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罗斯文学中战争题材的传统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不乏描述军旅生活和战争场面的成功作品。从《伊戈尔远征记》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形成了通过军旅生活和战争场面表现社会历史风貌和人物性格、人性情怀的艺术传统。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主要不是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但是他也通过军旅生活的描写，表现出老军人米朗诺夫和青年贵族军官格里涅夫作为军人的“气节”和人物的性格特点。小说通过一个贵族青年从军的经历，以简练的笔触描绘出十八世纪俄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画面。小说的中心人物，农民起义的领袖普加乔夫，在作品中并没有占很多的篇幅，只是通过贵族青年格里涅夫同他的几次相遇的细节刻画，他的音容笑貌，机警智慧而又豪爽大方的性格便跃然纸上，给人留下一个有胆有识的、叱咤风云的草莽英雄的印象。普希金的这种写法对俄罗斯的小说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果戈理一生的创作塑造了俄罗斯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很少触及军旅人物和战争场景，但是他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却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描写哥萨克军旅战斗生活的作品。这是一部描写乌克兰民族英雄反对波兰贵族压迫的历史小说。塔拉斯·布尔巴是个骁勇的哥萨克，是率领查波罗什哥萨克联队到处征战的联队长之一。他有两个儿子，也都在哥萨克联队中服役。正当哥萨克们渴望通过实战提高军事素质的时候，传来了波兰人入侵的消息。那时候宗教斗争很激烈，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教派之间的斗争，往往引起流血的战争。查波罗什哥萨克听到波兰人入侵的消息，立即整队出发，向波兰人展开了进攻。哥萨克的大队人马，英勇无比，所向无敌，对波兰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小说中描写：

提起查波罗什人到处留下的未完全开化的年代里才会有的暴行的可怕痕迹，至今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遭毒打的婴儿，被割去双乳的妇女，膝盖以下被剥去了皮之后再放掉的男子——总之，哥萨克们加倍地清算了旧债。

塔拉斯的两个儿子奥斯达普和安德烈也都参加了战斗，并在战斗中夺得了许多马具、贵重的马刀和步枪。实战的锻炼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奥斯达普好像生来就有“指挥作战的高深知识”，他的行动“现在开始显露出一种受过考验的坚信精神”。安德烈则完全沉浸在枪弹和刀剑的交锋中了。在战场上，他头脑发热，勇往直前，手起刀落，只见人头落地而听不见被杀者的悲鸣。老塔拉斯看着小儿子在战场上的表现，感到他虽不失为一个勇敢的战士，但却不免为他担心。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老父亲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哥萨克节节胜利，波兰人退守城堡。哥萨克四面围困，城里人断粮绝炊，围困者则饮酒作乐。天长日久，军纪松懈。安德烈为美色所惑，中了波兰人的美人计，为女色而背信弃义，跑进城里做了波兰总督的女婿。他对总督小姐说：“谁说我的祖国是乌克兰？谁把它给我作祖国的？所谓祖国，是我们灵魂所渴望的东西，是我们觉得比一切都可爱的东西。我的祖国就是你！”在波兰小姐的热吻中，一个哥萨克毁灭了。“乌克兰再也看不见自己那个保家卫国的最勇敢的儿子了。”

当哥萨克们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波兰的援军到了。哥萨克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团长把大家召集起来，决定战斗，复仇。塔拉斯发现安德烈不见了，经调查，知道小儿子投降了波兰人，当了波兰总督的乘龙快婿。塔拉斯勃然大怒，决定亲自惩罚叛徒。他率一队人马，把安德烈引到一个树林里。安德烈在树林里突然看见父亲站在自己的面前，“他像小孩一般恭顺地从马上滚下来，半死不活地站在塔拉斯面前”。塔拉斯从肩上取下枪来，喝道：“我生了你，我也要打死你！”塔拉斯大义灭亲，亲手把儿子枪毙了。

奥斯塔普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有勇有谋的联队长。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救援受伤的父亲，他被敌人俘获。

