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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相关的研究文献，董事网络的相关研究近年方兴未艾，而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原因是：一方面，美国会计准则规定研发支出（除软件开发支出外）必须予以费用化，所以不存在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是在2007年实行新会计准则之后才存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问题，所以相关的研究文献还不够丰富。其次，我们分析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影响的逻辑，进而提出本文的假设。
（一）董事网络理论及其信息传递效应
从网络关系视角研究连锁董事行为起源于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较早的研究形成了资源依赖理论、共谋理论和金融控制理论（Eisenbeis and McCall, 1978）等。近几年，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董事网络关系研究开始兴起。比如，Battiston et al.（2003）构建模型研究了决策如何在公司间通过连锁董事形成的网络进行传播，他们发现董事网络传递的信息会影响董事之间的决策行为。Bizjak et al.（2009）研究了董事会联系在解释具有争议性的股票期权倒签实践中的扩散作用，发现如果董事成员以前在其他公司从事过类似的倒签行为，公司倒签股票期权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Kang and Tan（2008）认为股票期权授予的自愿性费用化可能由董事连锁导致的社会影响所驱动：如果公司的内部董事与其他进行过股票期权授予的自愿性费用化决策的公司连锁，或者与曾经投资过财务舞弊公司的机构投资公司的董事会连锁，那么公司更可能自愿费用化股票期权。Chiu et al.（2013）检验了盈余管理是否通过董事网络在公司间传递，发现如果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通过连锁董事相联，而相联公司在当年或前两年内发生过财务重述事件，那么这个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也更大。Cai et al.（2014）则检验并发现了季度盈余公告终止事件会通过连锁董事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传播。Stuart and Yim（2010）以公司董事曾经在进行过私募股权融资的公司中担任董事或者管理层作为是否具有私募股权融资背景连锁董事的代理指标，发现有私募股权融资背景的连锁董事所在的公司更容易成为私募股权投资的目标。Brown and Drake（2014）则发现与低税收公司的董事网络越发达，目标公司越可能拥有更低的有效税率。国外现有文献主要研究董事网络对于公司治理能力、政策改变以及公司业绩的影响等，有关信息传递视角的研究尚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特别是关于董事网络通过信息传递对公司会计和财务政策的影响，目前的文献还很少涉及。
国内关于连锁董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领域。比如，毛成林和任兵（2005）论述了企业的董事连锁网络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监督、网络寻租和注重集体忽视个体三个机制。卢昌崇和陈仕华（2009）认为连锁董事可以通过企业间的正式协调、非正式协调以及信息传递发挥组织功能。除此之外，国内公司财务和会计领域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董事网络关系的研究也日渐增多。比如，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从“结点”和“关系”两个维度界定了董事网络的边界，并阐述了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陈仕华和马超（2011）以266家在汶川地震之后进行过捐款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公司之间的高管联结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发现存在高管联结的公司在捐款行为方面表现出一致性。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2012）则研究了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差异对公司投资、高管薪酬的治理作用，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的独立董事，越能够提升公司投资效率，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连锁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的影响。关于近年来董事网络的详细文献参见陈运森等（2012）。
（二）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相关文献
国外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行国际会计准则的国家。对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从会计学研究来看，会自然先将其与盈余管理联系起来。比如，Mande et al.（2000）通过对日本企业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通过调节研发支出平滑利润的行为，且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密度正相关。Prencipe et al.（2008）以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家庭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他们发现，研发投入少、研发投入波动大以及为避免亏损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开发支出资本化政策。