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一样，中国城市建设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后，近年来已逐步进入以转型发展为特征的新常态。随着城市大规模房地产投资建设热潮的减退，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开始讨论“后泡沫时代的城市主义”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现在中国的城市建设已经到了“后泡沫时代”，城市建设转型问题已经在实质上成为必然的趋势。城市建设目标从追求规模和经济效益为主开始转向对生态、人文、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等更多方面价值的关注。与城市建设目标的转型发展相适应，城市建设方式的更新也有了新的要求。
2014年，关于中国城市建设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这个规划中关于推动新型城市建设要求的表述是：“顺应现代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高智能化水平，增强历史文化魅力，全面提升城市内在品质。”
这是继2013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之后，在进一步精细化和科学化的纲领性文件中对城市建设理念转型的阐述。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目标相比，在生态、人文、生活品质和社会建设等目标之外，还强调了提高智能化水平。
城市建设智能化水平与其他几个要求看起来不大相同：似乎不属于城市建设的目的，而是建设的技术基础和手段。实际上涉及了一个新的关于城市建设转型发展的重要概念，就是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是指以智能技术在城市建设和治理中的推广应用，这既是一个关于建设方式的概念，同时也包含了城市发展转型的内容：生态、人文、社会公平等方面的建设目标都将通过智能技术的应用而获得更好的实现。
智慧城市建设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建设理念和发展趋势。据调查，在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已进入规划和建设阶段，在建的智慧城市已超过600个，其中欧洲和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中东）是智慧城市开展较为积极的地区；中国目前已有50多个城市正在筹划建设智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青岛、武汉、南京、山东、四川、杭州、扬州、厦门等省市已经明确了无线城市计划，正在建设当中。
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和指标体系也越来越丰富复杂。从空间来说，智慧城市建设的范围从城市整体分解细化到城区、街道、社区、楼宇、住宅乃至室内和桌面的智能管理；从服务内容来说，资讯、安防、工作、社交、生活、健康、娱乐、旅游等方方面面都在涉及。
总之，当今城市发展的整个理念和各种具体规划都已纳入智慧城市建设的视野。智慧城市的研究目的是解决整个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和趋势问题——繁荣、文明、普惠、公平、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目标与理念——如何通过发展模式的创新转型而获得新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问题。“智慧”是个宽泛的概念，包含着多方面内涵；中心是“智能”，即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当代科技成果及其应用。智慧城市建设就是构建智能化的新型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关系。
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是智能技术设施建设：比神话还要夸张的信息处理技术发展速度、匪夷所思的传播、分布和应用的发展、新的信息技术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渗透和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得当代人对智能技术产生了近乎膜拜的心理。在谈论智慧城市建设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等各种感知和服务终端设备在公众中的大规模普及，宽带、光纤、4G等数据传输设施的迅速扩建和升级，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处理技术的应用，以及在各个政府部门全面推广的电子政务系统等等……这些智能技术应用成为近年来智慧城市建设或信息惠民工程的主要实施内容。智慧城市建设就是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道理。2014年3月中央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六个方向：信息网络宽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这六个方向的核心就是提高智能技术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
但有了智能技术是否就能建成智慧城市？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有了4G手机却花不起流量或搜不到网络，戴着健康手环却趴在电脑前聊天，电脑终日联网却主要是在斗地主……就拿电子政务系统来说，中国的政府部门差不多都已建成了相应的政务网站或网页，但这种信息系统是否真正智慧化了？有的网站里面多是待建的栏目和长期没有更新的页面；网上办公虽然看上去没有了文牍旅行，但却变成了更大规模的数据流量旅行。如果没有建立在智能技术基础上的新空间思维，技术的作用会大大减弱。这在智慧城市建设大规模展开的今天，是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
