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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硅谷创新者创业模式
硅谷的发展是一个神话，但也是个现实。在硅谷是“创新者创业，创业中创新”。硅谷这个名字的由来，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晶体管发明开始说起。1947年美国的贝尔公司发明了晶体管，1956年发明晶体管的科学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48年有人跑到贝尔公司说我愿意购买你们技术的使用权，我去生产晶体管，所以1950年左右晶体管生产已经普及，到了1956年晶体管生产已经在全世界应用扩散。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动了凡心，他带了八个徒弟，在旧金山附近，即现在的硅谷，成立了肖克莱晶体管公司。大家知道科学家的本性是喜欢跟别人讲道理，一天到晚辩论，结果这个公司两年就垮台了。肖克莱跑到大学当教授，然而这些徒弟很不服气，觉得自己的开创性尝试是可以成功的，几番折腾后他们成立了英特尔公司，终于发展成芯片王国。创始人之一罗伊斯对芯片发明有重大贡献，如果活着，2001年因芯片而获得的诺贝尔奖他应分享。英特尔公司开发的新芯片吸引了许多有创新思维的新技术应用者在它周围创办公司落户；一些高新技术的发明者发现来到这里，可以不向企业转化其技术成果，而是自己设法创办高技术企业，直接从事商品化工作，实现自己的创新梦。硅谷吸引了敢于冒险、不怕失败的学生创业，造就了一批闻名于世的科技创新企业家，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发源地。由于晶体管和芯片用的主要原材料是硅单晶片，因此把这个吉祥地取名为硅谷。这件事情震动了世界。大家好奇美国怎么那么快就有新产品出来，所以就发现了这个地方。硅谷创业创新模式，被誉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伟大创举。
硅谷成了创新的策源地，各个国家、地方模仿硅谷创新者创业的创举，在全世界兴起了创办高新技术园区的热潮。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大力推动有志创新者下海创业，促进了民营创业企业的发展。1991年，国家开始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2010年大概有80多个。我想告诉各位的是现在我们开发区的实力如何。我这里有几个数据。原来只有57个的时候，高新区收入75000亿元，现在到10万亿元。那么有多少家企业呢？现在有59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中关村号称有18000多家。1991年创业的时候整个高新区的产值是80多亿元，到现在增长了4000倍，年增长25%—30%。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中国企业创新的氛围营造起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以高新区仿照硅谷模式创办，在中国是非常成功的。更为突出的是，我们过去认为跨国公司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倒退30年回去，中国没有一家跨国公司；倒退20年，中国的跨国公司是小弟弟，被人看不起，就只有几个人、几百个人的规模；而今天中国出了一批令世界刮目相看的跨国公司，比如华为、中兴，这两家都在深圳，联想总部搬到了美国，还有山东的海尔、海信这样一大批跨国公司，它们都是靠创新竞争产生的。过去，中国企业根本背不动研发投入；现在企业做大了，像华为，2010年研发投入25亿美元，2009年投了20亿美元，十分厉害。2004年中央财政拿出400亿元人民币支持研发，按1∶8来算相当于50亿美元，但是外国有的跨国公司一年就有50亿美元，我们整个国家才50亿美元，根本不能比。但是现在华为一家企业就投入20多亿美元，它在通信专利方面占行业专利的36%，自主知识产权到这个阶段是非常厉害的。所以硅谷模式的借鉴在中国取得了成效，不是说只有发达国家可以，发展中国家也可以。
2．竞争合作的日本联合技术攻关模式
在创新全球化发展里，日本政府组织了技术创新联合攻关模式。1976—1980年，日本政府组织集成电路1微米芯片技术联合攻关，他们认为1微米代表了当时的世界水平，现在0.5微米已算是世界的落后技术，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也没做成。因此日本在讨论当中就考虑如何在科研中与美国平起平坐。他们认为在纯粹的科研方面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有很多困难，但是在生产技术方面则有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在集成电路上。他们通过分析后发现当时日本任何一家大企业都不能和美国较量，但是联合起来则有可能。因此日本政府就把六家生产集成电路的日本公司联合在一起，由日本一个研究所的所长牵头组织产学研联合技术攻关，一旦技术突破就可能在集成电路芯片制造技术方面超过美国。具体做法就是政府出一半的钱，这六家公司出一半的钱。
