一篇不选。对历代杂记、书牍、赠序中文人趣味较浓的文字，林纾选得较多。林纾很喜欢柳宗元贬官后的山水游记，称其“华山之石，一拔千仞，其上珍松古柏，奇花异卉，皆间出重峦叠巘之间。盖其泽古深，故伏采潜发，骨力脆薄者，不能过而问焉。虽变化不若昌黎，而其独造于古处，可云双绝”
，因此在第六册选入九篇之多。而《御选古文渊鉴》选柳文一卷，《古文雅正》选柳文仅四篇，其中却没有一篇属于永州山水游记。对于曾巩，林纾跟《御选古文渊鉴》的择取标准也不同，后者选曾巩文近两卷，看重的是诏制、奏疏、论辨等“有关系者”
，林纾却仅选杂记、赠序、书牍各一篇。从对理学家、柳宗元、曾巩文章的不同取舍来看，对于《御选古文渊鉴》所重视的“有关系”之文，林纾并不看好。
吴曾祺也非常看重柳宗元贬官后的作品，“子厚仕京师时，文尚不能为其重，迨其贬黜之后，遍历楚粤诸山水，睹其崄巇湍悍诸状态，一一发之于文，又其离愁之思，蕴其才不得施设，退而恣意为学，故其一种劲峭之才，幽眇之旨，深得于屈宋之遗，他人虽学之而不能及”
，评价甚高。吴曾祺不掩饰对理学家之文的轻视：“历考宋氏二百余年间，理学昌明，名儒辈出，而语录之书，力求明显，一切村谈俚语，皆所不禁，例以吐属尔雅，犹之东西南北，相背而驰，此亦不能为之讳也。”
从对柳宗元永州游记和理学家之文的态度来看，吴曾祺更倾向于林纾的选文标准，而跟《御选古文渊鉴》一脉的选文旨趣不同。对于这一点，吴曾祺是自觉的。他在《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例言》中说：
昔人有言，动曰文以载道，而沿其说者，则云非有关系者不作，理固至正而不可易，然道亦何常之有？精粗大小皆道也，譬如书一事，则必有事理，记一物，则必有物理，理之所在，道之所在也，岂言心言性言三纲五常以外，皆无所谓道乎？即以关系而言，人之一生，其足以免于饥寒者，最为有关系，何以菽粟稻粱以为饱，而不闻其废八珍，布帛丝纩以为温，而不闻其弃五采，则似关系之说，亦未免失之太拘，今所选者，颇存此意。
所谓“精粗大小皆道也”，是将“有关系者”扩大到“言心言性言三纲五常以外”，这实际上不管文章是否“言心言性言三纲五常”，不管文章所载之“道”为何，仅谈其“文”。李斯《论督责书》一文，“颠倒是非，淆乱白黑”，所载之“道”跟传统纲常伦理异途，《御选古文渊鉴》和《古文雅正》都不选，吴曾祺却因其“词笔之瑰奇谲诡”而不弃
，可见吴曾祺的选文标准重“文”不重“道”。唐代张说擅长碑志，《御选古文渊鉴》选入《梁国公姚崇神道碑》《宋公遗爱碑颂》两篇，《古文雅正》选入《宋公遗爱碑颂》。吴曾祺独不选其碑志，而选入《南省就窦尚书山亭寻花柳宴序》《会诸友诗序》及《狱箴》。原因在于“燕公集中多碑碣之文，余皆舍而不录，独存其小序及箴铭数篇。良以碑碣之文，可以韩欧之文为之，而此等文字之神思隽逸，音节遒古者，虽韩欧不能作也。汉晋已遥，梁陈日敝，欲追大雅，莫此为宜”
。不选碑铭“大手笔”，而选“小序”，此两篇“小序”所体现的闲适情趣跟《御选古文渊鉴》选文所载之“道”完全不同，这说明吴曾祺不重视“有关系者”。即使所选文章相同，吴曾祺跟《御选古文渊鉴》与《古文雅正》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吴曾祺在牛弘《请开献书表》的总评中说“是表选入《古文渊鉴》，大加删削，只存六百余字，今仍照原文录之”
，显然是有意拨正。对于韩愈的《原道》，《御选古文渊鉴》中高士奇的评语是“孔门之学在求仁，仁之为道甚大，不可以一端名，老氏见为小而非毁之，此千古异学之源也，退之斥之得其要矣，顾犹曰，博爱之谓仁至大，程子定性识仁之篇更为纯备”
。《古文雅正》文末总评则说：“宋儒议其引大学章只说到诚意，不说及致知，为没头学问，已有代辨之者矣，谓释氏以明心见性为宗旨，对病下贬，所引只宜截从诚意以下也，今读上下文，信然未可轻议。”
而吴曾祺的评语却为：“开首已将大意说明，以下反覆言之，以穷利害之相反，洵为布帛菽粟之文，宋儒集中，不乏论道之作，而语句之流于俚俗者，时或不免，出自通人之手，便有文采可观。”
三者都将其与宋儒文章作比，高士奇看重的是对“仁”的解释，蔡世远的着眼点在宋儒对韩愈学说看法的是非，而吴曾祺比较的是两者的作文之法，前二者着重的是文中所载之“道”，后者着重的是文章本身。
