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苏维埃新文学的战争题材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俄国十月革命。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组织武装叛乱，并勾结英、美、日、德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妄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建立了红军，同叛乱的沙皇军队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了两年的武装斗争，终于消灭了叛乱，赶走了外国武装干涉者，胜利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这场战争苏联历史称之为“国内战争”（1918—1920）。

年轻的工农红军为保卫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同沙皇残余势力和外国干涉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军队的英勇奋战，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激发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写出了许多反映国内战争的文学作品。符·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和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都是较早出现的作品，作家满腔热情地赞颂红色游击队员和红军战士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勇猛的战斗精神，但是作家的目光似乎只看到这个英雄的群体，只在表现群体大众的行动和意识，而没有着意去刻画这个群体中的典型人物，所以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只有姓名而没有性格的，有的连姓名也没有。

描写国内战争的作品在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功的是后来出现的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又译《夏伯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和巴别尔的《骑兵军》。

富尔曼诺夫出身于农民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之后，曾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工作，国内战争爆发后，被派往著名的恰巴耶夫师担任政委。恰巴耶夫是个哥萨克，是个农民出身的草莽英雄，他朴实真挚，胆略过人，对革命忠心耿耿。他的部队英勇善战，在乌拉尔草原上同白军作战，所向披靡，敌人闻风丧胆，但是这是一支由农民游击队组成的部队，组织纪律性很差，游击习气严重，往往打跑了白军之后，也去抢掠老百姓。富尔曼诺夫根据自己在恰巴耶夫师作政委的经历和亲身的体验所写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就是描述这支人民的军队，如何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变成了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严格纪律的红军部队。小说基本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小说中的政委就是作家本人，小说的情节并不囿于表述恰巴耶夫的战斗事迹，而是围绕塑造恰巴耶夫的独特性格展开，真实地展现出恰巴耶夫从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成长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红军将领的过程，突出表现恰巴耶夫这个植根于人民群众的英雄人物，写得既真实又富有传奇色彩。

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出现稍晚，于1924年面世。同富尔曼诺夫相比，绥拉菲莫维奇应该算是老作家了。绥拉菲莫维奇出身于顿河哥萨克军人家庭，后来父亲去世，家境变得贫困，他那时刚上四年级，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做家庭教师，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中学毕业后，靠着哥萨克部队对军人家属的抚恤金，他考入彼得堡大学。当时彼得堡大学的革命气氛很浓厚，大学生中有很多革命团体。绥拉菲莫维奇参加了一个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小组。在这里他认识了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乌里扬诺夫组织了一次刺杀沙皇的行动，不幸失败。乌里扬诺夫被处绞刑，绥拉菲莫维奇曾为乌里扬诺夫起草了这次谋刺行动的宣言书因而被捕，判处流放。在流放期间，绥拉菲莫维奇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1889年他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冰块上》。

1890年，绥拉菲莫维奇刑满释放，回到故乡，随后又迁往莫斯科。在这里他参加了一个名叫“星期三”的文学团体，这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有安德列耶夫、布宁、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等当时俄罗斯文坛上的知名作家，高尔基有时也来参加一些活动。1905年俄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革命，绥拉菲莫维奇坚定地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写了许多表现革命工人英勇斗争的文学作品。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国内战争爆发后，他曾作为《真理报》记者到各条战线采访，写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通讯报道。正因为有了在国内战争中的这段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长壮大的过程，他才萌发了要把这段史诗般的历程用小说的形式记载下来的想法，于是他创作了《铁流》。

