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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聞博
【提要】 秦漢軍事組織體系的演進，涉及戰國秦文武分職背景下相邦、左右丞相、將、尉的出現及相互關係。戰國秦題銘多見“大良造庶長”，可連讀，乃“大良造”之全稱。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是秦職官發展的重要時期，始置“相邦”。職官頂端，由爵官不分、以爵統攝，逐步向爵官兩立、以官定位發展。相邦之外，秦新設左、右丞相，以右相爲尊，書寫遵循右先左後的順序。秦末漢初，還曾出現相國、丞相並置的情形。將、尉等高級軍職在經歷爵、官轉移的同時，逐步發展爲常設武職，進而引起文武分職的發生。
秦及漢初軍事組織體系的發展，首先涉及相邦、丞相、將、尉的出現及相互關係。這一文武分職問題，在以往軍事研究中多歸入“統御機構”或“軍事領導體制”之下
。不過，相關勾勒多就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普遍情況而論，略顯宏觀、寬泛。對後世影響直接的戰國秦文武分職怎樣出現，發展過程如何，又呈現怎樣的具體特徵，相對而言，則較少有集中探討。本文利用傳世文獻與考古文物資料展開分析，並在梳理、考證時，充分重視爵制與職官變動間的關係。
閻步克在《中國古代官階制度引論》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國官階發展的五階段”與“職階轉化律”理論
。筆者深受這些研究影響，所做一點嘗試，實際在相關理論框架下進行。由此層面言之，本文主要是就先秦“爵本位”“爵—食體制”怎樣向戰國秦漢“軍爵與禄秩支撐的‘爵—秩體制’”發展演變，在某一側面上的具體思考。而在職位向品位的“職階轉化”大背景下，關注在上述發展過程中，以爵位爲重到新職名出現的變動情形。
秦孝公時，商鞅實行變法，三年，被任爲左庶長；十年，更爲大良造
。“大良造”一名於文獻始見。而戰國秦器題銘較早者，正爲大良造商鞅所監造之兵器、量器。有此稱者監管國家兵器、度量衡器製造，爲當時君主之下的最高主政者。孝公時題銘銅器目前公佈者已有九件（兵器八，量器一），依以往學界習慣，或稱“商鞅九器”。其中，有與文獻所載相合，作“大良造”者：
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
（戟）
十四年大良造鞅之造，陽右支廥
（殳鐓）
十六年大良造鞅之造，咸陽愔
（殳鐓）
但不少則作“大良造庶長”，計有五例：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雍黽 [1] （鐓）
十六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畢湍侯之鑄
（鈹）
十七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殳，雝爽
（殳鐓）
十九年大良造庶長鞅之造殳，犛鄭
（殳鐓）
造庶長鞅之造殳，雍驕□
（殳鐓）
又，商鞅方升提道：
十八年，齊䢦卿大夫衆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一爲升\臨\重泉。
（方升）
作“大良造”。而開篇書寫格式與此頗爲近似的秦封宗邑瓦書云：
四年，周天子使卿夫（大夫）辰來致文武之酢（胙），冬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庶長遊出命曰：“取杜才（在）豐丘到于潏水，以爲右庶長歜宗邑。”乃爲瓦書，卑司御不更顝封之……以四年冬十一月癸酉封之。
（瓦書）
據内容，此陶瓦題銘爲秦惠文君前元四年（前334），時代緊接孝公。它與商鞅方升的題銘格式，“都是當年大事，以之繫年，和楚國文字常以大事紀年（如‘獻鼎之歲’等）意同”
。此處又是作“大良造庶長”的。
