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女子团体

女子之结成社团，并非始于近代，起码在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便先后出现过“蕉园诗社”与“清溪吟社”。前者由顾琼芝发起，活动于苏州，参加者七人，并称“蕉园七子”；后者以张允滋为首，产生在苏州，入社者十人，号称“吴中十子”。两社虽已从一门风雅扩大为同里唱和，且其间的亲属关系越来越远，或仅为闺中友，但毕竟还有地域的限制，社中人的兴趣又专注于诗文，故属于纯粹的文学社团 。这与我们所要讨论的近代妇女团体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1907年，时任天津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的吕碧城，发表了一篇题为《女子宜急结团体论》的文章。其中说道：

自欧美自由之风潮，掠太平洋而东也，于是我女同胞如梦方觉，知前此之种种压制束缚，无以副各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竞言自立，竞言合群。

明白揭示出近代女子团体的发生与西学东渐的关系。此前的女子诗社文会，不过是男女限隔的结果，与近代基于女子独立意识的自觉结合，根基迥然不同。晚清出现的妇女社团，一般都有着文学以外的目的，参加者往往不局限在某个狭小的地域范围，故不一定相互熟悉和了解。结成团体唯一必不可少的条件，只在共同的主张或理想。不必说，此时的妇女社团并不拒绝与男子的合作。

将各种宗教性质的女修会排除在外，近代具有上述特征的女子团体，大约要数中国女学会居先。前节所述1898年创行的《女学报》，便是该会的会刊。而中国女学会第一次留名于世，也是在《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刊登于1898年5月17日《新闻报》之时。《告白》中“更拟开设《官话女学报》”句前，原有“欲再振兴女学会”一语，又因其中已提及，女学堂“现定四月十二日开塾”，可知女学会的设立比女学堂的筹备开始时间要晚，但又早于女学堂的正式开学。此时，团体的名号虽已打出，而章程并未草定。所以《告白》中提出要办学会、设学报时，只说“万事创始，章程粗具”，拟订之征文题目，除“《官话缘起》一篇”外，又有“《章程》数则”。就在《新闻报》始刊《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将近两个月前，经过修订的中国女学堂章程亦于该报公布。引人注目的是，学堂名称已由最初的“中国女学堂”，改成“中国女学会书塾” ，表明其时中国女学会已经组成，并将女学堂作为此组织所办的一项事业。学会同人潘璇的《上海〈女学报〉缘起》中关于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位一体，而以“女学会”为“根本”之说 ，道理在此。

至于中国女学会成员的考定，则是颇为麻烦的事情。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殉难六烈士传》，于《谭嗣同传》及《康广仁传》分别记有“妻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以此，汤志钧在其旧作《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才会将黄氏误列为中国女学会负责人（创办人） 。其实，黄在女学会中的作用并不重要。其次是《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史绍徽书》 ，这封正式以女学会名义发表的信，落款人为沈瑛、魏媖、李端蕙、廖元华、刘靓、蒋兰。诸人均与女学堂、《女学报》有密切关系。

需要略加考证的是上述《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既已宣布女学会的存在，则《告白》的合撰者“上海桂墅里女学会书塾女提调女董事”，也应是中国女学会的倡办人或参加者。“女提调”之名不难考出，《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最后有其署名：沈和卿（瑛）与赖妈懿。沈为华提调，赖为洋提调。“女董事”的确认复杂一些，须与另一则材料“女学堂捐款诸君姓氏”名单合观 。按照《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的规定，创办之初，女董事即为中国女学堂的出名捐资人，时称“内董事”，以与由男性组成的“外董事”相区别。倡议设立女学堂的本是男子，作《倡设女学堂启》《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及《女学堂禀北南洋大臣稿》 的具名人，乃是经元善、梁启超、康广仁、陈季同、汪康年、郑观应等。嗣后在筹办过程中，为方便起见，组织工作逐渐转交女性办理。因此，总共四次筹备会，前两次出席者全为男性外董事，后两次才由内董事出面主持。不过，《章程》中既有“至其堂中详细功课及办事章程等，俟开办后，更由教习、提调，暨内外董事诸君，妥立细章”之言，则男性在其中仍扮演重要角色。揭载《章程》的《时务报》也开列了捐款人即女董事的名单，均为发起人的女眷，或母亲，或夫人，或女儿，或儿媳。如经元善夫人魏媖、妾朱莳兰，梁启超夫人李端蕙，陈季同夫人赖妈懿，龙泽厚夫人廖元华，麦孟华夫人卢素秋，曾广钧夫人赵氏，吴保初之女吴弱男，张謇夫人徐氏等。这些人自然可以转为中国女学会的成员。另从第三、四次筹备会纪要看，可知康同薇也是极为活跃的内董事 。