自201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和企业提出了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园等建设方案。所有这些方案的共同特点就是首先强调智能技术设备、软件和应用方案的开发、装备。智慧城市建设首先需要技术基础，但更需要把智能技术转化为实现空间建设创新发展所需要的智慧功能，即智能技术功能化。这种功能不是在现有的城乡建设观念、模式基础上进行简单化效率提升，而是把智能技术应用于空间建设，以实现观念和模式上的创新。
就目前为止城市社会建设中智能化应用的实际状况来看，智慧城市建设的功能化创新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分形化。 分形（fractal）是美国城市学家索亚在描述后大都市特征时使用的概念，指的是像洛杉矶那样由相似的流动化、碎片化、离心化和以复杂模式重构成的后大都市社会。索亚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当然首先涉及的就是“碎片”性质。但这个概念的含义却不是简单的碎片或碎片化。这个词从原始的几何学意义上讲，是指由具有自相似（self-similar）和递归（recursion）特征的碎片构成的复杂几何形状。互联网和大数据运算造成了虚拟空间的高度集约化，但分布式处理和大规模发展的终端应用却造成了实体空间的分形：每个终端都具有与整个系统组织结构的相似性或递归性，网络的分布扩张使得高度集约的核心资源通过自组织分形到无数层级的节点和终端。分形是智能技术的内容化——通过O2O等各种对接模式把移动互联技术成果变成具体运用，用大量分形终端瓦解了福特式都市的空间集中化发展趋势。
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消费空间，就是由云计算和大数据系统构建起来的“云”空间。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店营销体系似乎走了一条与大都市集中消费相反的商业路线：把消费者从公共空间拉到个人电脑甚至手机前，变成了商家和消费者一对一的消费活动。在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城购物似乎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私密活动——如果不用副卡，就连老公也不会知道老婆在网上干什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网上购物其实是更大规模的集体消费：2013年“光棍节”仅淘宝一家就创下了350亿元的销售纪录，2014年更达到匪夷所思的600亿元。如此巨大的销售额当然不是个人化消费活动所能够产生的。事实是，在每个网上购物的消费者背后是把所有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巨大网络——无数网络服务器以分布式处理构建起来的云计算、云储存系统产生的大数据库汇集了无数消费者的信息资源，通过对这些巨量资源的分析和使用而建立起网罗了无数消费者的虚拟空间。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技术使得看起来失控了的信息爆炸状态通过大量分布的数据处理网络形成了新的信息秩序和空间关系——“分形”（fractal）关系，即在貌似混乱的分散状态中发现各个层次的自相似（self-similar）特征，通过进行递归处理而形成多元复杂维度的分形秩序。
电商制造的分形化商务空间对于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位学者在研究“淘宝村”时注意到网购对乡村空间重建的积极意义，认为“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能缓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城乡二元分化，把更多向下沦陷的乡土往上托举”
。农村进入电商空间是当代消费空间从集中转向分形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显示出乡土空间智慧化的自发性已超出了政府规划的有限视阈。
网购只是生活空间智慧化分形的开始。O2O模式正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智慧生活功能——在线娱乐、在线旅游、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形形色色野蛮生长的分形空间与现代大都市空间的集中性相对立、叠合而形成共生的多元空间形态。这种智慧化的多元空间形态对于消解城乡剪刀差、推进大中小城市和城乡空间一体化发展具有实质性作用。
（2）开源化。 开源化来自美国城市学家萨森提出的“开源的城市化”观念。她所说的开源（open sources），来自计算机技术中的“开放源代码”概念，指网络化、公众化的参与共享机制，她认为这种城市建设机制有助于推进城市向开放、多元和共享方向发展：
每个社区的人对城市都有一些与市中心、市政府、与专家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有关于他们所在地的一些知识，尽管他们都不是城市专家。想象把所有这些多样的、有特殊知识的人联接到一个开源的网络中或一种维基式的网络中，使这些信息得以传播。市政府机构可以学到很多无法轻易获得的关于城市的知识。最终，这会从社区上升到一个城市的高度，一个从下往上运行的机制，导致变化和协作，产生一个被完全调动起积极性的社区和一种城市文化。
城市社区建设从行政规划建设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合作，这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通常称为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一批境外资金进入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随着改革推进，一部分资金也尝试性地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这就是我们早期的PPP，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停滞了下来。