联合攻关策划中碰到的最大困难不是研究所、大学介入后的矛盾，而是参加攻关的六家公司是同行冤家、市场的竞争对手，它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常常为对手在市场上失利等而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刚开始的时候这六家公司认为不可能合作，而且不同意互访，因为这六家公司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相互之间都不能互访，一互访就会被窃取机密，政府现在说联合攻关，大家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后政府出了一个招，把整个创新过程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共性技术研发突破。六家企业制造芯片都需要高水平的关键技术和设备，各搞一套既会重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各家实力单薄难突破；将各家企业结合在一起互相取长补短则有可能突破，而且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第二阶段是产品开发和市场竞争。政府所共同攻关突破的技术成果共享，各家掌握了技术，回去制造什么产品，各显神通，政府不管，开发的新产品照样在市场上竞争。
日本政府对企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企业半信半疑地接受了。攻关从1976年持续到1980年。1980年，日本专家在美国的杂志上公布了1微米芯片技术攻关的文章，并取得了大量专利。这件事情使日本的生产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影响非常大，后来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在推进。这里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海湾战争的时候，日本有人写了本书——《日本可以说不！》，这里面主要涉及的就是芯片的优势，因为海湾战争是美国兵用日本的芯片打的仗，所以日本非常自豪。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视角评述，特别应当强调的是，把冤家对头的同行企业组织在一起，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协同攻关，它们最终成功地、高效地攻克了技术难题。这种组织方式的理念改变了世界上企业家的价值观，竞争对手不再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而是产生了利益共享、双赢、共赢等新型协同创新模式。日本成功以后，1986年其他国家集中了一大批搞经济的技术专家到日本去研究其成功的秘密在哪儿，研究了许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运行良好，政府主导、协调各方面力量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最终获得了成功。
大家会关心，中国政府采用这种技术创新模式了吗？实际上，日本的协同攻关模式和中国的攻关模式几乎相同，但是我们的成效并不突出。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我们长期在技术创新中没有突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国家、社会的创新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造成技术攻关成果频传，但市场上鲜见到创新产品；二是不善于提炼共性攻关技术，突破技术辐射到产业和市场的带动和影响作用小；三是单纯靠技术观念，忽视了商业模式创新，突破的技术进入市场竞争难。
3．创新思维的全球化
什么叫创新思维的全球化？我粗浅地将其概括为“三跳”“三在”“五流”。
“三跳”就是要跳出纯技术因素创新的圈子。我们一谈创新就是科学技术，搞技术的人都知道有了技术就会有创新，技术以外不叫创新。但是今天谈创新竞争的时候，有技术并不等于竞争优势就是属于你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现在搞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过去人家不卖给我们这种高技术产品，现在我们自己做出来了，市场上也马上就能见到我们的产品销售了，但是销售难，卖不出去！这不奇怪吗？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与会人员有海归回来创业、加盟的，也有在国内创业的精英，向他们求教为什么卖不出去。企业家们分析：一是组织管理、市场开拓等商业模式很重要，这叫非技术因素创新。成果做出来后能不能迈出这一步是决定的因素，很多产品竞争不过别人就是因为跳不出技术圈子。二是创新通常起源于科学技术的变革和进步，但跳出了科技的圈子后，一定要调动经济、文化等社会各界创新的积极性，使创新融入社会，创建创新型国家，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例如国际上评价日本经济奇迹时指出，日本整个国家创新体系运行良好，即全社会协同创新的响应机制非常好。三是创新思维要跳出“国家”这个圈子，融入全球的大潮中。中国最常见的通病是在强势政府掌控下划地为界、以我为主发展，很难与周边协同联动创新。然而今天我们站在全球视野看，要走出去，机会在全世界，不是在你这个地方，在你这个地方就是挖地三尺也翻不了天。芬兰、韩国和以色列等是在全世界赚钱才有今日的繁荣，我们不但不能划地为界，反而要跳出国界，融入世界，分享利益。
“三在”我已经在前面说了。简而言之，就是要整合全球资源创新，在全球组织生产，产品在全球销售。
“五流”，是指社会主要的要素资源，人才、资本、物质、知识和信息都是在全球流动的，不是沉淀在某一个地方的，要在流动中找机会。例如，人才的观念一定要变。现在一个跨国公司办公室里的人才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坐在一起，共商世界大事。白皮肤懂得美国和欧洲，黑皮肤懂得非洲，黄皮肤懂得亚洲，大家在一起共同商讨发展机会。所以今天一个人也不得不在全球寻找发展机遇，你的机会不是在一个地方一锤定音。