此外，因为《女学报》本是中国女学会的会刊，其主笔也理所当然地属于该组织成员。第1期刊出的“本报主笔”为下列18人：薛绍徽、裘毓芳（梅侣）、潘道芳、沈瑛（和卿）、蒋兰（畹芳）、刘靓（可青）、丁素清、章兰（畹香）、龚慧、文芸英（静芳）、康同薇（文僩）、李端蕙、廖元华、睢念劬、沈静英、沈翠英、朱莳兰、潘璇（仰兰） 。此名单到第3期后不断增减，新加入者如周莲（远香）、吴蓬仙均为女学堂教习 。尽管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李、廖等人均被除名，但中国女学会仍在勉力维持，这从当年9月28日，经元善夫人向林乐知之女林美丽（又有译名林玛莱、林梅蕊，Miss Mary Louise Allen）签发中国女学会名誉会员证书可知 [1] 。

中国女学会成立的目的因与办学相关联，故以提倡女学为宗旨，这在其英文会名“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mong Chinese Women”也反映出来 [2] 。而会、报合一，《女学报》中倡导女权的议论，亦应被视作女学会同人的共同主张。女学与女权并重的创意，为其后续起的诸多女子团体所继承，虽然各社团的创办意图不尽相同。不过，女子社团初建时期的中国女学会还缺乏完全独立的姿态，背后的外董事们实际充当了该会的灵魂。1897年12月6日中国女学堂第四次筹备会上，有西方妇女表示愿任董事，各位女提调与内董事“固所愿也，容转商外董事，再行送册，请列芳名”的回答 ，并不只是照章办事，也昭示了二者的真实关系。中国女学会的终局因此也与外董事们积极参与的戊戌变法命运相关。随着《女学报》1899年的停刊，中国女学堂1900年的停办 ，实体既已消亡，女学会于是自然解体。

此后一段短暂的时期，与中国女学会性质相同的会社在各地虽有续办，其情状却只可谓之不绝如缕，并没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初，由留日女学生发起，女子团体的成立才真正呈现热潮。由于流亡与留学日本的人数不断增长，使大批具有政治激情的青年知识者异域相聚，为社团的产生提供了天然适宜的土壤。同乡会之外，性质各异、名目繁多的团体竞相宣告诞生。这也给予独立意识萌发的在日女性以启示与刺激。由此而组建的女子社团，虽有过与男性的联合行动，却已完全去除依赖性。社中成员，也自由参加无性别规定的其他组织，与男子共同议事。凡此，较之中国女学会时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留日学界中的第一个女子团体，产生于1903年4月8日。留日女生胡彬夏等人率先在东京组织了“共爱会”，首批参加者近二十人，并在《浙江潮》《江苏》等杂志上发布了《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章程》。其第一节“宗旨”即标明：

本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

不仅倡导争女权，更进而强调女子的国民意识，显示出该会的政治社团意义。共爱会虽创立于日本，却并不愿局限于东瀛。全国二万万女同胞既为其拯救对象，故《章程》中关于“先组织在东留学女子之团体，互相研究女学问题，以渐达其权力于祖国各行省” 的组织办法，便把最终目标确定为建成全国性妇女团体，而并不以目前所有的女留学生组织为满足。发起人胡彬夏对此充满自信：

呜呼！吾共爱会今日为无声无臭，仅为十数女学生所组织，安知他日不为全国轰轰烈烈之大团体？今日栖息于异国，养精蓄锐之潜龙，安知他日不为在天之飞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而且，妇女的命运既关乎国运，则“兴我国于已亡，拯斯民于涂炭，他日我开化最早之中国，驾陵欧美，雄飞世界，达文化最高之点”，胡彬夏也坚信“我共爱会大有力焉” 。因此，共爱会不只是妇女社团，亦为救国团体。这一点很快就得到证明。

共爱会成立不久，便发生了席卷全国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拒俄运动。俄国吞并东三省的无理要求，在留东学生界也激起了极大愤慨。4月29日，汤尔和、钮永建等留学生会馆干事与评议员开会，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随后，共爱会也举行特别会议，首先由胡彬夏演说，表明报国从军之意。继而林宗素、方君笄等九人当场签名参军，愿任看护伤员之职。同时致电上海女学校，电文曰：“国祸急，女生入赤十字社，同义勇队北征，告女学校协助。” 共爱会首次正式活动，便积极联络国内，表现出海内外的声气相通。6月4日，七名女留学生实践前言，入日本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会，利用课余时间，正式开始学习看护技术，并以此作为创立中国赤十字社的准备 。日后秋瑾之热心翻译《看护学教程》，张竹君于辛亥年武昌起义后发起组织赤十字会，并亲率第一队赴汉口救护伤员 ，均体现出护士职业对于晚清女性的特殊魅力，即视其为从事革命工作的最佳选择。