作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建设中的重大改革举措，PPP近来又得到了极大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推广PPP模式是适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要求、适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求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求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中国的PPP模式概念中其实只是两个“P”—Public和Private-partner，也就是说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两方面的合伙经营。而萨森的开源城市建设理论与此有所不同。开源城市理论是在政企合作的PPP开发模式之后对传统大都市宏大规划建设理念的进一步智能化转向，将PPP模式从政企合作扩展到政、商、民三层面合作，通过建设规划基础层（源代码）的开放而使城市、社区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层次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和影响空间建设，使不同群体的需要和知识相互沟通、叠加，形成多元共享和智能化生长的公众化空间建设模式。
开源化对于城乡社区空间建设具有的功能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抵御“行政效率附带灾害”。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由政府行政权力主导下形成的一刀切高效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这种行政高效率产生的是全世界公认的高速度建设。中国行政的高效率也同许多发达国家行政行为的拖沓和效率低下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中国式发展模式的优越性。
毋庸置疑这种高效率带来的高速度发展对中国当代意义极为重要，但与此同时也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副作用——生态环境破坏、文化传承失落、反复建设浪费、拆迁矛盾冲突、社会群体矛盾……此类状况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灾害。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需要靠正确的决策，但行政机构、相关企业的建设意图和规划决策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视野和利益盲点的局限，更不用说还可能存在利益交换产生腐败的问题。尽可能防范行政效率附带的危害可能需要多种机制，而空间建设从规划层面开源化可以形成不同群体利益和关注视野之间矛盾的对冲，产生对行政效率的缓冲效应，从而对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起到警示作用。
开源化建设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增强社区认同。随着现代化大都市的规模迅速扩张，城市空间的社会构成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意义上的市民或者说传统社区的户籍居民，在城市扩张中被迁移、分散和稀释，新移民越来越多，具体而言新移民并不是一类确定的社会群体，其成分构成非常复杂：白领、老板、工人、小贩、手机贴膜的、刷“办证”广告的、洗头房打工的、“摩的”载客的，还有住在高架桥下甚或枯井底的流浪汉……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消费能力、社会关系和生活诉求，因而产生了越来越复杂而且相互冲突的群体和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城市社区建设，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可能制定出满足各方面需求的方案，合理的规划只能在各种因素的全面考量、相互对冲和妥协中产生。开源化不仅是给各种人群发表诉求意见的权利，而且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自主介入空间建设的机会。这不仅需要政府决策的开放性，而且意味着不同利益\关系主体之间的博弈、对冲与妥协。
深圳大鹏湾以民宿为特色的海滨度假区空间建设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开源建设例子：
这些民宿经营者像候鸟一样，选择大鹏落户“栖息”，形成了大鹏民宿文化生态的独特景观。短期内从各地汇聚而来的民宿经营者，决定了大鹏民宿社区自治的独特性：大部分民宿经营者不是土生土长的大鹏本地人，但房东大多是本地人，由代表本地村民利益的社区股份公司决定是否准入。即便是外来者居多的民宿经营者群体中，最早来的那批老板，和新近开店的老板，对大鹏在文化上的理解和认同也不同。这样一来，社区只是行政上的空间概念，而以同行或邻里为主要社会纽带的、以外来者居多的民宿老板，才成为民宿社区自治的主要文化群体。
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和多元化，对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需要“加强公众参与规划过程和决策，体现多元社会集团利益”。
通过网上网下同时展开的不同声音和意见的冲突、碰撞和交流，这种多元社会集团的利益才能趋向统一，形成社群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意见。政府、投资商、原籍居民、新移民、底层商户的互动融入将有利于增加社区和谐与发展活力。
开源化空间建设对于城市空间意象的构成具有特殊的意义。类似深圳大鹏湾民宿群这种建设方式形成的空间形态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源性，与常见的一刀切的新农村建设面貌不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杂乱无章的城中村。但与上个世纪90年代形成的珠三角城中村不同的是，这种民宿群不再是失控的自流式空间蔓延，而是在社区行政、本地居民、外来商户和旅游者需要等多重关系诉求、对冲和相互制约下形成的貌似杂乱而又相互协调的多样化空间意象建设。
