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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引进新式教育制度，《钦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十二门中学课程中，修身、读经、词章三门直接授以传统文化。修身“当本《论语》《孝经》之旨趣，授以人伦道德之要领”，读经教材为《书经》《周礼》《仪礼》《周易》。两年后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对此三门课程的内容及授课时数虽有所调整，但变化不大。“词章”改名“中国文学”。读经以《左传》《周礼》为教材，除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外，坊间几乎没有新编经学教科书。修身/伦理要求“摘讲陈宏谋《五种遗规》，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教科书出过不少，都本儒家思想立言。刘师培《伦理教科书》“集前儒之说，萃为一编”
。林纾于清末曾在京师大学堂预科及师范班讲修身一课，成《修身讲义》一书，弟子朱羲胄称是书“多摭取《理学宗传》，及周程张朱陆薛诸子有益身心性命伦常之语，逐条诠说阐发”
。可见，修身/伦理、读经、词章/中国文学三门课程分工较为明确，跟传统知识谱系三分为义理、制度/考据、词章接近。
朝野对此的认识较为一致。
民国成立后，调整中学修学年限、课程设置及教学目的：废止读经；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不再作为修身的唯一教学内容，修身也不再承担古诗歌的教学任务
；民初虽有乐歌课，但任务是“谙习唱歌及音乐大要，以涵养德性及美感。乐歌先授单音，次授复音及乐器用法”
，也不承担教授古诗歌的功能。课程调整后，中学生是否需要学习经部文献、儒家学说及古诗歌，通过什么途径学习，是当时比较受关注的问题。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蔡元培主持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议决案审查报告表之一的《中学校教科程度及其支配标准》规定，中学国文二至四年级每周一小时学习美文，“选读诗词曲等唤起文学兴趣”，四年级“讲读中世及上古文以周秦诸子四书五经为主”
。其实是将清末读经课的部分内容及修身课中教授“有益风化之古诗歌”的任务转交给了中学国文。不久，教育部出台两份关于中学国文的文件。《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1913年3月10日公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延续了《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中学国文的规定并进一步排好教学秩序：中学国文第二学年兼授文字源流，第三、四学年兼授文法要略，第四学年兼授中国文学史；四年中作为首要教学任务的，是讲读文章和作文。归纳起来，《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要求中学国文教学任务集中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与“自由发表思想”上，并以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为辅助课程，且不承担清末读经和修身课的任务。
可见，《中学校教科程度及其支配标准》有关国文教学“四书五经”及“选读诗词曲”的规定，《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标准》并未提及，这说明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究竟要承担何种功能，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与教育部的看法并不一致。这给民间编辑中学国文教科书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卷，1912—1919年间，各地出版中学国文教科书十套。
本书根据条件，以林纾《中学国文读本（重订本）》，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重订本）》，刘法曾、姚汉章《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许国英《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及《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评注》，谢蒙《新制国文教本》及《新制国文教本评注》，刘宗向《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六套教科书为对象，探讨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