另外，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企业是否通过调节研发支出本身（并非通过其会计政策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例如，Dechow and Sloan（1991）发现管理层临近退休时，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支出；Bushee（1998）发现，如果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高，公司管理层不会用削减短期研发支出这种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动机的研究与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价值相关性乃至开发支出本身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研究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不完全是所谓的盈余管理行为。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开发支出资本化与资本市场反应的关系，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数据来看，资本市场对研发支出资本化有着正面的市场反应，至少短期如此（Aboody and Lev, 1998；Callimaci and Landry, 2004）。对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多是从一些企业整体业绩指标和特征指标来考察，涉及公司治理特征的经验研究还比较少见。比如，Aboody and Lev（1998）通过对163家软件企业10年来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软件企业对研发支出的资本化与股票收益正相关，且研发投入密度越高，越可能采取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政策。Cazavan-Jeny and Jeanjean（2006）对197家法国上市公司1993—2002年的研发支出进行研究后发现，研发支出资本化与股票价格和回报负相关，总资产报酬率越低、盈利波动越大的企业越可能采用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企业的规模越小、财务杠杆越高，越倾向于将开发支出资本化（Daley and Vigeland, 1983；Bushee, 1998；Prencipe et al., 2008；Cazavan-Jeny et al., 2010）。
国内研究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文献非常少，这是因为，我国从2007年才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研究数据累积不足。仅存的文献也是依据小样本做出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出发。比如，宗文龙等（2009）利用我国2007—2008年沪深两市开发支出资本化企业的样本，对企业开发支出资本化动因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财务杠杆越高，企业的资本化强度越高，企业还存在利用资本化政策实现扭亏的行为。许罡和朱卫东（2010）以我国2007—2008年披露研发费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越大，其研发支出采取资本化政策的概率越高；管理当局通过对研发支出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亏损和满足再融资的需要。谢德仁等（2014）发现管理层具有薪酬辩护等动机，并利用开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黄亮华和谢德仁（2014）发现拟IPO公司的现金流约束和业绩压力也会影响其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姜博等（2014）发现在高管股权变动的总体样本中，高管股票净减持的公司在持股变动的前一季度更倾向于选择将开发支出资本化。
（三）董事及其连锁现象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影响
首先，本文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分析连锁董事促进信息（政策、资源）传递（发挥董事会战略咨询的职能）的逻辑。董事会治理机制的产生源于最小化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所带来的代理成本问题（Fama, 1980；Fama and Jensen, 1983；Shleifer and Vishny, 1986）。分散的股权致使股东无法去监管经理人的活动，而且也产生了“搭便车”的问题（没有一个股东有足够大的动机去监督经理人，使其和股东的利益一致）（Grossman and Hart, 1980）。而董事会代表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内部进行监督控制以最小化代理成本、保护股东权益。学者们也着重研究了董事会的这一监督职能（Fama and Jensen, 1983），比如董事会在雇用和辞退经理层以及制定管理层薪酬时具有决定权，可以较好地监督管理层，以降低代理问题。但是，学者们也提出了关于董事会的另一个职能——建议咨询职能——的观点。Davis et al.（1997）认为经理人具有渴望成功的心理，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实现内心的满足感，因此经理层也会以实现股东利益为己任，和公司董事会其他成员通力合作，而且他们作为内部董事对公司的了解程度较高，实战经验丰富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也有益于董事会发挥战略咨询的职能（Brickley and Zimmerman, 2010）。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生存依赖于与其所必需的资源紧密相关的外部环境，组织将对重要资源的依赖程度降到最低，并试着去影响环境以便易于取得所需的资源。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嵌入资源的依赖关系之中，存在着资源约束，而且其外部环境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此时董事会被看作是企业重要的“边界管理者”（boundary spanners），董事们通过自己的分析积极参与企业的战略制定，使经理层能够及时地获得相关信息，帮助企业获取制定和实施战略所需的关键资源，董事会的战略咨询职能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Pfeffer, 1972）。而连锁董事则较好地体现了董事会的建议咨询职能，将不同的公司（群体）联结起来，在不同的公司中发挥重要的“节点”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公司之间“协同”机制的作用，并且为公司间带来专业的信息、实战经验和专业技能等重要资源；进一步来说，一般连锁董事在业界和专业领域的知名度相对较高，有着优质的声誉，能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信息和资源。总之，连锁董事有利于公司间有关战略（政策）信息的传递，降低战略（政策）制定的交易成本和环境的不确定性（Zahra and Pearce, 1989）。