塔拉斯伤愈之后，牵挂被俘的儿子，决定冒险潜入波兰，寻找儿子的下落。他来到华沙，恰逢奥斯塔普在刑场上忍受酷刑。他的手和脚的骨头都被打断，那骨头的断裂声连围观的看客都能听得见，但是奥斯塔普却没有一声叫唤、呻吟，甚至他的脸上都没有颤动一下。站在人群中的塔拉斯不仅赞叹：“好哇，儿子，好哇！”奥斯塔普在痛苦的昏迷中渴望见到父亲，他喊道：“爹！你在哪儿？你听见了没有？”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叫喊：“我听着呢！”

为了给儿子报仇雪恨，塔拉斯率领他的联队扫荡了几乎整个波兰，烧毁了十八个村镇、四十座天主教堂，杀死了许多波兰士绅。但是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包围。他率众突围，他们几乎已经突出重围，这时塔拉斯发现他的烟斗掉了，他不愿意让自己的烟斗落入“邪教的波兰人”之手，便下马寻找烟斗，不幸被追上来的波兰人捉住。波兰人把他捆绑在高岗上的一棵枯树上，要把他烧死。塔拉斯居高临下，看到战友们已安全撤离，他不顾树下的熊熊烈火，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顺着风向战友高呼，指点向德涅斯特尔河方向撤退，那里有几艘小船。当他被卷入熊熊的烈火时，他看到战友们已乘船安全撤离了。

《塔拉斯·布尔巴》的中心思想是颂扬哥萨克的那种宁死不屈的坚毅精神。在俄罗斯社会中，哥萨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按照俄罗斯历史学者的说法，他们是不堪封建农奴主的压迫而逃亡的农奴，他们聚集在俄罗斯南部水草丰富的顿河地区，自成一体，渔猎为生。自己组成军队，保卫家乡，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不受沙皇政府的管辖，自由自在，所以被称为“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来自突厥语，意思是“自由的人”“勇敢的人”）。哥萨克男子都有“尚武精神”，跃马挥刀，冲锋陷阵，不畏艰险，威武不屈，那才是哥萨克的好汉。因此在小说中果戈理着意表现塔拉斯和他的大儿子奥斯塔普的这些品质，特别是塔拉斯大义灭亲，亲手处决了背叛哥萨克的小儿子，显示出他疾恶如仇的好汉性格。果戈理的许多作品，或是对丑恶现实的揭露，或是对平庸的贵族地主老爷的讽刺，即使那些怀着同情描写小人物的作品，也让人感到他们的生活是那样卑微、低下。唯独这部《塔拉斯·布尔巴》却是那样充满豪情，犹如一颗明珠，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让人看了扬眉吐气。

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抵抗外族入侵的武装斗争题材，但在写法上却是“武戏文唱”的艺术手法。小说结构简洁紧凑，人物不多，主要是塔拉斯父子三人，以塔拉斯为中心。作者的叙事基本上是平铺直叙，战争的场面，不做过细的铺张，像攻城掠地，烧毁教堂，疯狂杀戮这些野蛮的场景，只是一带而过。作者的艺术表现重点是在这个战争环境中，塔拉斯父子三人的不同性格和各自的道德情操、精神面貌。他的艺术表现的着力点不是战争，而是战争中的人。

在作者笔下，塔拉斯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化身。塔拉斯勇敢、粗犷、剽悍、忠义，正是矗立沙场，傲视群雄的军人的典型性格。小说中描写塔拉斯的三个情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这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形象永远地铭刻在读者的心中。一个是塔拉斯大义灭亲，处死叛徒儿子。“我生了你，我也要打死你！”塔拉斯的话，字字千斤，大义凛然，扣人心弦。在俄罗斯文学中不乏描写父子亲情之爱的作品，而像这样的情节是不多见的。第二个情节是他为寻找被俘的大儿子奥斯达普潜入波兰，正逢奥斯达普在刑场受刑。他那一声“我听着呢”的吼声，如平地春雷，震撼人心。这两个情节在艺术上构成鲜明的对比，突出地表现出塔拉斯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第三个情节是塔拉斯之死。他同战友们已经成功地突破敌人的包围，向自己的营地撤退，但是他下马为寻找丢失的烟斗，而被敌人捉住，绑在枯树上活活烧死。为了一只烟斗而赔上一条命，看似很不值得，但是这个细节却突出地显示出他内心的高傲，对敌人的鄙视。一只烟斗虽小，但却是心爱之物，寄托着他丰富的心理和精神的内涵，一旦落入敌手，就意味着自己的身心受到敌人的亵渎，那是宁死也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被俘，而是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抓住生命的最后时刻，为战友的安全撤离奉献最后一点力量。塔拉斯的所作所为展示出一个奋战沙场的无畏战士的光辉形象。