现在对创新人才形象描绘的讲法很多，略举几例：“跳槽”是指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变换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日本主管科技的部门曾做过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一生中变换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的高达84%；日本人只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直到退休的高于80%。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创新思维活跃，成就突出，日本偏保守。“两栖”是指其人在一国有一份工作，同时在另一国还有一份工作，利用两处不同的创新生态，创造发展机遇。“候鸟”是指工作无定所，哪里适合就在哪里安家。“全球飞”是跨国公司的一些高管等，因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各地设有分公司，他们需要亲临现场协调和处理各种业务，不得不奔走于世界各地。例如，有的人周末在日内瓦度过，礼拜天晚上坐飞机到了美国；在洛杉矶开一上午的会以后，马上到日本继续做另外一件事情；在日本待了一天以后又到了巴黎，然后说有件事情要在中国办，就回到中国办点事，一周就这样度过了。我曾经在飞机上见过一位音乐演奏家，带着小提琴在世界各地演出，他说为了赶场，常常只能在国际航班上睡觉，有苦有乐。如今人才是流动的，而且在全世界流动。我们很多做法和理念都不适应，甚至造成了麻烦。现在大学生毕业找工作就把买房子看成重要的追求目标，买了住房就成了房奴，要还贷，你还会走动吗？其实你最好的机会在上海、深圳，甚至美国硅谷等，但是你在北京买了房，就背上了包袱。再如，我们许多地方招聘优秀人才，要求国内人才把户口迁到工作地，海外人才交回护照。听起来振振有词，实际是观念陈旧，很难留住杰出的创新领军人才。
4．知识生产如何管理
工业经济的企业管理有非常权威的理论依据、完善的制度设计、成熟的管理规则、人人习惯遵守的操作流程。但是到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如何管理知识生产，现在遇到了麻烦。我借用网上报道的案例来探讨，举A、B、C三家公司的例子来看看对知识生产管理的效果。A公司早上8点上班打卡，迟到早退10分钟扣50块钱，统一着装，戴胸卡，公司每年组织一次旅游，如果你提4项合理化建议公司就考虑给你涨工资。B公司9点上班，不考勤，办公室可以自己布置；走廊上、墙壁上可以随便写，过几天找个工人油漆一遍继续画；公司饮料柜台也不收费，上班想去游泳也可以，公司有游泳池让你去游。C公司上不上班随便，穿什么衣服随便；可以带小孩、带狗上班；若不上班，和秘书讲一下，说度假去了也行；但不是没有任务，每个人都有任务。你们评价一下这三家公司谁经营管理得好？
按中国现行的常规管理方法评价，得分最高的应是A公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A公司是从事高科技知识创造、生产的中国XX电子有限公司，1997年成立，2005年7月因为管理不善破产。这样的管理叫管理不善？按工业经济模式不好理解。它是知识经济属性的高科技公司，但是它的经营管理不适应知识生产的规律，于是被淘汰了。那么，知识生产的规律是什么？与传统的工业生产差异在哪里？我粗浅地认为，工业经济形态下的企业员工管理，是以体力劳动者的劳动量为主建立的考核指标体系，员工在监管者视线下干活；知识创造和生产是靠人的智慧火花爆发，你站在旁边逼迫、使他心烦意乱不会有创新，管得越紧其实越不好。B公司是微软公司，现在微软在中关村大厦里面的布局大概就是这样，虽然没有游泳池，但是有乒乓球台之类的设施。它这样的管理主要是创造一个环境让你静下心来思考问题，让你有知识创造的机会。其效果是高水平成果不断涌现，如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五年左右，就成为国际上信息技术领域有影响力的企业研发机构。C公司是谷歌公司。实际上这种调动员工工作激情和创新积极性的公司在发达国家已经相当普遍了。这表明，适应知识创造和生产的新管理模式已经出现。我想申明的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成分非常薄弱，大多数企业的生产运营属于传统的工业经济。今天在北京大学探讨知识生产中的企业经营观念新模式没关系，因为你们还没创业。但我不是让企业家模仿这个管理模式，你模仿三天，公司就关门了。之所以不适应是因为这是人家多年形成的。
这件事情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造生产的过程就好像是自由活动的副产品，它不是靠自己整天埋头苦干或别人一天到晚施加压力，而是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在个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的地方，创新思维才能不断涌现。过去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中这种工作模式是非常普遍的，教授上完课以后时间可以自己安排，不用坐班。外国艺术家浪漫的故事就更多了。莫扎特在咖啡屋里喝咖啡，突然灵感一动，把餐巾纸一撕写出了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曲。过去认为搞文学创作的作家可以这样，从来没想过企业也可以这样干。今天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不是只有一个企业实施弹性工作制度，而是非常普遍。马克思曾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和任务，而是一种享受：上午去打猎，回来洗个澡，下午睡一觉，回到办公室灵感来了就开始创造。这里供大家参考，只是要大家理解，要适应这样的时代发展，知识的生产、创造过程一定要改变模式。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但似乎适合脑力劳动者的工作、生产方式的创新生态已提前到来了。