其次，开发支出资本化究竟反映了什么（或者说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我们认为，开发支出资本化是一个关于公司价值判断的信号。一方面，开发支出资本化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我国的数据来看，资本市场对开发支出资本化都有着正面的市场反应，至少短期如此（Aboody and Lev, 1998；Callimaci and Landry, 2004；程小可、孙健和姚立杰，2010）。周兰和宋雁群（2011）从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市场反应角度验证开发支出资本化信息的有用性，发现市场充分吸收了开发支出资本化信息，开发支出资本化提高了股价与当期会计盈余的正相关程度，提高了信息的有用性，对于研发强度与资本化比例比较高的行业，证券市场能很好地吸收开发支出资本化对当期会计盈余信息的影响；王亮亮、王跃堂和杨志进（2012）发现，开发支出资本化与企业价值正相关，开发支出资本化提高了企业财务报表的价值相关性。另一方面，开发支出资本化也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降低了会计盈余信息的可靠性（Prencipe et al., 2008）。Dinh Thi et al.（2009）运用2001—2006年德国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只有在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股票的市场价格才对开发支出资本化做出反应。Cazavan-Jeny et al.（2010）基于法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开发支出资本化一般与未来业绩负相关或呈现中性影响，对同时费用化和资本化研发支出的企业，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与未来业绩有着更强的负相关关系，故他们认为，也许因为高管利用开发支出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或无法估计研发项目的盈利能力，所以高管无法利用开发支出资本化来传递关于未来业绩的真实信息。叶建芳与刘大禄（2008）以大族激光公司为例分析了开发支出规定的优点以及存在的缺陷，认为资本化的太多条件依赖于企业管理的主观判断，增大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正因为开发支出资本化是企业价值信号的体现，而且可能同时产生正反两个方向的经济后果，所以企业对开发支出是否资本化的会计处理也应该比较谨慎。此时，连锁董事曾经任职的公司是否存在开发支出资本化将会对其现在所在任的企业的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这些连锁董事具有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实战经验或财会专业的背景，更了解开发支出资本化在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后果，从而降低了开发支出会计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连锁董事有利于促进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趋同。
再次，独立董事是否有能力和机会去影响企业开发支出资本化的政策？从能力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企业在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上到底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自然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结果，最直接、最有影响力的非董事会和企业管理层莫属。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虽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在会计准则许可范围内）名义上由董事会享有，但方案是由企业管理层先提出来的，之后才由董事会进行决策，且企业管理层成员可能作为内部董事占董事会的多数席位，为此，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实质上控制在企业管理层手中。但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通过董事会及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实践中，独立董事参与企业治理和会计政策适当性评估的时间精力是很有限的，其必须依赖以独立董事为召集人构成的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及公司内部审计部门来提供信息等支持。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部门还负责监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而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研究支出和开发支出本身的正确划分、归集及会计处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以独立董事为召集人所构成的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通过对经理人薪酬合约的设计和其中业绩指标的设计也可影响企业管理层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隐性选择。另一方面，在会计政策选择的具体决策中，董事会和管理层除了考虑企业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比如，为了企业或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采取盈余管理行为，根据实际需要对开发支出进行资本化或费用化）外，还要照顾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控股股东、机构投资者、审计师、债权人、监管部门等）的诉求。尤其在新会计准则实行后的首次开发支出资本化决策中，同行业、竞争对手或同地域同性质
的其他上市公司都是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决策的参考对象。董事会和管理层客观上有参考其他公司选择结果的信息需求，而企业的内部董事和管理层同在一个公司，其信息集是共有的，唯一的外部信息输入就是独立董事和其所在的董事网络。独立董事由于可能在不同的公司兼任，拥有其他公司相关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