《铁流》写的是一支散漫的、如同乌合之众的农民暴动队伍，怎样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一段艰苦卓绝的战斗行军，锻炼、成长为一支坚强的、钢铁般的革命军队的故事。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的创作经过》一文曾详细地叙述了这部作品形成的过程。他说，在莫斯科，他有一个乌克兰朋友，名叫索吉尔柯，有一天，他在索吉尔柯家串门，巧遇索吉尔柯的三个朋友来访，听他们讲了达曼军在黑海沿岸行军的故事，绥拉菲莫维奇在文章中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决定：写这个由于殷实的富农阶层掀起的反对十月革命暴乱而被迫从库班撤退的庞大贫民群。”“撤退的群众在行军途中受尽了痛苦和磨难；这次行军成了他们的一所了不起的大学，所以在他们将要走完征途的时候，面貌完全改变了：这些赤身、光脚、饥饿、疲惫的农民竟然组成了一支可怕的力量，它扫荡了征途上的一切障碍，胜利地到达了终点。当这群农民饱经痛苦折磨，经过了血和泪的洗礼，从绝望里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时他们方才感到：是的，唯一的救星就是苏维埃政权。”他们“经过惊心动魄的行军，骇人听闻的战斗，血和泪的洗礼，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换来了新生，得到了革命的改造，最后在征途走完之时，终于成了工人阶级助手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农民。”这就是铁流，一股打不垮、挡不住、无坚不摧的钢铁般的洪流。

从小说的艺术而言，《铁流》也有其独具的特色。作家将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放置在高加索美丽的山川之间，美丽的自然环境同人间的苦难恰成鲜明的对照，而最后这支革命队伍的成长、胜利和革命人民那种精神的魅力，又和高加索大自然的美丽交相辉映，形成一种史诗般的艺术气氛。小说以雄浑、澎湃的气势刻画这支部队的集体形象，画龙点睛地勾勒出指挥员郭如鹤等人物的形象。这部小说不仅反映了革命战争的艰苦残酷，而且揭示了革命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但是小说作者也和《攻克达伊尔》的作者一样，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思想，把艺术表现的中心放置在达曼军集体形象的刻画上，而忽略了塑造中心人物的典型性格，因此领导达曼军走出困境，取得胜利的郭如鹤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有突出特征的轮廓，而缺乏深刻的、内在的心理刻画和精神面貌的展现。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铁流》还有另一番意义，中国读者不是把它当一般的文艺小说来阅读的，它是“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林祖涵致曹靖华信）。著名作家孙犁在一篇文章中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要算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铁流》以一种革命行动的风暴，鼓励着中国青年。《毁灭》则更多教给中国青年以革命的实际……”因此，瞿秋白就《铁流》的出版给鲁迅写信说：“《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

相对于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法捷耶夫是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苏联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他出身于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和后来的继父都是医生。他们都是1905年俄国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革命失败之后，他们全家迁往远东城市海参崴。可以说法捷耶夫是在远东地区长大的。他当时住在姨母的家里，姨母家他的两个表兄都是远东地区的革命领导者，后来都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献出了生命。法捷耶夫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里，思想上自然受到很深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法捷耶夫就学的是一所商业学校，那时他刚刚十一岁。他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组织进步的学生社团，从事秘密活动。十月革命胜利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日本、美国、英国的海军占领了海参崴，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状态。1918年，法捷耶夫刚十七岁，尚在商业学校读书，便毅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他参加了远东游击队，同帝国主义干涉者进行武装斗争。法捷耶夫在战斗中屡建战功，也多次负伤。1920年，十九岁的法捷耶夫被任命为旅政治委员。1921年，他作为远东地区的代表，出席了苏联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喀琅施塔得发生反革命叛乱，全体代表都拿起武器参加镇压叛乱的战斗。法捷耶夫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在医院休养了五个多月。伤愈后，党组织遵照他的志愿，派他到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年，由于工作需要，法捷耶夫中断学业，到俄罗斯南部地区去做党的工作。法捷耶夫爱好文学，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毁灭》是他在二十年代写得最成功的作品。

《毁灭》写的是国内战争时期，远东一支小小的游击队被日本帝国主义干涉军和沙俄白军围追堵截，情况很严峻。游击队在共产党员莱奋生的领导下，经过严酷斗争，殊死战斗，突破了敌人的包围，转移到新的地区。在战斗中，游击队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一百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十九个人。表面看来，这支游击队似乎是“毁灭”了，但是这剩下的十九个人，经过了这场严酷的考验和锻炼，却变得更加坚强，突出重围之后，他们斗志昂扬地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这十九个游击队员，就像十九颗革命的种子，会在人民群众中发展壮大，所以这表面的“毁灭”却蕴含着新的成长和胜利。

