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温儒敏

李斌先生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研究》即将出版，邀我写篇序言，我当即就答应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以往还很少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正承担关于“百年语文”的课题，也苦于这方面缺少殷实的成果可作借鉴。这个题目做好了，对于当下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有参考意义。

由于政治和战争等原因，民国时期的国文教科书出版情况非常散乱，要进入这方面研究，必须先做资料清理工作。该书作者查阅了清末直至1949年的半个多世纪的中学国文教材，还从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刊、名家的书信日记和后人的回忆中，钩稽出了大量有关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逐一清理出民国各时期国文教材的编写情况和教学实践的不同反应。现在喜欢说什么都是“工程”，我觉得李斌这种研究才是工作量极大的“工程”。本书第一次全面而清晰地把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面貌呈现出来。仅此一点，该书就在学界站住了。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该书所发掘的早期一些重要的国文教科书，如林纾、吴曾祺、刘宗向等在清末民初编辑的中学国文教材。这些教材当时就有很大影响，甚至为此后百年的教科书选文（主要是古文部分）奠定了基础。作者对这些教材的定位，是比较公允的。该书下工夫的还有教科书编写背后的思想资源。如五四时期的教科书，就受到《新青年》相关讨论的影响，胡适、刘半农等对教科书编写是有过很大支持的。在讨论《国文百八课》时，作者关注到这套教材对语文作为一门“科学”的界定，以及这一界定在教育史上的意义。前一阵《国文百八课》成为传媒的“热点”，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此外，对1940年代国民政府编定的“国定”本初中国文与开明书店的四套新编国文教科书的研究，也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

应该指出，中学国文（语文）教材的设置和编写，与整个国民教育的总方针是分不开的，并且是教育方针实施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教育方针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政治性，中学国文（语文）教材教学也必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和政治色彩。对此，该书作者在缕述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材演化递变时，始终对这一点（如说到清末的教育改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后来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等）加以注意。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当时中学国文教育毕竟和后来国民党加强控制有所不同，国文教材的编写还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编写单位和个人以及社会舆论有着相对的自由度。从这样的实际情况出发，作者按史的发展框架，有条不紊、层层深入地分析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材，基本勾勒出那一段历史时期中学国文教材演进、演化、演发的情况。

作者对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材历史的整理，始终有一条线索，就是“语文教学内容”四个方面（思想教育、技能训练、知识灌输和文学教学）的“纠缠”“冲突”，他试图从这些纠缠和冲突中（实际指它们之间轻重主次的“排序”和“关系”），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回应近年来关于语文教学的某些讨论。

由于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材包容的时间跨度长，教材总量多，内容驳杂，想建构一个很好的论文框架，选择话题、进行明晰的论述，并非易事。但从已成书稿看，由于作者做了大量的资料搜寻、研读工作，弄清了教材编写的总体面貌，洞烛幽隐，多有辨证，新见叠出。这些富于启示的见解比较集中体现在结语部分，我们列数一下看看：

语文天生就有思想教育的功能，所以语文教育要讨论的不是有无“人文性”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人文性”的问题；

无论哪个时期，都不可能把中学语文仅仅作为一门工具学科，教科书选文和对选文的处理无不融入和体现出教科书编者的价值观念及政治立场；

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性”并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将工具性混淆为知识教学是不适宜的；

语文教育应当突出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读写能力；

语文教育中的知识教学必须为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服务。

我很惊讶，这些观念都和现在课改的理念不谋而合。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关于语文，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争议和讨论，有太多的文章和所谓“成果”，但始终还是经验性的纠结为多，学理性的总结较少，通常就是观点加例子，难得见到严密细致的量化分析与科学的论证，往往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要让语文教育走向比较理性的科学的路，我们需要更多扎实的研究，首先就要弄清“家底”。百年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语文教学的历史经验，就是“家底”。尽管人们对语文教学状况有这样那样的不满，甚至有些愤激，但无可否认，以往的语文教学还是成绩巨大，经验丰富。当我们进入研究，就必须对此保持一种温情与敬意，当然还要加上分析的态度，守正创新，把以往语文教学好的东西继承下来，绝不能搞虚无主义，一切推倒重来。

这也是李斌这本书给予我的另一个启示。

是为序。

2012年4月28日于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