俄罗斯文学界对果戈理的这部中篇小说历来都有很高的评价。果戈理同时代的评论家舍维廖夫认为《塔拉斯·布尔巴》超过了作者的所有作品，“鲜明的扎波罗什面貌新颖别致，不落窠臼，充满了哥萨克的豪情壮举” 。别林斯基称赞它是“用勇敢豪放的画笔写成的瑰丽的叙事诗”。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火烧莫斯科。俄罗斯军民奋起抵抗，举国抗战，把法国侵略军赶出了俄罗斯。这场战争，在俄国历史上也被称作“伟大卫国战争”。这场战争极大地激发起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成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化、文学艺术迅猛发展的巨大原动力。正是在1812年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歌，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托尔斯泰的小说。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激励下，莱蒙托夫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民族重任，发出了“不，我不是拜伦”的呼声。在1837年，1812年卫国战争二十五周年之际，写出了著名的诗篇《波罗金诺》，歌颂普通的俄国士兵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那一天敌人着实尝到了：

我们俄罗斯的骁勇战斗

和白刃战的味道……

大地像我们的胸脯颤动着；

人丁和坐骑搅得不可开交，

几千门大炮一起轰鸣，

汇成了一声长噑……

几十年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托尔斯泰动笔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想到了莱蒙托夫的这首《波罗金诺》。他特别看重这首诗的第二个诗节（结尾时又重复了这个诗节）。别林斯基认为这个诗节蕴含着“全诗的基本思想”，托尔斯泰则把这首诗看作是他创作的长篇史诗《战争与和平》的核心：

是啊，我们那时候的人，

和现在这辈人不同，是好汉，

不是你们这样的脓包！

他们碰上了艰难的命运，

从战场回来的没有多少……

要不是上帝有这种旨意，

哪能把莫斯科扔掉！

托尔斯泰于1828年生于图拉省一个大贵族的家庭。托尔斯泰家族是个古老的大家族。相传当年的瓦西里大公给托尔斯泰的先祖起了个绰号，叫“托尔斯泰”，是“胖子”的意思，从此“托尔斯泰”就成了这个家族的姓氏。在彼得大帝时代，一位托尔斯泰家族的成员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在叶卡捷琳娜一世登基的时候，由于托尔斯泰家族拥戴她当上女皇有功，被授予伯爵爵位。列夫·托尔斯泰就诞生在这个家族的世袭领地——图拉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841年，列夫·托尔斯泰13岁的时候，全家迁居喀山。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先在阿拉伯、土耳其语文系就读，后来又转入法律系。后来他因不满学校的教学，便退学跟着服兵役的哥哥去了高加索，后来他也入伍当兵了。这段从军的经历使他写出了俄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战争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当时，他已经是一位炮兵连长，亲身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便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创作的一部纪实风格的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托尔斯泰第一个以亲临战场的所见所闻，表现出战争的真实情景，战场上流血、痛苦、死亡的真实面貌。在他的笔下，俄罗斯的普通士兵，英勇顽强，朴实乐观，在枪林弹雨中，沉着坚定，视死如归。托尔斯泰的这种写法，对后世的俄罗斯军事文学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开了真实描绘战场情节的先河。

1861年沙皇政府废除了农奴制，俄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变革。农民问题，俄国社会发展的去向问题，引起他极大的关注，他开始思考人民群众和贵族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问题。他的目光注意到1812年的卫国战争。他看到了这场战争所激发的人民群众和那些贵族的精英人物的爱国热情，看到了这种爱国热情对于这场战争的胜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质上在于俄国人民和士兵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就应当表现得更鲜明。

