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女报

伴随着女学堂在晚清的出现，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子逐渐增多。为适应这部分社会人群的特殊需要，一批主要以女性读者为对象的报刊应运而生，在近代报界别具一格，引人注目。

近代报刊原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由传教士开始操办，到中国文人士大夫接续自办，早期主持人都是男性。直到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诞生的《无锡白话报》（后改名《中国官音白话报》），情况才出现变化。以“梅侣女史”之别号及本名频频在该刊发表文章的裘毓芳，为“白话学会”创办人裘廷梁的再从侄女。二人共同主持编务，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以理论与实践并行而著称。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因谓：“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女士为第一人矣。” 由于裘毓芳的参加，《无锡白话报》较之一般男性主办的报刊，对妇女话题给予了更多篇幅。现存总共24期刊物（除前四期，其他均为合刊）中，第1期“无锡新闻”栏目，即有《女学将兴》之报道；第3期起，又连载由裘毓芳衍述的《〈女诫〉注释》（至第17、18期合刊止）。在各报之中，其虽然有限的女性色彩仍显得颇为特殊。

不过，《无锡白话报》毕竟是为倡导白话而创办的刊物，因此，其所有的女性色彩，与以讨论妇女问题为主的女报尚有很大差别。而女报的产生，才是女性独立意识反映于报界的标志。妇女报刊既然是以相当于现代中、小学水平的女学堂（包括女子师范学堂）学生为主要的拟想读者，它与这一新式教育同步展开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现在已知的第一份女报，是由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学堂——上海中国女学堂的主持人创办的。还在女学堂5月31日举行开学典礼之前半个月，从5月17日开始，《新闻报》即连续刊出《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 。文曰：

中国女学不讲已二千年矣。同人以生才之根本在斯，于是倡立女学堂，现定四月十二日开塾，已登报告白。……更拟开设《官话女学报》，以通坤道消息，以广博爱之心。

说明在中国女学堂开学前，诸位办学同人已在筹划出版《女学报》。而所谓“通坤道消息”“广博爱之心”，则有更为具体的想法：

沪地自通商以来，虽为南北要衡［冲］，冠盖往来，风流易广。然女塾初开，仅此一隅，终虑不足振动遐迩。故女学塾幸已观成，因又有《女学报》之举。

《女学报》的举办，显然是为了补助中国女学堂局限一地之不足，而将女学精神推广到全国。

为集思广益，使第一份女子自办的报刊甫一问世便具有高品位，学堂的女提调与女董事在共同署名的《拟增设报馆告白》中公开征文，以“公聘笔政”。征求对象包括“中西贤淑名媛”，正与女学堂的邀请西方妇女共襄盛举同义。读到这份告白的薛绍徽（陈季同之弟妇）有意为之，因通过陈季同传话，表示愿每月为《女学报》撰稿六千余字，且不取稿酬。办报诸人闻讯，大喜过望，“恭敬合掌，为二万万裙钗礼谢” 。报名中原有“官话”二字，与《无锡白话报》之更名《中国官音白话报》取意相同，均在表明其非一地方言所能囿限，“乃是公共天下的意思” ；同时，“用官话演说一切女学，期易于披览” 。而正式出刊时，已不见“官话”字样，则是采纳了薛绍徽的意见，以为如此标明，“虑失雅观” 。可见当年“官话”与“白话”总是互相勾连，被一般文人学者看轻，难登大雅之堂。由于“主笔各有所见，不能一律”，故最终“定名为《女学报》” 。此为杂志发刊前的一段小插曲。

撇开白话、文言之争不谈，单就报名而论，《女学报》确实言简意赅，醒人耳目。其出名为中国女学会主办，又意在将女学堂“推行各地”，因而“每期附录女学堂事数则” ，使该刊兼有中国女学会会刊与中国女学堂校刊的两重性质。主笔之一潘璇的概括最精妙：