从机会的角度来看，开发支出资本化这种隐性会计选择既可以传递公司未来前景的私有信息，也可以被管理层用来进行盈余管理，企业和管理层应该比较看重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但是由于开发支出隐性选择政策的专业性，更可能基于独立董事网络而非大众投资者网络进行传播。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会披露出企业管理层的私有信息，如开发支出资本化反映开发支出是成功的这一“好消息”，而开发支出费用化则反映开发支出很可能失败的“坏消息”；而且由于新准则规定对于上期及此前资本化的开发支出在当期相关新产品或新技术开发失败后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无须进行追溯调整，这就可以被企业管理层用来操纵乃至扭曲私有信息的披露。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给了企业和管理层很大的主观性空间，管理层需要独立董事网络传递这种重要的专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和经济后果。具体来说，如果某公司在t年实行了资本化政策（不管是该公司董事提出的建议还是仅是参与决策），则该公司的董事获取了这一会计政策选择的信息，而且将更可能已经知晓其资本化的政策执行背景、执行要素、注意事项以及诸多经济后果（私有信息披露、盈余管理）信息，那么董事更有可能把这一信息传递到同时或者后续任职的公司中，从而更可能向其管理层建议使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会计选择方法。相关的一些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的信息和关于企业决策的知识除了自身的积累外，还通过董事网络进行传播。如果一家公司以前采用了某一商业实践，那么与其有董事联结的公司随后也会采用同一实践，像“毒丸”计划和“金降落伞”计划（Davis and Greve, 1997）、政治选择贡献（Mizruchi, 1996）、并购类型（Haunschild, 1993）、事业部组织形式（Palmer et al., 1993）和并购支付溢价（Haunschild, 1993）等，都是通过连锁董事关系进行传播的。所以可以合理地推测，独立董事及其所在的董事网络在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隐性选择中可以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
最后，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发现，有关国外董事的社会网络关系文献并不区分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其原因可能是在美国等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董事制度经过不断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独立董事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从我国的董事会制度变迁中可以看出，独立董事一开始就是被作为公司治理的装饰品而引入的（谢德仁，2004）。李维安等（2010）在综述国外的研究中提到，在外部董事比例较高的董事会中，管理者的绩效会更高，这主要得益于董事们之间有更多的信息共享。我们考察中国董事网络时发现，在连锁董事中，中国独立董事的比例较高，2010年连锁董事中的独立董事比例超过了70%，从而独立董事作为董事网络中“桥”的作用突出，占据了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在获取和发挥异质性资源作用中起了主导作用。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3以上为独立董事。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般不少于两名，无疑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其话语权越强，独立董事的意见越能够被董事会接纳。具体到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决策，如果有多名董事在其他选择过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任过职，那么他们经由董事网络传递的其他公司的信息更能够得到董事会的重视，其他公司先行采取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示范效应也会更加明显。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Larcker et al.（2013）基于董事的兼任关系定义了董事网络，包括直接联结关系，即连锁董事，和间接联结关系，即基于连锁董事的联结而使不同公司董事之间联结的路径变短，进而有利于董事网络之间信息和知识的沟通及传递。对于那些不存在连锁董事（直接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若所聘任的独立董事在整个董事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那么可以通过更短的路径来接触到基于非公共信息的会计政策（如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信息，这种信息的获取也更准确和精确，从而能提高独立董事所任职公司也选择此类会计政策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三个一脉相承的研究假设：
假设1 对于首次采取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隐性选择的公司，若其独立董事同时在其他选择过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任过职（独立董事或内部董事），则该公司在当年有更大的可能性也选择同样的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
假设2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其他选择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兼任董事（内部董事或独立董事）的频次（人数或次数）越多，假设1所定义的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效应越明显。
假设3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程度越高，该公司越有可能选择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