从1863年到1869年，他用六年的时间完成了《战争与和平》这部辉煌的巨著。

《战争与和平》可以说是一部历史小说，书中写了许多历史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人物。战争爆发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出生，当他动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距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它同时又是一部很现实的小说，书中所呈现的俄国社会生活的场景、几个主要贵族家庭的人物，其原型都是托尔斯泰非常熟悉的他的亲戚或家族中的人。书中描写的贵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如命名日、舞会、狩猎等以及外省农民的生活，等等，又是非常现实的。

这部小说以俄国军民抵抗拿破仑的入侵为中心，描写了1805—1820年间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小说的叙事有鲜明的两条线索。一条写战争，写前线，写士兵的战场拼杀，将领的运筹帷幄。一条写俄国社会“和平”的生活场景，他写了俄国贵族社会的四个家族：库拉金家族、罗斯托夫家族、包尔康斯基家族和别祖豪夫家族。在叙事中这两条线索又互相交叉，互相连接。写战争的线索，他着重描写了历史上俄法战争中几次重大的战事。一次是1805年初在奥地利舍恩拉格本村附近的阻击战。当时拿破仑十五万大军一举歼灭奥地利马克将军的四万奥地利军队之后，攻占维也纳，乘势拦截库图佐夫的四万俄军。库图佐夫眼看自己有被围歼的危险，一面急速向东方撤退，一面派得力将领巴格拉齐昂率四千俄军前去阻击。这次战役的描写是通过库图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包尔康斯基的目光来展现的，读者跟随他到战场视察而看到战场全景。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书中四个贵族家庭之一的重要成员，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是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样，小说的两条线索便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这次战役还写到罗斯托夫家族的一个成员，尼古拉·罗斯托夫。他是库图佐夫麾下一个骑兵连的骑兵。阻击战开始时，他所在的骑兵连奉命冲锋。尼古拉初上战场，心情激动，他跃马挥刀，准备砍杀一番，哪知未及交手，坐骑中弹倒毙，他也受伤。杀敌的兴奋立即为被杀的恐怖所取代，看待战争的眼光随即改变。他望着逼近的法国人，不禁自问：他们是来杀我的吗？刹那间他想起了母亲、姐妹、朋友对他的爱。求生的欲望给他力量，他拼命奔跑，终于摆脱敌人的追踪回到自己人那里。当他坐在篝火旁看着飘落的雪花时，又想起了温暖而明亮的家，不禁发出了“我为什么到这里来了”的悲叹。这是一段精彩的战场心理描写，从尼古拉投入战斗前的兴奋、激动，到面对死亡的恐惧，从脱离危险之后的安定到情绪的颓丧，这是尼古拉这个贵族青年在战场上的心理“辩证运动”。

这场阻击战的真正英雄是炮兵上尉图申。他指挥四门大炮，压住了法军十门大炮的攻击，为阻击战的成功立了大功。作家描写他在沉着指挥战斗的过程中，对这位农民出身的军官，作了细致的心理刻画，说他“怀着那种类似热病昏迷或醉汉酩酊的心情”，“做了最好的军官处在他的地位上所能做的一切”。他仿佛觉得这场战斗是在他的家乡发生的，因而他不但没有丝毫的恐怖情绪，一种昂然正气使他把进攻的敌人视如蚂蚁，把敌人的大炮视如烟斗。正因为图申把这场阻击敌人的战斗视如保卫自己的家乡，因而才有这种藐视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图申虽然是个上尉军官，但在骨子里他仍旧是个农民。他其貌不扬，为人谦和，面对上司甚至有点畏怯，缺乏军人的风度，但在战场上却表现出非凡的勇敢。战斗中图申的勇敢机智和尼古拉的胆怯懦弱恰成鲜明的对照。从这里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在图申这个形象身上所着意体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而在尼古拉这个形象里表现的却是贵族青年的弱点。