这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舂［桩］事情，好比一株果树：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朵花。……那女学会内的消息，女学堂内的章程，与关系女学会、女学堂的一切情形，有了《女学报》，可以淋淋漓漓的写在那里。

正是因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女学报》不只讨论与妇女相关的各种问题，而且配合教学，刊载内容涉及修身、教育、家事、体操、官话、汉文、洋文、史学、地理、算学、物名、格致、习字、绘画、裁缝、音乐等科目 。

《女学报》于1898年7月24日创刊发行，仿照《湘报》式样，每期对开纸单面石印一大张，分上下四页；初为旬刊，从第10期起，改为五日刊 ，故其类别介乎报与刊之间。按照第1期刊出的“本报主笔”18人名单 ，撰稿人主要有沈瑛（和卿）、康同薇（文僩）、裘毓芳（梅侣）、薛绍徽（秀玉）、潘璇（仰兰）、蒋兰（畹芳）、刘靓（可青）等，多半与中国女学堂相关联，且均为女性。其英文刊名“ Chinese Girl's Progress ”，显示出《女学报》同人以女性先觉自居的自我定位与自豪感。这份感情，又因《女学报》为中国最早由女子自办的报刊而愈加强烈。在只有“本国的绅商”和“外国的教士”办报，“从来没有我们本地女子，设立报的”情况下，《女学报》一枝独秀，红杏出墙，其所引发的激动因而不限于外界，“不独他们男子和外国人，看为希奇，即我们自己，岂不也觉得新奇”？其间最得意的是：

直把戒外言内言的这块大招牌，这堵旧围墙，竟冲破打通了，堂堂皇皇的讲论女学、女主笔，岂不是中国古来所未有的呢？我们现在竟直认不讳，亦畅快极了！

此刊的意义因此不在持之以久，而在于开一代之新风。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女学堂处境艰难，《女学报》的出刊亦难以为继。现在可见到的前12期（第12期为1898年10月29日刊行）及1899年出版的“又一期”，虽未必是全部硕果，大约也相差无多了。

女报一经问世，便不可遏抑，虽屡扑屡起，终不绝于世。据徐楚影、焦立芝所作《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1898—1918年间出版的妇女杂志（包括部分报纸），现在已知的即有五十余种（间有重复及未出者）。其中辛亥革命前创刊的二十几种报刊中，影响较大的除上述《女学报》外，尚有《女报》（1903年2月起易名《女学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天义报》《神州女报》《女报》《妇女时报》。其中《妇女时报》1911年6月发刊，基本属于民国时期的刊物，故以下不论。此外的大部分报刊，都有较强的革命色彩，这与主持者及女报特定的办刊宗旨不无关系。

1899年冬，《苏报》主人陈范之女撷芬在上海创办《女报》，发行四期后停刊；至1902年5月续出 。随着《苏报》的倾向革命，《女报》也加强了对革命派人士创建的爱国女学校及女志士的活动情况报道。1903年6月底，“苏报案”发生，陈范被清政府通缉，陈撷芬随父逃亡日本，《女学报》在东京续出，未久停刊。继之而起的《女子世界》，创办人为丁祖荫，号初我。丁初时与曾朴一起在家乡常熟创立塔前小学，并任校长，后参与小说林社工作 。所办《女子世界》，在晚清妇女杂志中为支持时间最久者（《妇女时报》除外，理由如上），自1904年1月创刊，到1907年7月陈以益接手编辑的第2年第6期（总第18期），刊物断断续续出了三年半。《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主编燕斌，则是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同仁医院的女学生 ，担任过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对外书记，并参与编辑在北京出版的《中国妇人会小杂志》 。《中国新女界杂志》总共刊行六期，为1907年2月创刊。而1907年对于女报来说，可谓丰收年。1月有秋瑾主持的《中国女报》（仅出两期）面世，2月为《中国新女界杂志》的诞辰，6月，何震与刘师培又创行《天义报》，加上12月出刊的《神州女报》，使“女报年”保持了全始全终的精彩纷呈。《天义报》在晚清女报中刊期号最多，今所见序号已至“十九”，虽然多合刊，且存在时间不足一年。