林纾、吴曾祺一方面反对考据家之文，一方面不考虑文中所载之“道”的是非大小，而看重“文”本身，这说明在他们的观念里，中学国文的首要目的不是学识义理的灌输，而是文章写作技巧的学习。他们对文章写作技巧的要求，跟桐城派的标准相似。
林纾《中学国文读本》重订本第一册为清朝文，选文四十篇。对于这些选文，林纾说：“就所见闻者，稍取而批点之，寥寥不过十余家，为文又但若干篇，皆人人所熟读，宜若不足以表异，不知此正余之不敢求异者也，国朝之具大力者，俱此十余家。”
所谓“十余家”，其实共十七家
，绝大部分属桐城派：方苞、姚鼐属桐城“三祖”；朱仕琇跟姚鼐叔父姚范差不多同时以古文著称，后人亦以桐城派目之；恽敬被视为阳湖派首领，但他从刘大櫆弟子钱伯坰学古文，也算桐城传人；梅曾亮是姚鼐的高足弟子；龙启瑞学于梅曾亮；周树槐是姚鼐另一高足姚莹的弟子；曾国藩是桐城派的“中兴大将”；张裕钊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吴敏树虽独来孤往，但王先谦说他“其适于道也，与姚氏无乎不合”
，亦被后人归为桐城派。可见，十七人中桐城派就占十人。四十篇选文中，桐城派十人之文共二十七篇，其中二十四篇已入选王先谦和黎庶昌分别编辑的《续古文辞类纂》，所以林纾说其“皆人人所熟读”。其他七人中，魏禧、汪琬、侯方域属“清初三大家”，以古文名世，被郭绍虞称为“桐城派之前驱”
；王猷定跟“清初三大家”同时，以古文知名；孙嘉淦不以文名，但《三习一弊疏》曾选入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说明这篇文章早已受桐城派文人重视。朱彝尊虽以经学知名，却一直受古文家好评。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选其文达七篇之多，吴曾祺称其“经生而兼通文事者”
。林纾选朱彝尊《游晋祠记》，在古文家看来，不算越轨。可见，林纾选清文，都跟桐城古文有关。
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于取舍之间，为桐城文章厘出千年文脉。曾国藩说，“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所以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
，所以姚鼐选“古文”，自然多选周秦两汉的文章；六朝之文，仅在辞赋一类选几篇备格而已；至唐宋，多选“八大家”之文；至元明，独以归有光远承“八大家”；至清代，仅推方苞、刘大櫆。以《古文辞类纂》为底本，林纾选周秦汉魏及唐宋文较为容易，而且比例很大。重订本第三、四册都为宋文。第三册三十五篇，第四册三十六篇，共七十一篇，其中欧阳曾王三苏之文占四十八篇之多。这些文章又大多选入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八家之外，尚选十余家。
其中王禹偁、穆修在北宋较早提倡韩柳文，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则属“苏门六君子”。林纾在宋文分册的序中说，“余假得东雅堂韩文，抄而读之十年，觉文中之脉络骨法，光韵神味，证之诸家，无有及韩之精者”
，为宋文作序，而先以韩文冠篇，接着论述宋代之文，又时时以韩欧文为参照，可见两册宋文，韩欧是其灵魂。重订本第五、六册为唐文，独以韩柳文为多，林纾序称：“余嗜好唐文，至此二家，志愿已足，无复旁及。故于是集之成，二家之文，据十之七，虽好之偏，然文之正宗，亦不能外此而他求。”
此二册于韩柳二家，又以韩文独多，林纾盛赞韩愈：“为文而不师古，直不烛而行暗，虽心识其途或达焉，则必时构虚摄之象，触物而震，无复坦行之乐。然则师古者宜何师？曰宜师其醇于理、精于法、工于言、神于变化者而已。凡是数者，求之古人，或不可得兼，兼者其惟昌黎乎？”
以韩愈为古文第一人。此册虽还杂取他家，但都围绕韩愈选择。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皇甫湜、李翱、孙樵则为韩愈后传。林纾的四册唐宋文，“八大家”是核心，这跟姚鼐的选择标准一致。重订本第八册为秦汉三国文。林纾说：“余嗜《左传》《史记》《汉书》，日不释手，今选周秦汉魏文，安能舍此三者勿选”