《毁灭》写的是一支游击队在战斗中遭受重创的经历，但是作家的着眼点并不是战场上的炮火硝烟和敌我的拼死搏杀，而是这支队伍中各阶层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因此小说中的人物都写得个性鲜明，各具特色。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游击队长莱奋生，从他身上可以体现出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作用。他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怀着对人民群众的重大历史使命感，投身革命事业。作者刻画这个人物，并没有赋予他魁梧的身材和英俊的外貌，而是把他写成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人。他的领导威望、吸引群众的魅力，完全在于他的精神境界和深入群众、善于进行群众工作的品质。小小的游击队却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的，他都能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进行工作，提高队员的觉悟，引导他们为革命而战斗。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能挺身而出，像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一样，带领群众，战胜艰难险阻，化险为夷，成功地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莫罗兹卡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出身于矿工家庭，他自己也是一个矿工，从十二岁就下井干活。因为参加罢工，曾被捕入狱，尽管受尽折磨，但是他始终没有暴露罢工领导者的名字。矿工的生活培育了他的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也沾染上许多不良习气。他偷西瓜违反群众纪律的情节是小说写得生动的篇章之一。游击队长莱奋生召开群众大会处分他，使他受到深刻教育，从而提高了自觉遵守纪律的觉悟。在游击队撤退的危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向游击队报警，挽救了队伍而牺牲了个人。

《毁灭》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也是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是作者在刻画人物时，继承托尔斯泰的文学传统，运用“心灵辩证法”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过程。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人物的心理变化是和革命的形势紧密相连的，人物的思想经历着革命烈火的锻炼，思想认识和感情都在提高和净化，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人物性格成长和完善的过程。革命战争这一外界环境成为锤炼人物形象的熔炉。军旅生活的这样一种艺术表现方法是继承了俄国文学中托尔斯泰的传统的，也为后来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的军事题材创作树立了榜样。

《毁灭》同《铁流》一样，对中国读者来说，也是别有一番深情的。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将这部作品译成中文，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了。鲁迅曾在《毁灭》的《译者附记》中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把《毁灭》列为革命文学的典范，他说：“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和法捷耶夫的《毁灭》都是从宏观的革命斗争的角度来展现军旅生活和主题的，那么巴别尔的《骑兵军》则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军队生活的。

巴别尔出身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中学时代就读于一所商业学校，毕业后，又考取了基辅的商业财经学院。但是他并没有子承父业，成为一个犹太商人，而是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十月革命后，他曾参加红军，在布琼尼第一骑兵军服役。这段生活经历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写了许多反映国内战争时期布琼尼第一骑兵军战斗生活的短篇小说，后来这些小说结集出版，题名就叫《骑兵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布琼尼率领的第一骑兵军是一支享有盛名的部队，但是巴别尔在描写这支英雄部队时，却不是去表现它的英勇善战和攻无不克的辉煌战绩，而是着重描写部队的日常生活和骑兵战士的细小故事。有一篇题名叫《盐》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在一个铁路小站上，投机倒把的盐贩子和红军部队争抢列车的故事。战士们已经把带着大包小包食盐的盐贩子们赶下了车厢，正准备开车出发的时候，走来一个抱孩子的妇女，恳求战士们让她上车。好心的战士可怜这个抱小孩的女人，就让她上了车，还好心地帮她抱着小孩。孩子大概还未出襁褓，所以包得严严的，可是令这个战士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小孩也不哭闹，也不撒尿，而且孩子的母亲也不给他喂奶。战士打开襁褓一看，原来是一包盐。这个女人原来是个投机倒把的盐贩子，气愤的战士把这个女人推出车厢，还朝她的背上开了一枪。