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求城市意象的理想化，这在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Le Ville Radieuse）理论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城市就是居住的机器，是统一、科学、完美的规划产品，是工业技术制造的现代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化的完美城市意象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工业化大都市发展中所显现的价值和产生的问题人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不同于工业乌托邦的新型空间意象——体现多重空间并置、不同文化杂糅、人与自然共生、传统与当代互融的多样化意象。这样的意象是不可能通过统一规划建设实现的，只有底层开源实现智能化的多样性空间建设才有可能构建体现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空间意象。
（3）海绵化。 海绵城市是为了应对现代都市反自然硬质化表层导致的排水不畅等环境问题而提出的城市生态表皮理念，即减少城市地表的硬质化处理，更多地恢复符合生态要求的土壤、植被和开放自然排水系统，以形成海绵式渗水地表。海绵化是环境生态的活化，是城市生态空间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一理念对于城市空间建设而言所具有的意义还可以从更广义和深化的层面理解，那就是生态城市建设理念的渗透性转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理念有了许多创新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生态城市建设理念的发生。但在许多城市建设规划和实践中，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变成了园林化景观的形象工程建设，营造了大量看上去很“美”的绿色景观，但往往仅达到了片面营造形象景观的目的，实际上却没有多少环境保护效用，有的甚至会产生反生态效果。绿色生态城市建设变成了徒有其表的“绿皮”城市。
2014年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进入了深层探讨。海绵化生态观念的提出意味着一种更深刻甚至颠覆性的生态主义影响在发生发展。一位专家谈到城市防洪设施建设带来的生态危机时这样说道：
我们整个城市都在追求一种畸形的美，就像裹了脚一样……我们的地表水75%是污染的，我们50%的湿地消失了，湿地就像人的肾脏一样，而50%被我们消灭掉了……
我们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对待水的态度，与洪水为友。……十多年前在浙江台州的一条河。原来非常漂亮的一条河，蜿蜒曲折，两边全是丰茂的植被、湿地，洪水来了水就涨上来了，鲤鱼也上来了，结果水利部门给了两个亿的工程款，说做成防洪堤。工程刚做了一半，市长就接到了农民的上访，因为农民的牛没地方喝水了，原来我们的河漫滩都是成群的水牛在傍晚时候在河里去游泳，去喝水，后来又发现小孩子掉下去爬不起来了，人淹死了。再后来发现青蛙也没了，因为湿地消失了，青蛙在河里产卵，蝌蚪爬不到岸上来了，整个生态系统被破坏……所以对待自然的水系统、自然的河道、自然的湿地系统，我们要做最小的干预。
海绵化意味着对自然最小干预，同时也意味着生态建设理念向整个城市和更大区域的细微处深化。在谈到生态城市建设目标时，有专家提出中国目前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生态城市观念：
第一种强调视觉效果，要“眼睛看得见绿色”。第二种是地理的概念，通常在城市地理规划中突出以环境为主题。第三种是经济学的认识，更注重从宏观层面合理配置资源。这对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空间资源的配置、城市的发展模式都有很大影响。前两种认识非常流行，主导了很多地方的城市发展。第三种认识在国际上已经得到公认，但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城市管理者、城市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从“绿皮城市”向海绵城市的改造不仅仅是地表生态建设，而且是智能技术把生态建设理念向后台空间、生活细节、人际关系、社会习俗等方面渗透、内融和活化。
所谓“后台”，是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谈论社会空间时借用戈德曼的表演理论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际交往中被隐匿起来的区域。城市空间也存在着“前台”与“后台”之分：“前台”是城市空间的表演层面，即通过规划建设和公共服务构建起来的城市意象，以公众感知的整体形态存在和传播；而“后台”则是隐匿在表演层面背后的空间，常常被市政规划建设和公众感知所忽略的阴影面，如未经规划建设的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以及其他没有推进获得正常居住条件的流动人口生活的特殊空间。城市空间的智能化普惠建设如果只是沿着城市建设规划的线路进行，仅仅关注被公众感知的意象层面而忽略了城市的隐匿空间，就会强化城市“前台”与“后台”之间的分离、扩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沟，从而使得城市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板结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
海绵化建设意味着智能化建设向城市空间的深层、隐匿和细微处渗透。比如社区智能化建设，从环境规划、房地产开发和社区住户管理的角度来设计智能化整体架构当然没问题，但在社区的前台，公共意象背后存在的许多复杂关系和麻烦问题如何实现智慧管理才是问题的重点。常规的社区管理是以前台空间为基础的管理：区域、道路、建筑、环境构造起的空间意象是社区管理的外延视觉形态，人口构成、社会关系、社区生活形态、公共服务供给是社区管理的社会内容。但当代空间管理中真正复杂的问题存在于这些管理对象的后台深处和细处——安全、健康需要，经济、文化活动，人际关系细节，生活习俗与服务等等，不仅是从每个个体以及社会单元外部所感知和进行管理的内容，更需要对社会空间内部隐匿的状态和关系有所了解。