5．创新的独特性与社会共识成反比
创新的独特性与社会共识成反比，越是奇特的创新，社会越不理解，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达成共识，这是一个规律。我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爱因斯坦和卓别林来往，爱因斯坦有一次看卓别林的演出，卓别林演得太好，全场几千名观众不断地鼓掌，感动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到后台向卓别林祝贺，说你的表演太好了，所有的观众都被你征服了，你真伟大！因为几千名观众里面有科学家、文学家、资本家、工人、妇女、老头等，什么人都有，他们都能够为你鼓掌，说明你的感染力太强了！卓别林很幽默地回答说，你的伟大之处在于你的科学创造谁也不懂！实际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是没有多少人懂。这就是科学技术创新的魅力所在，也是创新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艺术是表现型的，而科学是有内涵的。因此我们理解到创新的独特性与社会的共识成反比，同时，这告诉我们当你有了创新，但人家说你什么都不是时，你千万别认为自己真的什么都不是，而要有自信心。他不理解你不见得是你不对，其实是他的悟性没到你这个程度。鼓舞创新人的自信心非常重要，但是我不是主张蛮干。有的时候顽固不化，碰得头破血流、倾家荡产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们当中或许有人会认为科学有点“玄虚”，成果不容易被社会认同；而技术创新成果走向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同样存在共识难的问题。我退下来十几年，不断遇到有创新思维的人找我说，他手上有很多专利产品，绝对世界一流，如果找个投资者他马上可以发财；我也碰到很多有钱的老板，特别是中国，现在暴发户也不少，他们现在也想冒冒风险干一把高科技，但是都没成功。我问他是因为什么？投资者说，专家对自己的创新成果说得头头是道，但真的可行吗？投资人希望专利拥有者能够卖几个出去看看，但是如果能卖出去也就不需要投资人了。今天的矛盾就在这里，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你们以后出去创新一定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这里以实例说明，产品创造过程中，创新的独特性与社会共识成反比，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普遍现象。一个创新的成果被市场认识有个过程，都有滞后性，这就是创新和社会共识之间的间隔，通称创新产品的市场沉默期。
表1-3列的是国际上较熟知的几种创新产品投入市场后，因用户不理解卖不出去而出现市场沉默期。例如：微波炉发明后，产品在市场上经过20年才销售火爆，35毫米胶卷相机等了40年才进入销售高峰期，但是现在又被数码相机取代了，这就是创新的市场竞争。我们一定要理解，所以你投资时一定要想好策略。
表1-3 几种创新产品的市场沉默期
6．创新人才重能力
各位同学一定关心，在这个创新的时代，将来毕业如何找实践才智的机会，凭什么让别人发现自己、重用自己？学历、经历、能力都是我们经常关心讨论的问题。我们讲一个相关的故事。
社会招聘人才重视什么？2003年在北京，生产巧克力的瑞士弗斯贝利公司招聘员工，出了一个题目“请你用一句最简洁的话，回答四位著名的人士在说什么”。
第一位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1954年4月2日，苏黎世工业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请爱因斯坦去演讲。其中说道：“我学习中等，按学校的标准，我算不上是个好学生，不过后来我发现，能够忘掉在学校学的东西，剩下的才是教育。”他表达的是什么？
第二位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1984年6月4日他回母校清华大学演讲说，经常有学生问：“你在班上是不是前两名？像你一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不是都是班上的前两名？”丁肇中回答说：“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还没有一位在学校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个。”
第三位是微软公司创始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盖茨在哈佛大学二年级时就退学了。因为他后来成了世界首富，所以学校很看重他，特别是他捐了不少款。1999年3月27日哈佛大学邀请他在募捐会上演讲。美国的记者很挑剔，问：“你在学校没毕业，你是否愿意继续回到哈佛大学拿个毕业证书？你现在学历太低别人看不起，是不是要证明你自己？”比尔·盖茨向这位记者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大家知道比尔·盖茨后来是美国工程院院士，哈佛大学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募捐会上他又说了一句话。他对他父亲说：“您总希望儿子有个好的学历，有资格炫耀自己，然而我使您很失望，我大学没有毕业。但是现在您应该满意了，因为今天在哈佛大学我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了我可以。”