綜合參考上述兩組的情形，“大良造”即“大良造庶長”，前者實爲後者之省稱。不過，以省稱視之，仍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大良造庶長”連讀，爲一名
。二是將“大良造庶長”斷作“大良造、庶長”，視作兩個稱呼，一爲官稱、一爲爵稱
，或是兩官而一人兼之
。前者更爲尊顯，書寫時就常省略掉後者。
第二類認識的三種解讀，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以“大良造”爲官名、“庶長”爲爵名，與《商君書》的相關記載不盡符合。《商君書·境内》在爵稱序列中明確提到了“大良造”：“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當時確作“大良造”，而非“大上造”。聯繫二十等爵雖有左、右、駟馬、大庶長等，卻没有僅稱“庶長”的，則如將當時爵制序列中明確存在的“大良造”當作官稱，卻將非屬確指的“庶長”當作爵稱，是很難説通的。此外，《境内》篇中同時存在有關“五百主”“六百之令”“七百之令”至“國（封）尉”“將”依等級配備“短兵”衛隊的記載
。這説明商鞅時期及稍後的秦國，雖然附麗於爵位的要素衆多，社會重爵取向明顯，以致領兵作戰將領多以爵稱標識，但是在軍事系統中並非爵、職不分，混而爲一。軍功爵與軍職仍然是區分的。在此情況下，將某一爵稱簡單地轉看作官稱，似乎並不妥當。
如以“大良造”爲爵名、“庶長”爲官名，則在稱呼的先後排序上似也存在疑問。之前研究常舉秦封宗邑瓦書出現的“司御不更顝”爲例，“司御”爲官、“不更”乃爵。“大良造庶長”的構成似正可與之對應。不過 “司御不更顝”是“〇官〇爵〇名”。而依上述理解，“大良造庶長”作“〇爵〇官〇名”，官、爵順序相反。而戰國、秦漢時期，爵位一般都緊接人名之上書寫，大致作“〇官（或身份）（〇籍貫）〇爵（或刑罰等級）〇名”。因此，上述爵稱遠離人名而排在官稱之前，不盡符合當時較通行的書寫習慣。至於以“大良造”“庶長”均爲官稱，則因“大良造”是當時頗尊顯稱號，“以爲大良造”作爲升遷，還兼任相對略低的“庶長”，也較難理解。
戰國秦兵器有“相邦樛游二戈”
，題銘爲：
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櫟陽工上造
（内正）吾（内背）
（戈）
四年相邦樛斿之造，櫟陽工上造
（戈）
“四年”當爲秦惠文王前元四年（前334）
。依據爲：1. 銘文字體不早於孝公；2. 形制爲中長胡、寬闌、三穿均位於闌上，乃秦早期戈特點。3. 瓦書記周天子致文武胙事與文獻記載一致，年代爲秦惠文王前元四年。瓦書所記人名“遊”與此“樛斿”相合。4. 秦惠文王後元稱王，目前所見後元時兵器，“某年”前皆有王字，作“王某年”。5. 雖然《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卷七〇《張儀列傳》記張儀於秦惠文王後元三年（前335）免相，但《列傳》“免相”下，緊接有“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語。而廣州南越王墓出土有“王四年相邦張義戟”
。這顯示，秦惠文王後元四年張儀雖然在魏，卻仍然爲秦國相邦。
由此來看，“大良造庶長遊”就是“相邦樛斿”。按秦封宗邑瓦書記事在“冬十一月癸酉”。是年（前334）十一月甲辰朔
，“癸酉”爲三十日，已迫近年終。這時尚用“大良造庶長”之稱，説明“相邦”在封右庶長歜宗邑一事後纔予以任命的可能性，雖然存在，但相對較小。换言之，樛斿當是同時擁有上述兩個稱號。“相邦”，乃秦國後期設置的最高官職。漢代稱“相國”，或因避“邦”諱改。“相邦”既然是官稱，則如將“大良造庶長”分成兩稱，那麽無論哪一名稱都不便再視作官稱。而這裏“相邦”所相對應的，又是“大良造庶長”這一名稱整體，而非其中“大良造”抑或“庶長”的“某一個稱謂”。因此，前述對“大良造庶長”的第二類理解或難成立。“大良造庶長”當連讀，爲一名，即爵稱“大良造”之全稱
。