巴别尔不是把艺术的表现中心放在战士的前线拼搏，所谓英雄的“闪光时刻”，而是在战争的“日常生活”中，表现战士的性格和品质，这种写法，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是非常独特的，别具一格的，但是在七十年代，这种写法却成了表现反法西斯卫国战争题材的时尚写法，是新一代苏联作家继承了前辈的艺术传统，还是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使然，值得人们探讨、深思。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国内战争为背景，以史诗的宏伟规模和大河奔流的气势来描述个人对时代的感受的优秀作品，当属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阿·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是位伯爵，母亲原姓屠格涅娃，是个儿童作家。由于同丈夫性情不合，怀着未诞生的小托尔斯泰便改嫁了。继父巴斯特罗姆是个自由主义的小地主，无神论者。阿·托尔斯泰便是在伏尔加河畔小地主的庄园里，在母亲的文学熏陶下长大的。大学时代，阿·托尔斯泰考取了彼得堡工业学院机械系，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机械工程师，而是未等毕业就离开了学业，投身于文学创作了。一开始他写诗，后来又改写小说，在十月革命前他已经是俄国文坛上的知名作家了。十月革命后，他像许多俄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由于对十月革命不理解而流亡国外。在国外的几年流亡生活中，对祖国的怀念、寄人篱下的悲凉，尤其是红军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使阿·托尔斯泰对苏维埃政权有了新的认识。1922年，高尔基到意大利去休养，路过柏林，曾同阿·托尔斯泰亲切会见。显然同高尔基的会见对阿·托尔斯泰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阿·托尔斯泰于1923年回归祖国。回国之后，他以自己这段亲身经历的感受，创作了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三部曲是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1922年苏联国内战争的背景上展开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两姊妹》的情节开始的时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作者描写那时俄国京都彼得堡的情况是：

……那年月，人们感觉到的不是爱，而是欲望，他们那败坏的胃口所追求的只是一种可以烧毁肝肠的辛辣的东西。姑娘们遮饰了她们的天真，太太们隐藏了她们的忠实。……人们宁可想出伤风败俗的恶事，可就是不愿意被别人当作讨厌的俗物。这便是1914年的彼得堡。

作家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到来之际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哲学和艺术中的悲观主义、道德腐化、人格堕落等等。小说的主人公卡嘉和达莎两姊妹、工程师捷列金和贵族军官罗欣大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追求着理想的生活和美满的幸福。

卡嘉的丈夫是个律师，在彼得堡过着豪华的生活。妹妹达莎在彼得堡上大学，住在姐姐家里。捷列金是个工程师，为人宽厚坦诚，达莎同他真诚相爱。捷列金由于同情罢工的工人而被工厂开除，被迫离开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捷列金应征入伍，在前线俄军一败涂地，捷列金被俘，九死一生逃回莫斯科，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动荡不定的日子里同达莎结了婚。卡嘉的丈夫在前线鼓吹战争，被反战的士兵打死。罗欣一直在爱着卡嘉。在卡嘉失去丈夫悲苦的日子里，得到了罗欣爱情的慰藉。面对着时代的疾风骤雨，“在这神殿崩溃的尘土飞扬和轰隆声中”，唯有爱情是他们生活的支柱和寄托。正如罗欣安慰卡嘉说的一番话：

岁月会消失，战争会结束，革命会沉寂下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亘古长存的——那便是你那柔和的、温顺的亲爱的心……

但是，他们这只柔弱的爱情小舟经不住时代的狂风巨浪，这一叶小舟在社会激荡的疾风骤雨中被打得七零八落了。三部曲的第二部《一九一八年》写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勾结沙皇余孽粗暴地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从而爆发了一场苏维埃政权捍卫革命成果的战争，即苏联历史上所谓的“国内战争”。小说的几个主人公在国内战争的严酷的环境中的经历和命运，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沙皇的残余势力的武装叛乱，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从四面八方对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干涉，使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在这社会变革的急剧动荡中，小说的四个主人公各自的人生轨迹都经历了一个“苦难的历程”。他们被冲进人民革命斗争的汪洋大海，四处漂泊，各自东西。捷列金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一带作战。他受命到萨马拉去侦察敌情，住在达莎家里。达莎本来留在彼得堡，但是她被一帮阴谋分子利用，去打探列宁的行踪。她在工厂里听了列宁对工人的演说，很受感动。她发现她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不怀好意的阴谋分子，便离开彼得堡，回到家乡萨马拉。萨马拉成立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政府，达莎的父亲当了这个反动政府的卫生部次长。捷列金来到萨马拉，被达莎的父亲逮捕，达莎机智地救出了自己的丈夫，把她父亲痛骂一顿。她的父亲要绞死她，她不得不离家出逃。