第四位是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布什学习并不专心，但是当了总统以后学校就看上他了，认为这是学校的荣耀。2001年5月21日，耶鲁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美国记者就问：“你当年在学校学习不怎么样，现在当了总统有什么感想？”小布什也很厉害，他回答说：“对那些取得优异成绩的毕业生，我说‘干得好’，对那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我说‘你们可以去当总统’。”
就这四句话，要让学生回答。在北京，有400多个硕士、博士报名，交了400多份答卷，最后只有一个人被聘用，参加了公司的开幕典礼。他的答卷是：“在学校里有高分低分之分，但是校门外没有，校门外总是把校门里的一切打乱重整。”在社会上不再看你的学历，更为重要的是看你的能力，要靠自己的能力闯一条路，你迷恋学历的话可能要失业。
我们今天要正确对待高学历。有好的学历固然很好，但知识是不断更新的，并不完全靠学历，不要过分看重那些经历。很多人就业喜欢找大公司，虽然做得可能并不好，但是填简历看着好。其实用人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奥妙，工作经历只是参考，社会最看重的是你的能力。你有什么能力干什么事，这是公认的事情。能力从何而来？在今天这个学习的时代，更强调人才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一是要靠不断的创新实践积累；二是要靠不断的目标明确的培训，学习知识、技能来充实提高。有针对性、目标明确地接受培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相当于“充电”，然后投入到创新工作中不断释放；过一段时间，遇到新问题要求解时再去接受培训，充实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人们把在创新中学习，在学习中创新驱动发展的生态环境，称为学习型社会。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同各位交流、向各位求教。我不敢说自己说得都对，只是表达了我对创新全球化和企业发展的理解，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各位老师、同学是正在或将要为国家和世界做出贡献的栋梁精英，祝你们前程辉煌！
互动环节
武常岐： 感谢马俊如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深刻、有趣、生动。虽然提到的上述四位名人在大学里表现不太好，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到大学来了。大学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在这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社会更是一个大舞台，真正的考验在结束大学学习后的阶段。按照惯例，对于特别精彩的嘉宾演讲，三井创新论坛会安排演讲者与听众互动，今天我们就零距离地和马老师对话，下面提问开始。
问： 我来自外交学院英语系。推动中国的创新要解决两个问题：文化和教育的创新。中国要少一点功利主义，多一些理想主义。我想问一下马教授，您如何看待创新无种子化的问题？
马俊如： 我们探讨第一个问题，你刚刚讲的创新和文化的关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平常讲创新的动力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内生的，一个方面是外生的。内生的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素质；外生的就是环境，包括各种政治、社会环境。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内因是根本，本人的素质是很重要的。
我讲一个现代现实的问题。你们在学校里会有感受，今天社会上科技界比较浮躁，大家不安于创造，而是急功近利。虽然政府有责任纠正整个情况，就是你说的文化，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科学家不要随波逐流，应该有自己的主见、自我的认识、自我的修炼。随波逐流的人往往没有好的创新思维，有独特创新思维的人往往并不随波逐流。举个例子，中国的科学家陈景润，在社会环境最恶劣的情况下把哥德巴赫猜想弄清楚了。我讲这个极端的例子并不是倡导一定都要在他那种环境下，只是首先要讲主观方面的原因。第二讲文化，现在社会环境中有急功近利这个问题，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近50年来的环境影响，对知识的创造是不尊重的，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的事情，这是一个文化的环境问题。另一个是政府的急功近利，政府希望在短期内显示业绩，产生短期效应，这个影响是很厉害的。那么该如何纠正？我想应该在社会环境中创造这个氛围，人自身首先要愿意纠正，并且影响这个社会才行。
问： 您刚才说的智商、情商、冒险精神，与现在青年人的精神胜利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马俊如： 阿Q精神我觉得是一种心态的描述，我想这是少数人的心态。我们现在经常提的创新是自我修炼的东西，现在要讲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要有胆识和勇气做事情，相信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能够承担失败的风险；阿Q好像没有追求的目标，别人打了他一下他还认为是自己胜利了。这和有崇高的目标并以之为动力的追求是两回事，我们认为应该要有目标，科学家和企业家都是在有追求的情况下来实现目标的，和阿Q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问： 马教授，您讲到中国近几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园区发展非常快，是不是这里面也存在重复建设的情况？比如您讲到产值发展到4000倍，有七八十个，有些沿海的城区搞产业园区，省会城市在搞，有一些县也在搞，到底现在的现状如何？它们中有一些是不是也比较低端？或者就是打这样的噱头，并不是做真正创新的事？