，“顾《国策》之文，姚惜抱先生以之入奏议类，而《左传》《史记》《汉书》，则未及入选也”
，似乎他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属于创格。其实曾国藩早已指出：“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
而《史记》之文，姚鼐选六篇年表入序跋类。至于《左传》，姚鼐以经部未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则在书牍、叙记类大量选入。可见，林纾选《左传》《史记》《汉书》，其实也在前辈桐城文人选本范围之内。
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清文部分的序言说：“望溪故喜震川，以上溯欧曾之作，同时有刘海峰者，受之望溪，而以授之桐城姚姬传。姬传虽得力于海峰，而实有出蓝之誉，今观惜抱文字，虽不足方驾欧曾，而置之震川集中，实亦未肯多让，厥后流传既广，天下翕然尊之，称为桐城派。当海峰之世，有钱鲁思者，从问其业，每以师说称颂于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文，二人并善其言，遂尽去声韵考订之学而从焉。”
在衡定乾嘉学者之文“不合于古文义法”之后，盛赞曾国藩：“桐城之后，无有抗颜行者，同时有梅伯言者，居京师，相与上下其议论，又有朱伯韩龙翰臣诸人，亦能别张一帜”，“鲁通甫、王少鹤、管异之之属，皆有志之士，其得意之作，时欲突过前人，吴南屏、吴挚甫、薛叔耘多在文正幕中，时得接其绪论，故所得皆确有渊源”。
吴曾祺对于有清一代桐城派代表人物的师承、交游之叙述跟姚鼐、王先谦等人勾勒的桐城谱系正好相合。
所以吴曾祺选清文，桐城派之文占了大半，又以姚鼐、梅曾亮、曾国藩三人最多。此外，吴曾祺于明文推归有光，宋文推欧阳曾王三苏，唐文重韩柳。对于韩愈，尤其推崇备至，“至昌黎氏兴，而数千年风气为之一变。昌黎之学贯穿经史，下至诸子百家之书，靡不加意探讨，而其力又足以驱使之，故其为文，离奇光怪，不可逼视。盖自秦汉以后，文之以气行者，惟昌黎一人而已”
。这跟林纾以韩愈为核心论述历代古文，如出一辙，都遵古文家法。
但林纾、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跟姚鼐、曾国藩的古文选本又不一样。姚选《古文辞类纂》，曾选《经史百家杂钞》，黎、王《续古文辞类纂》，都按文体分类。从林纾、吴曾祺的志趣来看，他们更愿意按文体分类选文。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林纾后来在古文讲习所约选《古文辞类纂》，其实都按文体分类。但他们此时编选中学国文教科书，却得由清代起，上溯至先秦，按朝代分册。其实清末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中学国文由近世文上溯至先秦文的明文规定，但其指定的《御选古文渊鉴》《古文雅正》均按朝代选文。按朝代选还是按文体编，体现了不同的选文意图。《古文辞类纂》等选本按文体分类，主要是为了提供各类文体习作的范文。《御选古文渊鉴》《古文雅正》按朝代选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文章背后的世道人心。学部对仅重古文写作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曾表示不满。1906年，《学部官报》公布对江苏高等学堂斋务长邹寿祺编《古文举例》
的批词中称：“该员所呈古文举例，条例清晰，论文要言一册，亦多先哲名言，惟中小学国文一科，包罗甚富，非文法一端所能尽，所请批准颁行一节，应勿庸议，此批。”
在学部审查员眼里，国文“非文法一端所能尽”。商务高层当然会注意到这一态度。林纾提到，“吾友张菊生高啸桐梦旦兄弟以书属予选国朝文”
，这些书信现已不存，从“选国朝文”几字来看，林纾、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按朝代上溯，应是出于商务高层的安排。
