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本自序

《晚清文人妇女观》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历时最久的一部著作，此书对我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记忆仍清晰如昨日：1994年7月下旬，我结束在日本七个月的访学，回到北京不久，其时尚任职于《北京日报》的孙郁君即向我约稿，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转年9月初将在北京召开，借此东风，他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绯有意主编一套“女性文化书系”，邀我加盟。我自知一向手慢，担心无法如期完稿。孙君则表示，写法上尽可自由，不妨为随笔；时间上亦尽量宽限，会把编辑流程压到最短。由此，我被迫在一块并不熟悉的领域里开始耕耘。

应该说，孙郁君找我，也并非全无缘由。如果努力发掘我与“近代女性”话题的前缘，还算有一事可言：1988年，我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学术小品”丛书撰写《诗界十记》时，曾草成一篇《“娶妻须娶……，嫁夫当嫁……”》，副题为“近代诗歌中的男人与女人”，次年在《读书》杂志发表，颇获好评。孙君应是读过此文，觉得我不妨将此类文笔、题材发扬光大，故殷殷相托。但我心里很清楚，独木不成林，我的储备远不够挥洒，甚至对女性研究也还在门外。今天说来倒不必脸红，受邀之后，我赶快翻看了李小江、朱虹与董秀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6月版），以了解学界的相关议题，当然也沮丧地发现，那些立意高远的题目我多半做不来。我最终决定，不如从自己熟悉的近代人物入手，逐一考察其妇女观，材料既在可控范围内，论述亦可做得更细致。而集合多个个案，处于过渡时期的近代女性生活与思想变迁的多样风貌与主体走向，当能大致呈现出来。

试笔之作即是“林纾：发乎情，止乎礼义”。此前为写《中国文学通史》近代卷中的林纾一章，我已经熟读林纾的古文、诗歌、译作、小说以及相关研究资料。材料现成，下笔果然进展顺利。接下来的“蔡元培：男女平权的力行者”，因中间插入一本《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的编选，完稿时，便已接近1995年的1月底。而且，其时虽已购置电脑，我的写作习惯却尚未改变，因此，这两章的工作程序都是先手写草稿，再输入电脑，很是费时费力。迨看过秋瑾与康有为的史料，时间已临近新学期开课。无奈，只好以讲课促进论文写作，1995年春季的研究生选修课，我报的题目就是“近代文人妇女观”。为显示系统性，赶写的讲稿也不得不以综论为主，由此催生出本书的前两章——“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与“晚清妇女思想中的新因素”。

在课程的进行与孙郁的催促声中，为加快速度，我的写作方式也改为直接使用电脑，一次成型。如此紧赶慢赶，到5月7日，书稿好歹凑出了四章，字数也勉强达标，约莫有了十五万出头。匆促写出简短的《后记》后，便急忙交稿，因此书8月一定要出版，留给编辑杨葵君的时间实已无多。而我的抱愧更在于，送出的书稿只是半成品，个案研究仅得两家，且均为男性，显得零落而不成阵势。

此后，这套包括拙著在内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曾有过重印、再版的计划，我也曾希望顺势增补秋瑾等一两家。不过，增订数字出来，虽然就学术著作而言尚称可观，但对以出版当代小说为主业、印数动辄以十万计的作家出版社来说，五千册的微量数字实在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本书只有过首版印刷千册的记录，并且，个人购书已占去总数的七分之一，另有五百册直接送到了世界妇女大会会场，在书店流通的不过三百来本而已。这也成为我所有出版的书中“最有升值空间”的著作。

而以此书为开端，我在近代女性研究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且兴致日高，由此甚至扩展成为我在学界最被认可的两个研究方向之一（另一为梁启超研究）。2004年印行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以及即将出版的《晚清女性国民常识的建构》，便都是这本半成品的嗣响。《晚清文人妇女观》的写作确实引导我进入一片风光无限的新领地，并且，耕耘愈久，迷恋愈深。回首来处，我自然对“驱迫”我步入晚清女性研究之途的孙郁君充满感激。

而歉疚之情与补阙之愿也一直不曾远去。利用各种约稿与会议的机会，我先后完成了关于秋瑾、何震、吴孟班、金天翮与吕碧城各文。其中，秋瑾一章比较特殊，系由三篇独立发表的论文合成：《始信英雄亦有雌——秋瑾与〈芝龛记〉》为《文学评论丛刊》约稿，《秋瑾与谢道韫》则投稿《北京大学学报》，《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乃由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约写。另有两篇会议论文：《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2005年3月在美国莱斯大学举办的“超越传统与现代：晚清中国的性别/文类与知识调适”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2006年10月在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主办的“现代性之路——纪念普实克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

至于其他两章又是另一种情形。单独刊出时，题名《〈女界钟〉：金天翮的“女权革命”论》与《吕碧城的个人完足“女学”论》二文，实则同出我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所编《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撰写的《导言》，限于篇幅与论题，文笔不免局促，观照点也相对单一。这和以前所写的各篇，起码在文字风格上即形成很大差异。本来希望能够重新结构，从容落笔，比如，我最想写的至少还有金天翮的“女学唱歌”一题，可时间真是永远不够，交稿的最后期限已到，容不得我一再延宕。因此，现在这部增订本《晚清文人妇女观》，尽管比最初版本添加了五章又一节（第一章第五节“婚姻自由”为新增），却仍然留下了遗憾。

其实，不如这样说，“晚清文人妇女观”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个案的选择可以不断增加。本次的增补重点是在女性人物上着力，故由此前的缺席，以至后来居上，应属最突出的变化。不过，初编计划内的康有为仍然未能现身，即使一直有意纳入的梁启超也失于机缘，无由在列。而种种不完满，又给予笔者新的希望与动力，一如初版《晚清文人妇女观》的缺憾，反而激发了此研究课题的日渐深入与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初版本面世不久，即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的有力推动下，他的两位学生清水贤一郎与星野幸代通力合作，将拙著的前两章译成《纏足をほどいた女たち》，作为“朝日选书”的一种，由朝日新闻社于1998年6月出版。该书不仅印行了八千册，而且《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三大报以及《中国研究月报》《东方》等杂志均刊发了书评。初涉此道，便获得国外学界如此热烈的肯定，我的兴奋可想而知。为纪念这一段学术因缘，我也将当年为日译本所写的序言郑重收入此书。

关于增订本，尚需交代的是，本书依然设上、下编，分列“综论”与“分论”，并保留了陈平原为初版所作序以及本人当日所写的后记。“分论”部分的次序安排，乃是依据人物相关论述出现的先后而定，亦可借此展现彼此的影响关联。

从初版本到增订本，转眼二十年逝去。此书实为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个人生命史的最好见证。因此，尽管它仍然有待完善，我对它却情有独钟。

2015年11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