罗欣，作为贵族军官，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俄罗斯。他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视作俄罗斯的毁灭，一再声言要报仇，要惩治布尔什维克。卡嘉不同意他的看法，两人发生争吵，罗欣离卡嘉而去，参加了白卫军。他看到沙皇余孽、白卫军到处残暴地屠杀人民，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干涉者，卑鄙地背叛祖国，引起他痛苦的思索：“为了什么样的真理，才必须屠杀俄罗斯农民呢？”他开始认识到卡嘉是对的，白卫军既不能代表俄罗斯的过去，更不能代表俄罗斯的未来，便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借机离开了白卫军，去寻找失散的卡嘉。

卡嘉离开罗欣之后，仿佛飓风中的飞鸟，在俄罗斯四处飘荡，最后流落到无政府主义分子马赫诺匪帮所控制的地区，在农村里，一户好心的农民收留了她。她看到农村的孩子都没有文化，便当起了这些孩子的老师，教他们读书认字。

三部曲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卷首有一段题词，写的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在战乱、社会动荡的磨难中，小说的四位主人公经历了种种折磨，思想和心灵就如同经过“清水”“血水”和“碱水”的浸泡，都得到了净化和成熟，找到了一条通向人民、把自己和祖国、人民融合在一起的道路。

第三部《阴暗的早晨》描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人民的支持，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动派，把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者们赶出国外，取得了保卫、巩固新生政权的伟大胜利。小说的四位主要人物各自经过了一番考验和锻炼，以新的思想和精神面貌重新相会了。达莎在草原上流荡，来到了察里津附近的红军占领区，开始被误认为是白军的奸细，后来解除了误会，在红军战地医院当了护士。捷列金在察里津保卫战中受了重伤，被送到一家战地医院，醒来发现坐在身边的护士是自己的妻子达莎，夫妻相会，而且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罗欣逃离白卫军之后，到马赫诺匪帮占领的地区寻找卡嘉，被马赫诺匪帮俘获。后来罗欣几经转折，在一位红军政委的帮助下，重新认识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参加了红军，同白卫军作战，而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捷列金重逢了，两人解除了过去的分歧和误会，重新和好，并肩战斗。

卡嘉离开马赫诺匪帮占领的地区，又回到饥饿的莫斯科，她仍旧住在阿尔巴特街她的那栋老房子里，继续从事教师工作。罗欣几经转折，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妻子卡嘉。小说的结尾，四位主人公捷列金和达莎、罗欣和卡嘉，在莫斯科团聚了。他们一块坐在莫斯科大剧院里倾听列宁的关于“俄罗斯电气化”的报告，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罗欣对卡嘉说：

你是不是体会到——我们所有的努力，流掉的血，所有那些没人知道、闷声不响的苦难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为了大家的幸福，我们将改造这个世界。……这不是空想——他们可以给你看子弹的创伤和发青的伤瘢。……而且这就发生在我的祖国，发生在俄罗斯。

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以及四年的国内战争为背景，展现了不同经历和出身的四个知识分子改变立场和思想感情，和人民大众融合在一起的“苦难的历程”。这个过程正是在战争和社会动乱的严酷环境中进行的，真正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脱胎换骨，净化灵魂，所以作者不是以写行动和军人生活为目的，而是借助这样一个历史环境，抒发主人公们对于这个社会转折时代的感受，表现这样一个变革时代在主人公的思想和心理上产生的影响和引起的变化。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和早期的苏维埃文学中，都有许多书写战争题材和表现人和战争的关系、战争对人的命运的影响的成功作品。从普希金、果戈理到托尔斯泰，从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到阿·托尔斯泰、萧洛霍夫，他们涉及战争题材的成功作品，已经成为俄罗斯苏联文学处理军事题材的一种传统，对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oNsFYA84SffsO10PUeexdMNy39YlpJm/oO3BabkLBD8wC8k1Kkc46TzjxcisNY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