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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方面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由于董事的具体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不可见，以往那种通过观察外在的董事群体特征（比如独立董事的比例，其独立性、专业性等）进行研究的方法，很容易忽略掉独立董事作为独立个体的差异性。近年来，国外研究对把董事的特征指标过于同质化和绝对化而忽略董事个体差异的指责日益增加（Chen et al., 2010；Masulis and Mobbs, 2011）。为了突破这种困境，逐渐有学者从社会网络和信息传递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如Adams and Ferreira（2007）和Duchin et al.（2010）等试图从信息获取能力差别视角来区分董事的决策效果。已有研究发现，董事的信息可以通过其与高管的社会联系（Cao et al., 2014）以及外部兼任董事（Masulis and Mobbs, 2011）等渠道来传播，从而突出了董事的各种网络关系对董事个体信息获取进而对公司决策的影响。与企业管理、战略、市场营销和经济社会学等学科逐渐引入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不同，公司财务领域对社会网络，尤其是董事网络的关注则刚刚起步（Larcker et al., 2013；Brown and Drake, 2014）。国内从会计政策视角深入探讨董事网络与政策选择的文献尚少，本文则试图从董事连锁网络的视角来分析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进而导致政策趋同行为的影响。
2007年实行新会计准则后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开发支出的资本化会计处理，这是在充分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基础上调整的，由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专业性不属于公共信息，所以用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来检验董事连锁网络与会计政策选择是非常合适且又符合中国制度背景的。
新准则在无形资产准则部分将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并开始允许企业将满足五个条件的开发支出予以资本化
，而此前的会计准则要求将全部开发支出都予以费用化。表面上看，无形资产准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五个条件并非一目了然到可以简单地做出正确选择，而是非常依赖企业管理层的私有信息和职业判断。相对于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会计政策可以在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之间自由选择的会计政策显性选择，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隐性选择（implicit choice）的特征（谢德仁和刘永涛，2013）。我们的研究就是想探讨连锁董事对会计政策的这种类似的隐性选择会有怎样的影响。
具体地，结合开发支出的资本化会计处理是2007年实行新会计准则后的一个突出变化，本文则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企业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数据，同时结合董事连锁本身和个体董事居于董事网络的中心位置程度两个视角，来考察独立董事之间的连锁网络关系是否会产生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学习效应。实证结果发现，如果当年执行过开发支出资本化的上市公司聘任的独立董事在其他上市公司兼任内部董事或独立董事，那么目标公司将会有更大的概率也选择同样的会计政策；独立董事在其他选择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的公司兼任董事的频次越大，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效应越明显；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越大，公司越可能执行开发支出资本化会计政策。进一步研究发现，如果独立董事是审计委员会主任或具有会计背景，那么这些连锁董事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选择的传递效应更明显。
本文可能的创新如下：首先，连锁董事及其所组成的董事网络与各类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成为近几年国际和国内会计、财务领域的热点之一，但现有研究大都基于董事连锁网络与高管薪酬（Bizjak et al., 2009；Andres and Lehmann, 2010；陈运森和谢德仁，2012）、投资活动（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信息披露（陈运森，2012）、避税活动（Brown and Drake, 2014）、公司业绩（Larcker et al., 2013）等公司治理及其后果，较少有研究从信息传递视角探讨连锁董事对公司政策特别是会计政策趋同行为的影响。而对于董事连锁网络的现有研究，要不就以直接的连锁董事本身作为网络传递渠道，要不就计算董事的整体网络中心程度，这两种方法都未同时考虑网络的直观性和整体性。本文的结论在视角和方法两方面拓展了董事连锁网络与公司财务的交叉文献。其次，Chiu et al.（2013）发现财务重述政策会通过连锁董事进行传播，但与美国会计准则相异，2007年中国新会计准则对开发支出会计政策的规定使得其能成为很好的检验连锁董事和公司政策趋同行为的“试验田”，选择并非多数董事都熟知的非公共信息——开发支出资本化隐性会计政策选择——作为研究场景，能更精确地检验会计政策是通过董事连锁网络传播的而非其他。所以，本文的结论为相关文献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文献，同时也拓展了现有信息传递效应的研究。再次，由于我国是在2007年之后才存在开发支出资本化的问题，所以相关的研究文献还不够丰富，结论也为开发支出资本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些证据，有效拓展了开发支出资本化文献。最后，本文的结论对具体实践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某个公司如果想引入某项属于非公共信息的会计政策，则聘任已执行该政策行为的公司的独立董事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同时由于正面和负面的会计政策都可能会通过连锁董事的信息媒介进行传递，这给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制定也提供了部分启示。
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实证分析在本文的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