周代是一元的“爵本位”品位結構
。秦居周之故地，受周傳統影響，重爵取向明顯。春秋戰國之際，偏處西隅的秦，在官僚制度發展上落後于關東諸國。至惠文王世，秦國在制度上開始多有推進。有學者指出：“此時的改變對於後來秦國影響之大，不下於秦孝公變法。這種改變，在考古工作和古文字材料的研究上，是可以看得到的。”
孝公時商鞅只稱大良造（後爲封君），未見稱相邦。惠文王前元四年，樛斿官爲相邦，而爵爲大良造庶長。惠文王前元十年（前328），張儀爲相。從此直至始皇一統，文獻與題銘均以相邦及丞相稱之，而不再僅以爵稱。故惠文王前元四年前後是個關鍵時期：秦開始設置“相邦”，官僚組織頂端由爵官不分、以爵統攝，逐步向爵官兩立、以官定位發展。這一背景下，國家最高官員逐步以官稱而非爵稱，來標示身份。當然，相邦、丞相以下，秦國官員仍多使用爵稱，史書中例證很多，整體的重爵取向依然是明顯的。但上述最高官職“相邦”的出現，仍然意義重大。這是落後關東但終將引領歷史的秦國，在中央官僚組織建設上邁出的關鍵一步，也可視作秦軍事組織系統的新開端。
秦武王“二年（前309），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
。秦設相邦，多受三晋官制影響。但左右丞相的創置，更多來自秦國本身
。據戰國題銘，趙國在相邦之外，代理者稱“守相”，文獻作“假相”
。目前僅有藺相如一例在任相邦前稱“丞”，或爲丞相之省
，時間上且較秦爲晚。秦相邦與丞相的關係，以往有多種意見：1. 相邦、丞相爲一職，不並置。稱呼雖異，但没有差别
。2. 相邦、丞相爲一職，不並置。相邦地位較丞相更高
。3. 相邦、丞相爲兩職，不並置。相邦與丞相“定員和權力大小不同”，“初置丞相是作爲相邦的代理形式出現的”
。4. 相邦、丞相爲兩職，可以並置，屬多相制度。“丞相最初設置時是輔佐相邦的”，而不是“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在相邦去職，暫時找不到合適人選時，丞相也代行相邦的職責”
。將傳世文獻與秦出土文獻資料對照，秦國相邦與丞相爲兩職，且均爲正式官稱。這在“物勒工名”、用語明確的器物題銘中是很清楚的。《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記“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他們各有印綬，自然是兩官。“相邦”除前舉樛斿外，還涉及張儀、樗里疾、薛君、魏冉、吕不韋等，不僅有六國人，亦有秦人。“丞相”的資料則不少爲近年新出，這裏整理如下：
七年丞相奂殳造咸□（陽）工帀（師）
工遊\公（内正）沙羨（内背）
（戈）
八年相邦辥（薛）君造，雍工帀（師）效，工大人申\八年丞相殳造，雍工師效，工大人申（盤底）大官\冋（足座底部）
（漆豆）
〔十六〕年丞相觸（壽燭）造，咸〔陽工〕師葉，工（内正）武（内背）
（戈）
十二年，丞相啓、顛造，詔事成，丞迨，工印（内背）詔吏（事）\屬邦（内正）
（戈）
十二年丞相啓、顛造，少府工室□，丞弱，工
（内背）少府（内正）
[2]
（戈）
十七年丞相啓、狀造，郃陽嘉、丞兼、庫
、工邪（内正）郃陽（内背）
（戈）
元年丞相斯造，櫟陽左工去疾，工上（内正）武庫（内背）石邑（闌下）
（戈）
這裏共涉及七件
。其中，刻寫丞相一人者兩例，兩人者四例六人，相邦、丞相者一例。首先是題銘中左、右丞相的認定，學界意見基本一致，如黄盛璋、王輝、梁雲、董珊、彭適凡等學者，皆以前者爲左丞相、後者爲右丞相。需提到，之前存在“秦代尚左，漢代尚右”的認識。此説較早見錢大昭《漢書辨疑》卷九“相國丞相”條“秦武王二年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以左爲上，漢以右爲尊也”
。錢氏以下，陳直、安作璋、熊鐵基、莊春波、王利器皆主此説
。其實，武王時丞相何者爲左、何者爲右有明確記載：“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
