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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晚清文人”，这是我比较熟悉的课题；至于“妇女观”，则是一窍不通。近一年来，伴随着夏君研究的深入，我似乎也对这陌生的题目产生了兴趣。
不是因为我好学，而是夏君“诲人不倦”。每当“案情”略有进展，夏君需要有人分享其“发现”的快乐，我便成了最佳听众——名义上是“切磋学问”。听多了“化为女人”的男人与“化为男人”的女人的故事，久而久之，我也能插上几句，而且显得不太外行。这里得说明一下，明明是著书立说，为何偏要牵扯到什么“案情”。夏君对公案小说及侦探电影情有独钟，说是有助于“考据”。反过来，写作考据文章时，也就有了“案情”一说。晚清文人喜欢用各种笔名写作，分疏不易，弄不好就张冠李戴。明知对于学术著述来说，旁搜博采以及辨析真伪，可能只是入门功夫，夏君还是乐此不疲。
长于考经考史者，学界一般承认其学问渊博，功力深厚；可晚清研究就不一样了，说古不古，说今不今，能否称为“考据”，似乎尚有疑问。只是看多了开口便错的“高头讲章”，不想步其后尘，夏君一头扎进各家图书馆的特藏部。每次访书归来，若是满脸堆笑，准定又发现了有趣或有用的材料；于是一边冲洗那因翻阅旧报刊而显得污黑的双手，一边迫不及待地报告其“考古新发现”。若是阴着脸，不用问，要不找不到想看的书刊，要不翻阅半天一无所获。可惜，由于晚清报刊查阅艰难，在我的印象中，“万里晴空”似乎不如“阴转多云”的时候多。
比起思辨精微的朋友，夏君著述历来以“史”而不以“论”见长。这部《晚清文人妇女观》也不例外。夏君自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知甚少，只是关注转型期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至于为什么不直接题为“晚清妇女生活史”，夏君的解释是，既然依据文献材料，我们今天所能感觉到的，主要是“晚清文人”（以男性为主）关于“妇女生活”的“叙述”。能用文字表达自己愿望的妇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人”。“文人”的“叙述”，与实际生活形态之间，仍有好大的距离。今天的历史学家，只能借助于这种“叙述”，来理解晚清妇女生活；但在具体操作中，必须对“史实”与“叙述”之间的缝隙，保持应有的警惕。
一半源于历史观，一半是出于天性，夏君对晚清的“女学”“女报”等寄予特别的兴趣，而且强调在妇女谋求解放过程中“温和派”的作用。说是“历史观”，因夏君认为，文化及风俗的转变，受中间阶层的影响最大。清廷及其反叛者的针锋相对，固然旗帜鲜明，容易理解，也容易描述，可真正实现社会转型，很大程度依赖于“温和派”的实际操作。后者因为强调可行性，不愿把问题推到极端，立论因而常常受时势所牵制，显得不够“彻底”。后世学者往往对“激进”或“保守”感兴趣，并依此构建新旧对立模式。这么一来，“一切历史”可就真的都成了“思想史”了。这是夏君所不敢苟同的。书中对不缠足的叙述、对“国民之母”概念的分疏、对并非激进的务本女学堂的赞赏等，都在在体现其学术思路。
至于说到“天性”，夏君为人为文，皆不喜走极端。对历史及历史人物，更多理解的同情，故难得有“惊世骇俗”之论。举个例子，世人论及“不缠足”，多就其重要性发挥一通，再复述一下当年提倡者的宏论。夏君则详细考察放足女子可能碰到的各种难题，及其克服的途径。比如，放足的过程中如何减少痛苦、放足后没有合适的鞋子怎么办、“放大的小脚”日后婚姻的困难等。此类问题，初听起来有点琐碎。当我表达这种担心时，夏君反唇相讥：男人只管观念的合理，而不理解女性解放每迈出一步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具体的女人来说，这些代价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几句“历史的合理性”所能掩盖。以这种心情来体贴晚清妇女，夏君或许不够“高瞻远瞩”；可听其娓娓道来，有心人不难在冷静的考证中，体会其笔墨之外的“温润”。
对大历史中具体人物命运的关注，使得夏君此书采用“综论”与“分论”相结合的结构。“分论”中讨论林纾“茶花女的幻影”、蔡元培之“发现俞正燮”，以及“综论”中追踪“子见南子的现代阐释”，我以为最能显示夏君的著述风格。注重晚清文化转型中的“古今”与“中外”，此乃学界的共识。只是这种学术思路，操作起来不太容易，其间的“起承转合”，本身便是一篇大文章。擅长于在极细微处发现问题，然后上下左右，穷追不舍，力图出新意于“常识”之中，夏君的论述风格以细密为主，然也时见奇崛。
当然，因写作时间的限制，原定论述康有为、秋瑾、何震等人的章节被迫取消，此书的结构显得不太完善。夏君自嘲曰：此乃开放性的结构，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我欣赏这种“幽默”，可我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夏君能把此书的结构“封闭起来”。
1995年4月29日草于京西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