罗斯托夫家族是中等贵族的代表，家长是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夫妇。在他们的家风中蕴含着许多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的长子尼古拉在战争中受伤，小儿子彼得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小女儿娜塔莎是整部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也是托尔斯泰倾全力塑造的一个艺术形象。一出场作家就把她步履迅疾似风、笑声豪放无拘、心情欣喜若狂的“火爆”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以说，托尔斯泰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来刻画这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生命洋溢的俄罗斯少女。托尔斯泰特别强调，乡居的生活使她接近普通人民，接近大自然，使她脱去上流社会的许多俗气，而具有一种单纯朴实、欢快活泼、朝气蓬勃的气息，因而产生出极大的魅力。波罗金诺战役的炮声震撼着她的心，激发了她的高尚的道德追求、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热爱，她自发地把自身的命运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莫斯科撤退时，人们都想尽可能多地带走财产，但是娜塔莎看到院子里躺着的伤兵，却让母亲卸下财物，运走伤兵。当伯爵夫人表示不同意时，娜塔莎向母亲喊道：“这样不行，妈妈，这太不像话了……不行，妈妈，亲爱的……这是不可能的！”老伯爵戏称这个场面是“蛋在教训鸡”。娜塔莎是全书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不论是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还是二十世纪的苏联评论家，无不为之赞赏，都认为娜塔莎·罗斯托娃是俄罗斯文学中优美的妇女形象之一。

书中描写的第二个战役是奥斯特里茨战役。1805年11月中旬，库图佐夫军队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率领的俄国军队会和之后，库图佐夫主张继续东撤，但是沙皇不同意，他主张要集中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和御驾亲征对士气的鼓舞，企图一举打败拿破仑。但是事与愿违，沙皇的计划完全落空。当八万俄奥联军向远处的法军发动进攻时，拿破仑却率领主力突然逼近俄奥联军的指挥中心，俄军将领惊慌失措，士兵纷纷溃逃，这次战役俄军一败涂地。

在这次战役中作者描写的中心人物是本书的主要主人公之一，库图佐夫的副官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在这次战役中，包尔康斯基受伤躺在战场上，仰望天空，思绪连篇。他感到大自然的宏大，个人功名利禄的渺小，不过是些过眼云烟的虚荣。他躺在那里，无意中听到了拿破仑的谈话。他过去是那样崇拜拿破仑，把他看作是一个英雄，但是此时此刻，看着浩渺的天空，他却觉得拿破仑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微不足道。经过这番生死的磨炼，他感到生命是那样美好，他只希望有人能对他施以救援，使他能够生还。拿破仑发现安德烈还活着，便叫士兵把他抬走，让他的医生为他治伤。

安德烈·包尔康斯基的家族是另一种类型的贵族，他的父亲尼古拉·包尔康斯基公爵是位前朝遗老，当年曾是显赫的叶卡捷琳娜王朝的陆军上将，现在退休在家，住在远离莫斯科的农村庄园里，不再过问朝政，在家教导儿女。他的儿子安德烈秉承家训，是个年轻有为的贵族。他才华横溢，鄙弃上流社会的庸庸碌碌，对人生有着冷静的思考，不断对自己进行严格的剖析。他把荣誉看作立国立身的原则，正是怀着贵族的荣誉感，他渴望在战争中立功成名。因此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当俄军溃逃时，他扛起军旗，带领一营士兵冲上卜拉村高地去支援炮兵，不幸中弹昏倒。伤愈之后，他回到家乡，心灰意冷，无心于世事。他的好友彼埃尔·别祖霍夫来访，两人对人生和伦理有过一番倾心的交谈。他听从朋友的劝告，解放了三百个农奴，并为农民兴办卫生、教育事业。1809年安德烈怀着干一番事业的热情来到彼得堡，参加了沙皇国务秘书发起的改革运动，但是很快他就对这场改革失望了。百无聊赖之中，他认识了娜塔莎，两人相爱，两家都是传统的贵族，门当户对，订下了婚约。但是年轻幼稚的娜塔莎经不住库拉金的儿子、花花公子阿纳托里花言巧语的诱骗，又同安德烈解除了婚约。安德烈一气之下，为向库拉金复仇，又参加了军队，来到了波罗金诺战场。经历了过去的一切，面对敌人入侵，国家危亡，安德烈的思想感情产生了新的升华。在这场战役中，安德烈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自己不过是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的一分子。在他的心灵深处，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在波罗金诺战役中，安德烈身负重伤，在转移后方治疗的过程中又重遇娜塔莎。这时的娜塔莎早已认清了阿纳托里的真面目，悔恨交集。娜塔莎的悉心照料，使安德烈又恢复了对娜塔莎的爱，但是终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1812年的卫国战争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对安德烈起了改造和净化的作用，使他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引导他和普通民众融为一体。