姚曾等人的古文选本，因按文体分类，所以只要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则不予选入，不一定每个朝代都有文入选。林纾、吴曾祺按朝代选文，许多未曾得到桐城先辈评价或评价不好的文章也就进来了，这跟桐城派的标准出现细微差别。
《古文辞类纂》与《经史百家杂钞》中，五代文、金文、元文都没有；明代仅有归有光的文章。林纾《中学国文读本》第二册为“元明文”，选文三十七篇，其中归有光文九篇，不可谓不多，但既然以“元明文”为标题，自然不能仅选归有光文。林纾将范围先扩大至“唐宋派”，王慎中、唐顺之之文入选，接着明初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的文章也进来了，甚至还选入李梦阳、杨士奇等人的文章。这就非桐城选本所能涵盖了。林纾将范围扩大至“秦汉派”，对于桐城派文人来说，已经出格了，吴曾祺居然将袁宏道的文章选进一篇。“公安派”文章历来就为桐城文人所不齿，姚鼐诗有“公安及竟陵，齿冷诚非佳”的评价
，林纾说：“至于公安，不特轻儇，直是院本中打浑”，“古文非可随意挥洒者也，一染竟陵、公安之习，则终身不可湔涤矣”
。吴曾祺对选入的袁宏道《徐文长传》的评价是“此公一代隽才，卒以狂疾致死，盖亦文人之未闻道者。文备赞其翰墨之工，而卒致其惋惜之意。首尾从数奇二字着笔，而篇法极严”，赞其“篇法极严”，显然已经打破桐城古文的门户之见。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古文家推崇韩愈，在他们眼里，六朝好文章自然就不多。姚鼐仅在辞赋类选入潘岳《秋兴赋》《笙赋》、鲍照《芜城赋》等不足十篇以备体。曾国藩则将范围扩大，在论著类选入江统《徙戎论》，书牍类选入王羲之、刘琨之文，哀祭类选入颜延之、谢惠连之文，辞赋类选入鲍照、庾信之文，至于诏令奏议，也有选入。林纾所选文章，大致跟曾国藩标准相似，但曾国藩选六朝文不选序跋，而林纾则选入四篇，包括徐陵的《玉台新咏序》。此序写得极为艳冶，林纾选入此文，显然不是以桐城派的文章观念为准。事实上，林纾对选六朝文很不自信，称“获当与否，已莫弗前审，生平盖弗长于骈俪也”，又说：“集中所选，皆余平生所窥涉者，至于买椟还珠，此错余固承之，不敢谓季子观乐，美者尽于此矣。”
林纾《中学国文读本》几乎每篇都有顶批，对于大多数古文，点明其章法句法，但于六朝文，则多为介绍写作背景，似乎对六朝文作法无甚心得。六朝文中，吴曾祺对于潘岳、王羲之、范晔的文章选得较多，这跟曾国藩的标准差不多。其实范晔的《后汉书》，桐城选本很少选入，曾国藩选一篇，吴曾祺却选五篇之多。考虑到吴曾祺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例言》中称骈文辞赋“一概不录”，选六朝文时只好多选史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林纾、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虽偏向桐城派的古文趣味，但有时也溢出这一趣味之外，是不能用“姚选标准”来涵盖的。至于论者将这一现象归于为了适应“制度设计所划分出来的空间”
，恐怕也不确切。首先，当局并未明确规定选文秩序按时代上溯，其次，如果吴曾祺在明文中不选《徐文长传》、林纾在六朝文中不选《玉台新咏序》，也完全符合“制度设计所划分出来的空间”，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或许能很好地说明，在林纾、吴曾祺眼里，桐城古文选本跟中学国文教科书并非一回事，需要区别对待。
但即使是对待这些扩大范围选进来的文章，除林纾于部分六朝文难以点评外，像对待其他古文一样，林纾、吴曾祺对它们的处理也是从具体而微的章法句法入手。林纾在顶批中多揭示筋节脉络，吴曾祺在文前总评和顶批中一般先辨体，再点明具体作法。这说明林纾、吴曾祺虽接受商务印书馆按朝代选文的规定，但仍以“作文之法”
为指归，只是这一主观愿望难以完全实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