前引雖泛稱“左右丞相”，但先後排序上實際仍以任右丞相者居前。故秦左右丞相以右爲尊，是明顯的。秦杜虎符、新郪虎符、陽陵虎符分别提道“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陽陵”
，顯示從稱君（公）、稱王至稱皇帝，秦虎符一直都是以右爲尊，且書寫順序爲先右後左。岳麓秦簡《奔敬（警）律》又提道“爲五寸符，人一，右在（□），左在黔首”（1252）
。二十等爵中，右庶長、右更皆居左庶長、左更之上，同樣如此。當時關東諸國情況大體與秦接近。魏襄王九年（前310），魏相田需死，楚國擔心魏國起用張儀、公孫衍或孟嘗君中一人爲相。蘇代勸楚相昭魚無憂，曾有“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語
。上述記載出縱横家書，史實未必盡合，但有關當時關東人“左”“右”尊卑的説法，應與實際相去不遠。西漢初曾設左、右丞相，以右者爲上，漢既承秦制，秦也當如此。由此而言，所謂“秦以左爲上”之説，恐怕較難成立。
前述研究者中，有明確以右丞相爲尊，但仍將並列人名中後者定爲右丞相，稱此爲“依通例”
。則所謂“通例”，指丞相排序時，爲左丞相、右丞相即尊者居後的順序。西漢右丞相陳平與周勃等平諸吕之亂後，曾説“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吕，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
。據此，西漢排序以右丞相居前，與前述“樗里疾、甘茂”的記叙順序一致。而除前舉虎符、秦簡外，秦代較明確史料又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司馬遷繫此事于秦二世二年（前208）。
不過，秦二世刻石及復申度量衡的詔書也提到馮去疾、李斯，卻作“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
。按“三十七年（前210）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
，前引二世二年諫言，任職也是如此，李斯似乎一直擔任左丞相。那麽，上述兩則題名就與前論完全相反，是左丞相居前了。我們知道秦二世這兩種舉動，都是追隨始皇。而始皇琅邪刻石與度量衡器所存廿六年詔書均留下有丞相名姓，即熟知的“丞相隗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乃詔丞相狀、綰”
。以如此重大事件爲内容的刻石、詔書中，官員排序不會隨意。而二世所刻就附在始皇刻文旁邊。這四類恰好兩兩對應：李斯對應隗狀，馮去疾對應王綰。按上述判斷，前者均爲左丞相，後者右丞相，尊者居後。事實恐怕並非如此。一是琅邪刻石記録從臣，依次是列侯、倫侯、丞相、卿、五大夫，前舉二世補刻文是丞相、御史大夫，皆依尊卑位次，由高到底。秦及漢初，法重於禮，九卿中常以廷尉而非太常居首
。琅邪刻石提名中卿一級以李斯爲首，當時他正擔任廷尉。在此情形下，丞相一組反而由低到高排列，就顯得十分突兀。二是上所整理的“十二年丞相啓、顛戈”“十七年丞相啓、狀戈”如遵循右者居後的順序，與“丞相狀、綰”可以排出下列遷轉（左例）。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右丞相顛已卸任，這一職位由隗狀擔任；而五年以來一直擔任左丞相的啓，卻没有遞補遷任。至廿六年統一天下，右丞相人員變動，王綰接任；原來不經左丞相職，而直接擔任右丞相的隗狀，這次卻又被降爲了左丞相。遷轉任命，不盡符合常情。而如以前者爲右、後者爲左（右例），人員更迭更顯合理
。