1904年7月，秋瑾到达日本后，对已形涣散的共爱会状况不满，因于当年11月有“重兴共爱会”之举。据《东京留学界纪实》所述：

留学东京女学生，于癸卯年，建议于东京组织一共爱会。经众人赞成，时历一年，迄未实行。甲辰年十月林君宗素、秋君璇卿，邀至全体女学生齐集留学生会馆，开会演说。即于是日选出：会长陈君撷芬，书记潘君英，招待秋君瑾。

此会之名，秋瑾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中有云，“名之曰‘实行共爱会’”。随信还寄去“《章程》三十张”，请予“推扩”。至于重组共爱会的目的，也正如信中所说，乃“欲结二万万女子之团体” 。这一目标，到秋瑾1905年底归国后仍未放弃。1907年1月发表的《〈中国女报〉发刊词》一如既往地宣称：“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 其《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也声明：

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即此足见秋瑾个人的气魄之大。其“实行共爱会”的组织因而只是牛刀小试，秋氏的目光始终瞄准建立全国性的妇女团体，并已为之定名曰“中国妇人协会”。就此而言，秋瑾的计划与原共爱会的宗旨仍可谓一脉相通。

其后在日本成立的女子社团中，影响较大的尚有“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与“女子复权会”，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类型。

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正式成立于1906年11月20日，发起人为湖北女留学生李元，担任庶务（即会长），燕斌、唐群英为书记，负责学务的干事有吴亚男，负责弹正的干事有王昌国等。当时在东京各校读书的中国女生将近百人，尚未入学的人数也不少，李元因此萌生了组织女留学生会的念头。经过暑假中的四处联络，签名赞成者有七十多人，遂于9月23日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可惜此次选出的干部旋即辞职，才有11月第二次大会的改选上任与修订章程。创立此会意在帮助赴日留学的女生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各种困难，包括购物与联系入学，故其宗旨定为“联络情谊、交换智识、推广公益”。用对外书记燕斌的话表述，即是“我们女学界，若没有个独立的团体，彼此互相提携，不惟对不住后来留学的女同胞，也见得我们女学界太无资格了” 。留日女学生会因此属于群众性的互助团体，参加的人员比较广泛。

女子复权会则截然不同，纯粹是一个政治性的学术团体。该会由何震、陆恢权、周怒涛等人提议创办，以《天义报》为机关报。设会之由乃是基于诸人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夫居今日之世界，非尽破固有之阶级，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震等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

出于“人类平等”的社会理念，女子复权会因此以“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为最高原则，将“确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立为“宗旨” 。《天义报》既于1907年6月出刊，女子复权会亦应成立于此前不久。起初，二者本各有偏重，杂志主于倡导，结社意在实行，以期相互配合，但随着同年8月“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成立，《天义报》逐渐转变为该会会刊，以杂志为依托的女子复权会也因之淡出人们的视野。而由于参加者悬的之高、理论色彩之重，使该会只能成为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的小群体，虽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刊物比团体更著名。

与基本以女学生或女志士为主构成的大多数女性组织相区别，其时在国内创立的女子社团，尚有“中国妇人会”所代表的另一类型，即由上层妇女组成的慈善团体。中国妇人会于1906年成立，发起人为京师卫生女学医院院长邱彬忻 ，人称廖太夫人。邱氏1905年秋游历日本，“见日本爱国妇人会、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会等之发达，太息中国女界数千年来，漫无团体”，即隐存建会之志。其中，在四千余万户口的日本，爱国妇人会会员竟达六十余万人，“故能代表女界全体，以结合世界妇人之交际，增进东亚民族之光荣”，这一事实，无疑给予邱氏强烈印象。1906年春，邱彬忻归国后，适遇美国旧金山大地震，华人被灾严重。邱氏遂倡议并组织募集捐款、赈救华侨，并趁此机会创办了中国妇人会 。

《中国妇人会章程》虽也如一般女子社团，标举“本会结合我国二百兆妇女之大团体，以组织成一灵活机关”，而特出之点在于第二章关于“会所”的说明：

本总会设于京师，便于贵族女界之提倡赞成，以期绝无阻碍。

其组织因而以上层妇女为主要发展对象，在人员构成上带有贵族性。并且，中国妇人会既以赈灾而起，有力赈济者往往是官绅女子，这也限制了入会者的资格。总会之外，该团体还在上海设立了南洋分会，统管东南诸省；在天津设立了北洋分会，统领西北诸省 。邱氏又因女弟子一层关系，联络燕斌，嘱其组织东瀛分会，期望扩大影响于整个华人社会。在邱彬忻心目中，显然力图将中国妇人会办成如同日本爱国妇人会一样的规模，成为能够代表中国妇女实行国际交往的唯一组织。邱氏自任会中三总裁之一，此位之设，乃是专门留予“以道德名望照耀全体”的德高望重者。故另外设有会长、副会长各一，主持日常事务。该会宗旨，以燕斌的概括最恰当：