马俊如： 不可否认，其中有一些盲动性，但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我个人认为重复建设的概念是计划经济时政府经常讲的概念，在市场里面没有这个概念。市场经济里面的竞争就是你做我也做，赢者为胜，你找到自己的步调就行了。所以平常讲市场概念，在竞争的过程里不讲重复建设，资源是抢过来的，别人做不等于你不能做，你有把握赢他就行。回过头来说，我想这也是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的表现引起的。他不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一些分析判断做事，而是脑袋发热，看到人家有了我也要有一个。我举个例子，在天津建了一个超级计算机中心，叫天河，得了世界第一，这肯定是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中央党校省部级班都到那里参观，那些人都是省委书记、省长，他们都是决策者。他们到那里看了以后不仅开眼界、受鼓舞、引以为傲，而且想我自己的那个地方是不是也来一个？天津建一个我为什么不能建？这也对。问题在于，他并没有想我为什么要建。回去建了超级计算机中心，建起来后应用目标不明确，成为消耗人力、物力的摆设。现在很多人就在反对这样的事情。因为官员有权、有钱就干，建起来到底有没有那么多人去也不管，他只认为这个了不起，如果下次第一到了我那儿，目的就达到了。他就是在显示政绩。
问： 马先生，我来自企业，非常赞同您刚才说的观点。创新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关于外生性创新我觉得就是国家现在提出的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但是关于每个人内生性的创新，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人。现在提在大学创新、研究院创新，我有一个观点是：人的创新最开始应该从幼儿园的孩子抓起。刚才举以色列那个案例我觉得挺好，以色列那些幼儿园的孩子一回家，家长经常问他你提了什么问题，而我们经常说学了什么知识，有的时候我们学的知识和思维模式限制了我们的创新。我的问题是我们的创新是否应该从娃娃开始抓起？我现在看到农村里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上不了幼儿园的；城市中幼儿园老师的素质，包括教育的体系我觉得都非常差，我想听一下您的观点。
马俊如： 您提创新思维、承担风险、自由探索的精神应该从小开始，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化创新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美国的时候，有几次在住处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我不认识的几个小孩拿着报纸在卖。他们有礼貌地问：“先生您要订报纸吗？”小孩大概只有六七岁，两三个小孩一起来的。后来我问朋友，他们说美国父母鼓励这些小孩子做服务，卖报纸赔了钱父母不但不责怪还给他补贴，告诉他你没有赚钱，我给你补了；超市里有很多初中生自己去打工，并且形成了这样的风气。并不是没钱的人这样做，有钱人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一种文化。我在康奈尔大学时，当时前任校长的儿子设计了一个马桶盖，父母大加赞扬，美国很多教授也说你儿子有独立思想，设计了一个马桶盖。在中国可能就会说你很没出息。在美国，这就是告诉你，每个环节都可能创造。他们有这种文化，让人有抗风险的能力。人一定要受点折磨才行，所以他们鼓励孩子做一点有风险的事。我们国家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很多教育家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研究探讨最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娃娃教育的问题。现在不是让他锻炼、经风险、闯世界，而是六个人带一个孩子，上学、放学都在门口像迎接首长一样地排队接送孩子，这怎么行？这是我们创新能力从小不能得到加强的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伤脑筋，但依然没有解决。
问： 马老师，您原来在外国专家局工作，您怎样看待现在中国的智力资源利用率的问题？还有长期的创新机制的建设，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换届经常会影响到常态化的东西，包括教育、创新。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保证这些不受政治变化因素的很大影响，从而保证长期创新的延续性？