如果说前两个战役都是发生在别国的领土上，这第三个战役却是在俄国的腹地，莫斯科近郊的波罗金诺进行的，所以俄国历史上把它叫作波罗金诺战役。波罗金诺可以说是莫斯科的门户，如果波罗金诺失守，莫斯科也就守不住了。这次战役重点描写的人物是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彼埃尔·别祖霍夫，整个战场的全景都是通过彼埃尔的视角展现的。在会战的前一天，彼埃尔来到俄军的前沿阵地，这里的气氛令人激动，周围一片歌声和笑声，而且伴随着教堂的钟声。一支农民的队伍也举着旗帜来参加战斗。似乎人人都意识到这场战斗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从而使这场战斗具有了全民的色彩。

彼埃尔是富豪别祖霍夫的私生子，从十岁就被送到国外生活和学习，20岁时才回到彼得堡。父亲病危，他成了富豪别祖霍夫唯一的继承人。一夜之间，他成了大富翁别祖霍夫伯爵。如果说在安德烈·包尔康斯基的性格中，行动谨慎、善于思考，是其特点，那么彼埃尔的性格特点则是聪明热情，善良老实，甚至带点傻气。他自幼在西欧受教育，装了满脑子的民主、自由、博爱、共和的思想观念，抱着改良社会的宏愿，回到俄国，但是俄国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状况，使他的人生抱负陷入举步维艰的泥潭。后来他接受了共济会的思想，认为只有洗涤自己，在心里放进上帝的光，即良心，才能使自己趋于完善。1812年，当法国侵略军打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对拿破仑的崇拜完全被打碎了。在波罗金诺会战的前夕，他来到会战的战场。在这里他经受了官兵们爱国热情的熏陶和大炮的洗礼，他看到那些普通的农民，都自发地组织起来，投入保卫祖国的战斗，他自认是侵略者拿破仑的死敌，决心今后只做一个兵，全心全意地同人民融合在一起。

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和彼埃尔·别祖霍夫两人都是贵族中的精英人物。他们身上自然带有贵族的出身和教育以及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弱点，但是都在1812年的这场卫国战争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最后都同人民站在一起，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争。

这是一场恶战，俄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是打退了法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大将巴格拉齐昂阵亡。安德烈受了重伤，也因伤重而死。法军也受到重创，但是伤亡比俄军小。战斗结束，法军还有十万之众，而俄军只剩下五万人。库图佐夫为了保存实力，决定放弃莫斯科，全军撤退，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

这次战斗表面上看，俄军伤亡很大，而且不得不弃城撤退，但在军队的战斗精神上却表现出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气概，这种气概对人民对军队都是巨大的鼓舞，是后来彻底战胜拿破仑、收复国土的力量源泉。托尔斯泰对波罗金诺战役的描写是一曲人民扭转乾坤力量的赞歌。

这里还应当特别提到小说中对游击战争的描写，这是托尔斯泰重视人民力量、人民在历史运动中作用的重要表现。托尔斯泰把这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争看作是1812年民族自卫战争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小说中鲜明地表现出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全民性，当法国军队入侵俄国后，俄国商人、农民，宁可把自己的商铺、干草烧掉，也不留给法国人。库图佐夫撤出莫斯科时，莫斯科的市民不惜抛弃家业，也都跟着撤退，留给法国人的只是一座空城。俄国的平民百姓，纷纷拿起斧头、棍棒当武器，向侵略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使法国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小说中写一个教堂执事当了游击队长，一个月之内抓获几百个俘虏。一个村长的妻子勇敢地上阵杀敌，一个人消灭了上百个法国兵。托尔斯泰写道：

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举了起来，并且不问任何人的趣味和规则，不考虑任何东西，愚笨而单纯地，但却是合乎时宜举了起来，落下去打击法军，直到侵略者的军队全部消灭。