值得单独一表的是主办《神州女报》的陈以益，其人在女报界可称“三朝元老”，经手的女报有三种之多。其先以“陈勤”之名参加《女子世界》编务，再用“陈志群”名号创办《神州女报》，1909年1月发刊《女报》时，又具名“陈以益”，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意。如此设防，当与陈氏经办刊物的激烈性质相关。还在负责《女子世界》编辑之时，陈已同自日本归国的秋瑾商议合作办刊事。取《女子世界》与《中国女报》而代之的新刊，因秋瑾的遽而遇害，仅出一期，此即《女子世界》（续办）之第2年第6期，又名《新女子世界》 。但陈氏终不负诺言，又勉力编刊《神州女报》，“以竟女侠之遗志” 。该刊发行三期，因压力过大中止后，陈又推出《女报》，继续刊发《神州女报》遗稿。两刊都为秋瑾出过纪念专号：《神州女报》之创，本“为鉴湖女侠流血之大纪念而作也” ，故第1期即大量刊登了秋瑾遗作及诸人悼念秋氏的诗文；《女报》则有题名“越恨”的增刊，汇集了秋案卷宗与时人清议。秋瑾生前曾函约陈氏为《中国女报》第3期撰稿，开列三题。其中《论学部严定女学章程》及《呜呼二十世纪之女子》二文，后分刊《神州女报》第1号与《女报》第3号 ，足见秋瑾精神感人至深及陈氏之侠义心肠。

上述刊物的出版地集中于上海与日本东京（发刊日本者为《中国新女界杂志》和《天义报》），反映了近代中国报界的基本状况。主办人并非全为女性，丁祖荫与陈以益便是显例。而且，撰稿者中，也尽多须眉男子。甚至包天笑编辑《妇女时报》时，已在民国前后，尽管他以为女报作品“最好出之于妇女的本身”，仍未能实行，原因在于：

当时的妇女，知识的水准不高，大多数不能握笔作文，因此这《妇女时报》里，真正由妇女写作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二三，有许多作品，一望而知是有捉刀人的。

晚清时期，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在《女子世界》发表翻译小说《侠女奴》的“萍云女士”，乃是周作人的化名；同刊《黎里不缠足会缘起》一文，虽署名“吴江女士倪寿芝慕欧”作，实为柳亚子的手笔；柳氏更以“松陵女子潘小璜”之名在《女子世界》刊出诗文多篇；写作小说《东欧女豪杰》而出名的罗普，也因托名“岭南羽衣女子”，而使人莫辨雌雄。而无论是假托女性还是代女子撰文，都证明女报并非完全排除男子。恰恰相反，正是男性与女性作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晚清的女报界生气勃勃。只是我们在引用材料时，必须格外谨慎。

从最早的《女学报》开始，女报便以“提倡女学” 相号召。其偏重女子教育的内容安排，正体现了这一用心。同时，《女学报》也很关注女权问题。报社同人对此已有自觉意识：

我道这报是救我们二万万人，得平权的起点。《女学报》多印一天，多销一张，便是平权的话，多引一线，多积一面，关系正是不浅呢！

争取男女平权，即“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也早已经写在中国女学堂的章程上，与《女学报》的说法正相一致。女学和女权，在同一批倡导者心中，原本不可分割。康同薇所描述的光明前景，即以男女平权为女学普及的一大成果：

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材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

而其要求给予女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说明男女平权也是普及女学的前提条件。

《女学报》之后的众多女报，虽各有其思想背景与侧重点，“若《天义》，则创无政府主义；若《中国新女界杂志》，则创国家主义” ，而女学与女权并重的办刊宗旨，仍为大多数女报所奉行。直接标明的，如《中国女报》的“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 ，《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鼓吹教育” ，个中尤以《神州女报》和《女报》共通的“提倡中国女学，扶植东亚女权” 的说法最简括。从妇女教育入手，最终达到对于女子参政权的要求，这一近代妇女运动的历程，在女报中也有完整的体现。

