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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国外学者发现，证券分析师喜欢发布有偏的盈余预测报告以取悦公司管理层（Francis and Philbrick，1993；Lim，2001；Matsumoto，2002；Richardson et al.，2004），但并未给出直接的证据表明证券分析师因此而获利。为证实公司管理层究竟喜欢哪种盈余预测报告以及证券分析师发布有偏报告的动机，Ke and Yu（2006）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按证券分析师首次和末次盈余预测是否大于实际盈余，将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报告分为四种（OP、OO、PP、PO）。其中，如果证券分析师首次盈余预测大于实际盈余并且末次盈余预测不大于实际盈余，就为OP报告；其他三种报告的定义类似。同时，他们以盈余预测准确性衡量证券分析师从管理层获取私有信息的程度，研究发现相比其他盈余预测报告（OO、PP、PO），管理层更喜欢OP报告。发布OP报告的证券分析师由于其通过取悦管理层获得了私有信息，因而随后的盈余预测的准确性更高。为了排除可能存在的替代假说，Libby et al.（2008）采用实验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发现，与其他盈余预测形式相比，证券分析师发布OP报告和证券分析师获取私有信息存在因果关系。随后的简报结果（Briefing Results）表明，证券分析师通过发布OP报告主要是想获得更多的电话会议（conference calls）的参与机会，进而获得私有信息。电话会议是证券分析师与管理层交流私有信息的一种重要形式。Bowen et al.（2002）研究发现，参加电话会议的证券分析师的盈余预测的准确性更高，Mayew et al.（2013）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此外，很多文献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的声誉、薪酬及职业成功往往取决于其预测的准确性程度。Mikhail et al.（1999）和Hong et al.（2000）均发现，与盈余预测准确性较差的证券分析师相比，预测准确的证券分析师往往更不容易被公司辞退。Leone and Wu（2002）研究发现，在“全明星证券分析师排名”（All-Star Analyst Ranking）评选中，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是评估时的一项非常重要指标。同时，我国也有媒体报道，入选《新财富》最佳证券分析师不仅可以迅速提升其在业内的知名度，更会为证券分析师带来直接的利益，包括奖金的大幅度提升或更好的职业生涯。
因而，证券分析师有动机提高自己的预测准确性。Solomon and Frank（2003）则发现，如果证券分析师发布了有悖管理层所希望的信息，就会受到管理层的“惩罚”，并且“违逆”的证券分析师以后很少再能获得管理层的青睐。
那么，我国的证券分析师在进行盈余预测时，是否也存在“先抑后扬”的现象呢？如果存在，则证券分析师发布OP报告的动机是什么？我国的学者并未给出答案。鉴于我国制度本身的特殊性，简单地将国外的结论应用于我国可能并不合适。最重要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研究者很难找到一个用于界定证券分析师通过发布OP报告提高股价以满足管理层偏好的具体情境。与此不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即使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为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也不会随时进行交易（李增泉等，2012）。控股股东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点（如配股、公开增发等）才会非常关注公司的股价。在我国，证券分析师作为专业的信息媒介，其预测报告对投资者行为依然具有重大影响（深圳证券交易所，2011）。因此，在再融资申请提出时，证券分析师发布OP报告向市场传递好消息，不仅会直接提高投资者的购买意愿，而且会通过影响再融资价格来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Bartov et al.，2002；Richardson et al.，2004）。在这期间，给上市公司以支持的证券分析师，随后更可能获得管理层的认同，从而获取更多的私有信息。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预测，证券分析师对进行配股和公开增发的公司出具OP报告能够获取更多的私有信息。Ke and Yu（2006）和Libby et al.（2008）以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来衡量私有信息的获取程度。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 在上市公司配股和公开增发的事件中出具OP报告的证券分析师，其后对公司发布的盈余预测更准确。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出具OP报告可能有助于证券分析师从上市公司处获取私有信息，但当有偏报告并非对公司真实状况的描述时，也会给证券分析师带来很大的损失。最极端的情况是，如果投资者对证券分析师彻底失去信心，就将最终导致证券分析行业的消失。因此，证券分析师在考虑是否需要参与OP报告过程以换取私有消息时，会在私有信息的价值与声誉受损之间进行权衡。只有私有信息价值较高时，理性的证券分析师才会选择OP报告。此外，Lim（2001）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基于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进行盈余预测，与管理层维持良好关系被认为是获取私有信息的有效渠道。相比私有信息，公共信息因为获取成本较低而成为证券分析师进行盈余预测时的重要信息来源（方军雄，2007）。所以，当私有信息价值较低时，理性的证券分析师基于成本的考虑可能会减少私有信息的收集，此时证券分析师也会降低发布OP报告的概率。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们预测，当公司的私有信息价值较高时，证券分析师更倾向于对其出具OP报告。Hutton et al.（2009）和李增泉等（2011）用股价同步性衡量私有信息的价值，由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 股价同步性越高，证券分析师出具OP报告与其后盈余预测准确性之间的关系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