换句话说，当代空间管理不仅是做管理前台秩序的“保安”，而且更需要做管理后台事务的“保姆”。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群体关系日趋复杂、公共服务需要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当代社会，智慧城市建设只有通过海绵化渗透才能实现社会各个层面的沟通，从而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和平等化。但这种管理的复杂性和碎片性使得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难以有效操作，而在云计算技术上的大数据整合却为这种向城市后台延伸渗透的海绵化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信息传播交流与生活服务从公共空间到个人身体、行为、家庭环境的智能化渗透成为可能。
智慧城市建设功能的真正实现不仅在于投入了多少资金建设了多少基础设施，也不仅仅是指在某些条件下实现了哪些创新功能。更重要的是这些智能化创新的设施和功能能否具有实质性的智慧城市建设作用，是否具有生长性和可持续性。判断这种成长前景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场景”化。
随着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智能化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在激烈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中，智能应用的开发者们的开发目标从一般意义上的用户需要转向对整个生活形态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场景”意识，即不再是简单地提供当下生活形态的需要，而是创造新的生活场景，使新的智能应用改变现有的生活形态和空间形态。就拿现代城市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场景来说，办公场所和居住环境、相关的辅助设施以及联系二者的交通方式，就是城市生活最基本的场景；城市的空间建设内容大都是按照现有的场景进行的。但新的空间建设创意不再仅仅满足于为现有场景提供服务，而是在试图构建新的生活场景：
上下班是城市里最习以为常的活动，但换一个角度，却是有些违背常理的“集体行动”：明明知道拥挤，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要赶到高峰期挤地铁；明明知道拥堵，那么多人为何非要到高架路上加入堵车大军。这背后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配着人们。
我们无法在城市里无限地修路和增加车辆，但我们可以改变生活与工作的连接方式。
从历史上看，居住与办公场所之间的连接，是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改变的力量是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与互联网化。
……生活与工作，居家与办公，是两种不同的场景，也承载、容纳和进化着不同的社会交往关系。一种新的连接正在产生，并且将改变人们办公与上班的方式，这场革命将从创业者的办公社区开始，并将影响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和他们的场所。我们看到美国出现了集体办公空间WeWork，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优步——滴滴和快的打车，我们也将很快看到一批中国的WeWork。
优步（Uber）、滴滴打车、集体办公空间（WeWork）是近年来出现的无数与都市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设计和应用创意代表，看上去似乎还不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但其重要性在于，使智能化建设从服务于现有的生活方式转向构建新的都市生活模式与场景。换句话说，智慧城市创新的场景化就是通过智慧城市功能的实施而逐步构建起新的常态化生活场景。
实现场景化的基础是具有真正向新的智能环境和生态环境转型创新的空间结构，即地理、社会、活动、习俗各方面要素整合形成的新城市生活生态结构。这意味着创新理念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技术创新到新技术的应用，再从应用发展到整合形成的生活方式新常态，这种新常态构成了新的习俗景观即场景。简单表示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线索：“创新—新型—新常态（新场景）”。可以说，只有当智能化的应用构建出新的生活场景时，才具有了实质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建设。
这种新场景的建设包含了多层次的内容：
（1）新场景的技术基础：智能技术应用的活态化。
如今的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从多方面展开：政务、商务、生活、健康、社交、文化、教育等等服务领域都在建设智能化的应用技术系统。曾经有媒体预测近年来会有八种“将颠覆生活方式的新科技”发展起来，其中包括物联网与智能家居、汽车电子和无人驾驶车、机器人和无人机、可穿戴设备、增强现实感知技术、虚拟现实、3D打印和应用更加广泛的智能手机。
但智能化技术系统只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物质条件，真正要使智能技术构建起新的生活场景，需要的是使智能技术的应用走向活态化。所谓活态化当然首先是指信息数据内容和技术平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不断更新升级，但更重要的是使智能终端更加贴近、融入乃至影响和改造人们的生活。在这方面，智能穿戴和家用终端设备的开发应用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智能技术活态化、生活化的例子。致力于这方面智能应用开发的小米集团总裁雷军曾经这样描述智能终端与生活的联系：