晚清女报除个别偏重理论探讨的杂志如《天义报》外，一般均力求将各门科学的基本知识灌输到妇女界。栏目设计中的“教育”“实业”“科学”“卫生”（《女子世界》），“家庭”“教育界”“女艺界”“通俗科学”“卫生顾问”（《中国新女界杂志》），“学问”“实业”（《神州女报》），“女子教科”“家庭”“实业”（《女报》）等，都贯彻了“提倡女学”的旨意。为突出女子教育的特点，《女报》中甚至出现了“女子地文学”“女子卫生学”一类名目，专门译介日本的女校教材。为表明对女学的重视，陈以益特别在《女报》撰写了《本报添设女子教科栏之旨趣》 。而《中国新女界杂志》从第4期起实行改良，增加各种教科栏目，也是接受了内地读者的意见，“不宜全恃空论，当于家政、生理、卫生、教育、手艺、科学等门，一同注重，则于内地女学界，有实在的益处” ，证明了女报确实具有教科书的功用。

女子教育之外，女报关心的问题也很广泛。诸如家庭婚姻、社会习俗、时事政治，都在议论的范围内。作者们一般主张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经济自立，反对缠足与装饰，批判三从四德的旧道德，倡导女国民意识，激励女子爱国，参与国事，直至争取参政权。每有重要事件发生，女报都代表女界及时发言，如拒俄运动中刊登的《拒俄同志女会之议案》，反对华工禁约中见报的《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拒款保路风潮中出现的《为路权事警告女界》及《劝女界节费购铁路股票小启》 等。为了给中国妇女界提供借鉴，各女报还大量刊载了日本女子学校章程、外国女杰传、欧美妇女为选举权及参政权所作的斗争介绍。从英国妇女的范例中，女报作者不仅感觉到“二十世纪，其为男女竞决之时代”，而且返诸自身：

我国现虽处黑暗之世，然二十世纪民权、女权均大发达，我二万万女同胞，终必有参与政权之一日。诸姊妹其勉之！他日国魂复苏，女界独立，当不忘英国妇女荜路蓝缕之功也。

女权特别是女子参政权意识的觉醒，实为晚清思想界留给现代妇女解放运动最宝贵的遗产。

晚清女报自然以各地女学堂、妇女名人及女子社团的活动情况为报道热点。但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读者，使她们具有参与感，或者说是出于提供公共讲坛的考虑，不少女报在专门刊载编者与特约撰稿人文章的“论说”“社说”“论著”等栏目之外，还为一般读者开辟了发表意见的园地。《女子世界》的“女学文丛”，《天义报》的“来稿”，《女报》的“女界文丛”（后改称“文坛”），均此类也。既然其时的女报读者多为女学堂学生，女报编者于是格外重视在开放性栏目中刊发女学生的文字：见于《女子世界》的，如广东女学堂十六岁女子张肩任的《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江苏常熟十三岁女子曾竞雄的《女权为强国之元素》、广东香山十五岁女子刘瑞容的《贺英国妇女得选举权文》等；见于《女报》的，如杭州蚕桑女学堂速成科生高振仑的《女子自治说》、上海爱国女学校正科生王子怡的《男女交际论》 等。仅观论题，已显示出女校学生的开阔视野与新潮意识。不少文章本是女子学堂的课内作业，《女报》（《女学报》）即曾在“务本女学堂课艺”的总题下，刊登了曹庆云、楼舜臣、周铸青、杨英、杨林和五位女学生《论女报之有益》的同题论文 。年轻学生的习作能见诸报端，自然会大大提高她们对刊物的阅读热情。