马俊如： 先回答后面那个问题，经常换届的事情怎么办。如今我们进行体制改革，就是要改这个问题。不过现在还没想出解决的办法。我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大家都在呼吁国家改革，解决短期行为方面的问题，到现在仍然在不断地探索当中。今天晚上我这个答卷肯定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你前面讲智力应用。中国非常重视智力的开发应用，中国的父母望子成龙，特别是现在多是独生子女，从社会意识上重视获得知识，总是希望子女将来为社会发挥作用。问题在于我们有的没找到规律，把智慧引导到另外一个方面了，没做好这些事情。这受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里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很大。现在大学里自己办公司、搞产品生产的人中没有很多成功的，就算你做出一点业绩，但如果是专业的公司来做肯定比你强多了。大学就是搞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新产品开发应该由企业来搞，大学当好帮手就行了。在大学里搞产品创新，自办公司经营，不是学者的专长。有一位著名大学的校长前几年告诉我，学校召开办公会议时80%讨论的是校办企业怎么运营、劳资纠纷怎么解决。后来，教育部一再否认教育搞产业化，试图纠正这股歪风，但要试图消灭这个影响很困难，涉及各种利益。延伸到现在的毛病是什么？大学科研的很多目标是瞄准产业的，瞄准生产时如果是帮助企业做绝对是正确的，现在要自己领头去做就错了。因为是企业在前面闯市场，只有主力军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你在后面不知道酸甜苦辣。所以现在逐渐调整创新资源，技术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大学和科研院所配合。我们现在很多教授担心，这样做了以后怎么评价我的工作？人家说发表两篇论文有什么用？我没有东西怎么说明我的成果？明明知道在国外都是这么干，但回来就不敢这么干，包括海归在国外都是自己想干什么才干，因为那个环境告诉你只有这样的竞争才行，回来就是想继续钻研学问。但后来发现钻研学术的课题申请得不到资助和公正的评价，最后屈尊，一天到晚做产业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应当尊重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搞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学术研究，这一点很重要，要做好这件事情我还是认为自身的能力非常重要，要自己有判断，相信自己的创造。如果我们都能这样做就培养了一个好的氛围，那就是良好的创新生态。
问： 您刚才最后说四位名人都是对传统的颠覆，用传统的观点看他们都不是特别优秀的人，还有前面举到的几个例子都是创新非常有建树的国家或者地区。但是我发现它们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尊重方面也做得很不错，包括韩国、日本等。当然也有不好的，比如欧洲之前对于传统延续得不错，但这几年并没有表现得非常优秀。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在谈国学，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延续关系以及对传统的颠覆问题？
马俊如： 今天我先讲了颠覆性的东西，让大家知道在知识创新的时代追求的突破是什么，但并不是要否定传统。创新的文化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的，有些东西是要改变的，但有些是不能改变的，甚至被遗忘和否定的好传统还应该找回来。我们经常讲中国的儒家文化、汉文化与创新是矛盾的，实际上国际上实践了半个世纪的知识创新过程，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创新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举个例子，很多中国的古书在教学中不学了，而日本却规定要学习四书五经。二十年前，我请日本日立化成公司董事长横山亮次先生演讲，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引领世界高技术潮流里面发挥的作用，他讲了一个“和为贵”的观念。他说，传统的竞争都是你死我活的，实际上最后发现在创新中到处树敌是得不到支持的，因为你要整合全球的资源创新，要融入各种元素。对一个创新的企业家来说你的创新文化要讲究“和”，要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要学会与别的企业分享利益。他认为，这样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后，创新就成功了。
问： 马老师，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请问作为中小企业在融入全球经济化的浪潮中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朝什么方向考虑其发展？
马俊如： 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是中小企业。我想硅谷创新者创业的经验就是关于中小企业的，并不是大企业。但是，今天讲引领潮流的创新发展是关于跨国公司的，因为大企业实力强大。大企业是由小企业成长壮大形成的，所以小企业是基础。硅谷的模式在全世界被描绘成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伟大创举，它使我们找到了创新的道路，即培育小企业使其发展成大企业。今天要讲创新的灵活性、创新思维的活跃性绝对是重要的，我们国家花了那么多精力投入开发区的建设中，就是看到创新的基础是中小企业，全国有5万多家中小企业，中关村每年大约有几百家、上千家企业要消亡掉，再建立一两千家企业，这就是不断消亡、不断建立的过程，中小企业绝对是重要的主力军、奠基人。谢谢！
（演讲时间：201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