其主旨，盖欲提倡女界公益，以实行自立立人、慈善博爱之美德也。

这从《章程》所规定的会员义务亦可看出：（1）救灾恤难；（2）扶助进化（即设女学堂与开演说会）；（3）讲求实业（以之为“女界自立之基础”）；（4）敬爱同体（包括会员之间与会外女同胞） 。同时发行《中国妇人会小杂志》（1907年3月14日创刊）作为会刊 。与之并立的“中国妇女会”，也是发起成立于北京的同类组织，由黄铭训领导。在募集赈款活动中，两会均十分活跃 。

晚清更多妇女团体的举办，乃是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1904年1月成立的“对俄同志女会”，即诞生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 。1907年，当反对借款筑路风潮兴起时，一份题名《女国民拒款公会公启》的文告曾在各地报刊登载 。二者均系感应时事而发生，反映了晚清妇女参与国事的热情。因此种组织目的单一明确，故有活动范围与时限的制约。相对而言，与教育有关的团体，由于以女子学校为依托，更容易普及，因而更多见。在天津与北京女学界相当活跃的吕碧城，即发起创立过“女子教育会”。严复为其所拟《女子教育会章程》撰写了序文，力加表彰 。以女医士闻名于广州、上海的张竹君，也曾兴办“女子兴学保险会”。该会为一互相扶助的慈善机构，募集资金，附设学堂，意在使女子“修智育以求自治，习工艺以求自养，联同志以求自镜” 。而张氏在上海创设女子中西医学院时，为表示尽心尽力、“务底于成”的决心，尝订合同曰：“六年之内”，“张竹君不回粤办事，不往他处” 。其勇于任事的气度可见一斑。

不只是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繁殖出各种各样的女子社团，即使较为偏远的云南，也有女士张雄西立志创办“女界自立会”，并草拟了规则。该会之设，主意在援救为贫困所迫而卖身的女子，故宗旨定为“专以拯救女界困苦，使女界人人能自立”，而以女界的自治自立作为“恢复女权之基础” 。此举虽未必成功，但亦可见其时女子的心志之高以及设立团体之普遍。

由于妇女社团大多具有革命或激进色彩，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民间的政治激情日益高涨。在这种普遍氛围的感染下，辛亥革命前，上海的妓女中甚至出现过名为“中华女子侦探团”的组织。侦探团的组建是为了刺探清廷的情报，提供给革命党。发起人为张侠琴、郭莲花、康天琴等，张任团长。据说，当时上海的妓女参加者过半，也有良家妇女加入 。这一现象的发生，与晚清许多革命党人的处世态度有关。不少小说、笔记中关于妓院中谈革命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南社诸人的著作对此也自认不讳 。文人革命的浪漫理想传染于青楼女子，使得中华女子侦探团的产生似怪不怪。

总体看来，晚清妇女团体涵盖了多个阶层、多种类型，数目可观，分布广泛。女性独立意识的成熟与对群体力量的信赖相结合，使这个时代的妇女更多以集体的声音对社会发言。即使只是个别人尚未付诸行动的想法，也愿意抢先以社团的名义公布于世。因为组织者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命运的改变非个人所能为，必须有志同道合者结成“完备坚固之大团体”，“则同根之树，必无此枝荣彼枝悴之理”，女权的复兴才有可能实现 。许多组织之热衷于将自己的影响、系统遍布全国，更体现了团结与代表全中国妇女，以形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的强烈愿望。而关注自身命运与关心时局变化，对于任一女子团体都无法截然分开，无论其是否有政治背景。不过，组建社团毕竟需要相当的活动经费与固定的工作人员，何况其时时局变化迅速，成员流动频繁。这些条件决定了晚清各个妇女团体无法坚持长久，正如大多数女报的旋起旋灭。一些发布了章程的社团，甚至未正式开始活动便已消失，亦不足为奇。自然，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不缠足起始，经由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的组成，其中所映现的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才是晚清妇女生活史中最可贵的珍物。

[1] 证书英文原文见Mrs.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夫人）“History and Working of the First Girls School Opened by the Chinese”后Dr.Young J.Allen（林乐知博士）的补充， Records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7-20，1899（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ton Press，1900），p161。

[2] 证书英文原文见Mrs.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夫人）“History and Working of the First Girls School Opened by the Chinese”后Dr.Young J.Allen（林乐知博士）的补充， Records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7-20，1899（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ton Press，1900），p161。 rG6TvN6jPQSQ0ie/aELe2Kj2ojN0no1xuhoxRuX26f5IokEruV3+kg5gjxnhY8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