只是女子教育在晚清毕竟还属于新兴事业，因而小学堂的学生仍占受教育者的最大多数。这些粗通文理的女性，也构成了女报拟想读者群的主体。为适应其知识水准，有利于启蒙教育，大部分女报都力求通俗化，并以此形成鲜明特点。许多女报辟有“演说”“唱歌”一类用通俗文字写作的专栏。直接采用“演说”为栏目标题的有《女报》（《女学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女报》，而《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神州女报》则名为“演坛”。开设“唱歌”栏目或专题的有《中国女报》《神州女报》与《女报》；《女子世界》与《中国新女界杂志》的文艺性专栏里，也刊登此类作品，如前志的“学校唱歌”“唱歌集”等固定专辑，后志的“琴歌之部”。其间既有单发歌词，也有配印曲谱。而且不少歌曲本身即在女学堂教唱过，并应用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女报的通俗化取向，早在《女学报》创刊时，即已有明确意识。其最初取名《官话女学报》，便因虑及“中国妇女，绝少读书识字之人，报以‘官话’为名，亦不得已之意”。而最终定例为“雅三俗七” ，正是为了照顾女界实际状况。后来的女报在办刊中，也多贯彻此意。《中国新女界杂志》原声明：“论著专取文言，演说专取白话，余俱兼采。” 白话的比例已相当高，国内读者却仍不满意，而建议“通俗体文，宜居十之六七” 。秋瑾为《中国女报》制订的章程，也明说“以文俗之笔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并批评《女子世界》“文法又太深了”，理由是：

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

因而，女报多载白话文，也是期望供不识字的女子听读之用，其读者范围便可以更为广泛。

女报的刊行，以风气开通之处居多，但并不意味着上海、东京以外的地区便成荒漠。以国内而论，北京与广东仅次于沪上，均出现过数种女报，表明二处的女子教育程度高于他省。只是北京在所谓“天子脚下”，报刊自然偏于温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筠芗与张毓书（展云）母子创办的《北京女报》。此报1905年8月20日发刊 ，目前可见到的存报已至1909年1月15日，说明其最少出版了4年、1216期。栏目设置中每日必有的“宫门抄”与“上谕”，与前述女报的民间色彩形成鲜明对比，而带有京城特有的官气。据说慈禧太后每日阅览此报，“张氏母子以为无上荣耀” ，亦不足怪。不过，南北女报仍有共通处，即致力于提倡女学，《北京女报》“开办简章”便明言，其“以开女智为宗旨”。甚至出于“地球文明各国竞言女权，而女权发达之始基由于女学”的认识，对于“女权”亦多有赞词。只是相对于南方女报而言，其所倡女学、女权更多新旧杂糅，既含有爱国意识，又力求与传统妇德兼容。《北京女报》尚有两大特点，为晚清各女报所不及：一是“专用白话”，除转载的官方文告外，重要栏目的文字均出以北京话；二是“每日一纸”，编者因“中国南省”的女报“只有月报而无日报”，也很为自家的“仿日报体裁”自豪 。至于地方性女报，如广州的《妇孺报》（1904年创刊），广东佛山的《女界灯学报》（1905年创刊），则往往限于一隅，流通未广。此外，由女子学堂主办的女报，也是值得注意的生力军。杭州惠兴女学校1908年开始编辑的《惠兴女学报》、上海城东女学社同一年出版的《女学生》，现存刊期都在30号以上 ，可谓奇观。尽管其所具有的校刊性质，使之在社会上较少流通。

而几乎无一例外，各地女报都遭遇到经济的困窘，因此而夭折的不在少数。秋瑾创行《中国女报》时，便鉴于“从前有办报者，财力未充，遽行开办，往往有中止之弊”，故“欲募集股金万元为资本，先固基础”，打算“像像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特撰写广告，先期在上海《中外日报》刊登，并分送各女子学校。然而，过了多日，“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人问起”，这当然使秋瑾感到“实在痛心”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女界先觉们仍勉力支撑，使女报在晚清终能一脉相传，不绝于史，其道义精神与奋斗意志实令人感佩。 Te1zbu0DQzvV4jKo3p+5hvheLJTZOBERgAJFi43ypfMVeq1w0gOxZa7a49OO4g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