我们要把所有的设备连起来，包括你家里的摄像头和电视。然后我们用生态系统的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将来你一回家，所有设备都连到手机上了。你离开家，家里所有的事情你都能知道，你家里的空气和水的状况。然后摄像头，安全状况你都一清二楚，你一回家，家里人就知道你回来了，因为你的手机，你的手环，都在标示你的身份。
在这个近乎令人生畏的未来生活描述中透露出智能应用如何活态化并且成为改造日常生活的力量。在商务中智能技术的活态化令人或多或少有一种私人领域被侵入的不安感，因而作为终端用户往往也会产生某种恐惧和抗拒心理。但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智能技术全方位地贴近、融入乃至影响人们生活的力量显然正在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因而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如何使智能应用活态化和如何使得这种活态化的智能应用更人性、更安全是同样必须重视的问题。
（2）新场景的社会管理景观：公共空间与公共平台智能化运行的“新常态”化。
大多数地方政府和许多企业都在设计各种智慧平台，包含的智能化应用内容正在建设得越来越丰富、全面。公共服务方面的一些智能化应用也已在实施，如环境保护工程、公共空间管理、社区生活服务、老弱病残关怀等等。不同城市、乡镇、社区空间的智能化建设内容各有不同，但如何评价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功与否需要有基本的目标尺度，就是看智能化技术及其应用是否形成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怎样理解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呢？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在习惯的规律化行为和现象之外总会有一些不能确定的意外状态发生，从天气异常造成的“城市变海景”到各种社会事件，大的如公共场所人群拥挤踩踏、暴恐袭击，小的如老人小孩走失、家中失火失窃等。诸如此类的事件通常会被认为是非常态事件——从经验来看这些事件不是会按照一定的时间节奏和空间分布规律必然反复出现的，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预测的。但实际上这种“非常态”观念是基于传统生活经验和世界观形成的认识。当代社会的加速发展演变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常态”失去了意义：一次“百年不遇”的暴雨从历史来看显然是非常态的，但此后如果“百年不遇”的气象变化屡屡发生，如同人们开玩笑时所说“如今的天气‘不正常’是正常的，‘正常’的天气已成为不正常的”，那么作为评价基准的百年经验“常态”其实已经失去了作为预测和管理决策基准的意义。
无论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生活，突发、变异、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代普遍现象，传统意义上的“非常态”已经成为当代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以传统的“常态”思维管理社会必然出现应接不暇，处处被动的局面。智能化的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提供更加丰富高效的服务和管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社会治理观念，形成社会治理的“新常态”。换句话说，今天的常态不是基于经验关于规律性、确定性的认识和描述，而是基于大数据的搜集和运算而不断发现的关于突发、变异、不确定性动态认识，在这种动态认识中形成智能化的动态应对和管理形态。智能化管理中心不可能精准知道下一次踩踏、暴恐、走失和失火的具体时间、空间和状况，却可以通过大数据运算形成关于各种随机事件发生几率和分布的动态信息和相关应对参数。随着数据的不断变动和增长，数据运算分析也在随时变动。
社会治理“新常态”与传统“常态”观念最大的不同在于智能技术应用造成的管理方式的“云动态化”。所谓“云动态”的意思是说，这种动态不是传统运算图式中的整体模块和向量的几何形变化，而是基于巨量微观动态数据及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边缘模糊、维度不规则的“云”变化。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管理场景：传统管理常态中规则与个例之间的脱节、冲突被随机变化的预警、提示、对话、建议、反馈、矫正、优选等等柔性和弹性互动机制所取代。这种云动态化管理已不是科幻想象——实际上我们正在电商的大数据运算提供的服务中见证着日益完善的运用。社会治理的云动态化在构建比电商服务更高层次的社会交往场景。
（3）新场景的人文生态景观：日常生活环境中文化氛围的重构。
“我们无法在城市里无限地修路和增加车辆，但我们可以改变生活与工作的连接方式。”这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一句简洁有力的口号，也是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生活新场景想象。
新场景的人文生态景观由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文化氛围构成，核心是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活化以及学习型社会的空间建构。
一个城市、乡镇或社区的人文景观核心是特定空间、集体记忆、社会习俗和文化认同构成的传统文化内涵。“记得住乡愁”就是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记忆和情感依恋。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记忆和情感依恋，未来的空间建设将越来越脱离人文历史内涵而变成失去人性的物质空壳。