小说中的另一条线索通过对四个贵族家族的描写，展现俄罗斯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这四个家族代表着俄国贵族上流社会中不同类型的贵族家庭，这些贵族家庭，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同宫廷的亲疏、财富的多寡、家风的传统，而形成各自的特点，但是他们之间又通过职务、亲戚、婚姻等关系而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联系，通过对这些贵族家庭生活的描写，托尔斯泰表现了上自沙皇、下至农奴的极为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这四个家族的成员，也都同这场卫国战争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都在战争中表现出自己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把前线战场的描写和后方社会生活的场景结合起来，构成一幅多层次的历史画卷。这种写法对后世苏联文学的战争题材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可以说，形成了战争题材作品的某种传统。

托尔斯泰亲身经历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炮火洗礼，对于战争，有切身的体验，这是他真实的战场描写的直接源泉，同时他也继承了前人描写战争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谈到他对于战争场景的描写，“更多地受益于司汤达”，“我掌握的关于战争的一切知识，首先是从司汤达那里获得的”。他曾对高尔基说，若没有《巴马修道院》他就写不出《战争与和平》里的那些战争场景。一般研究西方文学的人认为，司汤达笔下的战场情景有这样三点特色：一、真实感；二、整体感；三、写情感，即通过人物的体验表现他对战争的态度。这三点，在托尔斯泰描绘战场情景时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事，不但气氛浓郁，场面开阔，而且人物心理鲜明具体。托尔斯泰对于战场情景、战争中人的心理的描写所取得的成功，成为后世俄罗斯苏联作家创作军事题材作品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即俄国十月革命前的作家中，写过军旅题材作品的，还有库普林和安德列耶夫。

库普林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为了节省学费而投考莫斯科武备中学（后改为士官学校）。军校毕业后，他到军队服役，当个下级军官。正是这段军旅生活的经历，使他亲身体验到沙皇军队的腐败。服役四年之后，他从军队退役，立志从事文学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决斗》就是对沙皇军队的野蛮、残酷、腐朽和形式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控诉。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军官罗马绍夫，他怀着建功立业、获取军功的理想投入军队，但是来到军队之后，他才发现俄国军队中的生活实在无聊而又无耻。他整天看到的是军官中的钩心斗角，纸醉金迷，寻欢作乐；是军官对农民士兵的肆意摧残和百般虐待。在百无聊赖之中，他同一个军官的妻子发生爱情纠葛，最后导致一场决斗，罗马绍夫在决斗中丧生。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就这样白白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小说写的是军旅生活，却并没有写到战争，没有写战场上的生死相搏，只是展现出和平时期军队的日常生活，但是透过沙皇军队的腐败却使人看到了俄国社会的腐朽。写军人而不写前线的战斗和敌我双方的生死拼搏，通过军人的生活来反映社会现实，库普林的这种写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中成为军事文学的一个新浪潮。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那些俄国作家中，安德列耶夫是个风格独特的作家。鲁迅说他的作品“神秘幽深，自成一家”。

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

安德列耶夫出生在奥廖尔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他在上中学的时候，读了许多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列夫·托尔斯泰批判官方教会的文章对他的精神成长有很深的影响。当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时候，他秉承俄国文学现实主义的传统，作品中充满民主和人道的精神，但是他的创作倾向、艺术趣味，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细致观察，而是依赖个人的直觉，专注于人的精神世界。他的中篇小说《红笑》是写日俄战争的，但是他的笔触并不在战争本身，没有排兵布阵，攻防对抗，而是通过心怀恐惧、精神颓丧的士兵的眼睛所展现的尸横遍野、鲜血淋漓的战场情景。这里完全没有《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笔下俄国士兵在战场上的那种无畏和豪情。因为那是在保卫祖国，是在抵抗外敌的侵略。而这里是在别人的领土上，为什么要在这里打仗？不知道。他的直觉所感到的，是无尽的疲劳和死亡的恐怖。主人公侥幸活下来，但是每当回忆起当年的战友，他的微笑的面孔上总是布满通红的鲜血。《红笑》是一部反战的作品，因为它写的是日俄帝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不义之战。但是作家对士兵在战场上的心理感受的描写却是值得称道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壕真实派”的作家们在新的创作环境中发扬了这个传统。 FPSB6wDk+FWma4NTExobg82WCOr6bnNxJBPlklKqtfd6QeHNh5cXCPdV7YMu4x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