我国近几十年来的空间建设发展很快，但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传统空间的消亡和文化认同危机。近年来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建设都包含了传统文化保护和复兴的内容。但问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传统文化空间早已大面积地被铲除或瓦解粉碎，剩下的即使受到保护也往往变成孤立的碎片和失去功能的废墟空间；传统记忆和习俗也已经流散、消逝得差不多了，非遗保护虽然通过代表作和代表性传承人立项保护的方式进行保护，但孤立的项目保护无法解决城乡空间的整体文化风貌建设；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假古董、伪民俗却在流行中继续破坏着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城市建设中传承传统文脉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传承的问题，一些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同物种的多样性对生态延续至关重要一样，历史文脉同现代社会和经济要素的交融，也为现代多样性的城市生态保存下宝贵的本土基因。过去三十年，单一的现代建造方式，如同外来生物的野蛮侵袭，无情地横扫本土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但随着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城市增长从生产推动，转变为消费引领。拥有低成本生产优势的城市，迅速被拥有多样化消费的城市所取代。文化多样性成为城市增长的新动力。那些拥有丰富文化遗存的城市，如同保存完好的文化基因富矿，不断诱发、启迪、创造新的消费模式。文化遗存的多寡，在消费主导经济阶段，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在现代化的新阶段，休眠中的古代人居文化将被重新唤醒。
怎样让历史文脉的载体，比如历史建筑、文化遗存尽可能多地度过生产优先的发展阶段？
首先，在空间上，应借鉴“梁陈方案”提出的“建新城、保老城”策略，通过新城建设释放发展压力，避免老城大拆大建。
其次，在使用上，赋予老城新的功能，使其从低价值使用，转向高价值使用。
第三，在制度上，通过不动产税等经济手段，激活被扰乱的产权重建，使老城物业可以通过小规模渐进式改良的微循环方式，转移到最佳的用途和使用者手中。
第四，在法律上，通过立法保护历史遗存，增加破坏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存的风险。
第五，在舆论上，使保护本地历史文化遗存，成为全民的共识。
第六，在财务上，对不同等级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进行补助，减少老城物业所有者保护和维护历史建筑的成本。
……
那么问题来了：已经破败、消亡和碎片化的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振兴如何可能？面对这个难题，智慧城市建设对于传统文化保护和振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只有最新的遥感、遥测、大数据运算等智能技术的应用才有可能辐射整个区域空间风貌与生活形态，从中发现传统文化活动和记忆场所分布与关联，以此来进行传统文化活动、记忆场所的保护与活化规划设计，同时把传统文化保护活化纳入到整个区域文化建设和社区重构中，使传统文化建设逐步融入当代空间氛围，成为当代社会人文生态景观的有机组成。
新场景的人文生态景观与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学习型社会的空间场景建设。建设“学习型社会”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一种共识，但如何建设以及评估建设效果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全民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和智能化的教育技术、教育网络正在为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奠定现实基础，如何评价这种建设的效果却不是与这些投入相关的指标体系所能解决的问题。全民学习型社会的实现需要基本的直觉判断，就是看是否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生活场景。
学习型社会场景的形成不仅需要文化教育设施的普及，更重要的是教育设施的活化和公众学习行为的习俗化。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有一种“傻瓜”化倾向：从“傻瓜相机”开始，逐渐研发出越来越多的“傻瓜”型产品——从电脑、乐器、手机、家电、各种工具和机械，一直到谷歌正在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这些“傻瓜”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几乎不需要学习就可以使用，所以如今从几岁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使用许多电子产品。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似乎正在造成一种不需要学习的表象。但恰恰正是这种“傻瓜化”现象正在把智能化的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向大规模关联、遥感和互动化的智慧型生活。这种智慧型生活对于一般公众来说的确是方便化或者也可以说是傻瓜化了，甚至可以说公众的生活是在几乎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驱动前进和改变着。然而这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和动力的兴起：人们主动或被迫学习不断更新的感知、应对、交往、行动方式和规则，以及由智能化构建起的越来越广阔丰富的物理与人文知识视阈。
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和可穿戴设备上病毒般增长的APP是当今公众典型的被动学习方式，而人文生态景观建设的目标则是培育主动学习的习俗，即给所有公众——从儿童到老人——提供公共服务设施以创造更积极健康的主动学习条件，并且通过智能技术和服务创新使公共教育设施真正活化，创造公众主动学习行为兴趣化、社群化、互动化的条件，构建起学习型社会的新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