由上述討論，秦二世元年出現看似相反的題名順序，很可能是此時李斯曾遷右丞相。政局變動之際，重要官員職務常會出現調整。高帝去世，惠帝登基，陳平爲左丞相。吕后主政後，免右丞相王陵職，用審食其爲左丞相，陳平遷爲右丞相。平諸吕之亂後，代王劉恒入繼大統，陳平推讓功勞，使周勃居右丞相，自己復徙爲左丞相。後周勃免相，陳平專爲丞相。可見惠帝至文帝間，陳平就先後經歷過“左丞相—右丞相—左丞相”的任職。二世得登帝位，多得趙高、李斯之助。元年始即位時，趙高已由中車府令升爲郎中令。原爲左丞相的李斯此時改居馮去疾之上，是有可能的。趙高後來欲壟斷權力，在胡亥面前誹謗李斯，曾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語
。丞相地位如“益”，就邁到了“裂地而王”，則所居相位似爲更尊者。近年所見簡牘也提供一些啓示。里耶秦簡簡8-159所記制書殘篇有“丗二年二月丁未朔□亥，御史丞去疾”。研究者認爲應當就是後來擔任丞相的馮去疾
。而據北大入藏西漢竹書《趙正書》，胡亥被立爲帝是始皇聽從李斯等大臣建議所爲，相關簡文作：“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
所記當時任職情形與以往認識有異。李斯當時並非左丞相而是丞相，馮去疾也並非右丞相而僅是御史大夫，且二人是一同隨行。此書撰寫早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提供了一個新的文本。上舉“元年丞相斯戈”爲二世元年李斯所督造，只題寫一人而未及馮去疾。依兵器題銘的書寫習慣，當時丞相只有一人的可能性更大。這與《趙正書》較合。而上舉里耶簡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御史丞去疾”的記録，同樣可與《趙正書》所載較好銜接。目前雖不宜以此即否定《史記》記載，但它提到始皇、二世之際，李斯任職曾尊于馮去疾的情形，卻可爲一有利參考。
秦代官、爵同樣是以右爲尊的。左右丞相書寫，一般遵循右先左後的順序。前舉秦器題銘所涉左右丞相的舊有認識，一定意義上應當調整。
關於秦相邦、丞相並置的問題。相邦樗里疾卒于昭王七年（前300）
，《六國年表》記是年“魏冉爲相”，多有學者贊同
，有魏冉五次相秦説。但《史記索隱》本傳述贊明確説“四登相位，再列封疆”
。四言體述贊爲唐人司馬貞反復斟酌所作，當有所據。而“七年丞相奂、殳戈”在揭示奂、殳任左右丞相外，不僅不能説明魏冉當時可能任相邦，反而顯示當時可能未設此職。因爲秦國京師地區兵器多由最高官員督造。
昭王八年漆豆同時記“相邦辥（薛）君”與“丞相殳”。“辥（薛）君”即孟嘗君田文。“殳”與“七年丞相奂、殳戈”之“殳”爲同一人，即《秦本紀》“薛文以金受免”之“金受”，《戰國策》寫作“金投”
。孟嘗君爲秦相，《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繫于昭王八年（前299）
，與此器合。《秦本紀》作“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奂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九年”或當作“八年”。“奂攻楚，取八城”，《六國年表》作“秦取我八城”，繫于楚懷王三十年，當秦昭王八年，亦相合。而《秦本紀》下句“十年……薛文以金受免。樓緩爲丞相”，當從《六國年表》復前提一年，作“九年”。
《秦本紀》又記“六年……庶長奂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于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里子卒”。按涇陽君質齊事，《穰侯列傳》作“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于齊”。《六國年表》亦置於昭王七年。而“斬首二萬”，《楚世家》云“（懷王）二十九年，秦復伐楚，大破楚軍，楚軍死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楚懷王二十九年當秦昭王七年。《六國年表》此年也説“秦拔我襄城，殺景缺”。則本紀六年所引，似當爲七年事。不過，本紀所言“七年，拔新城”，也即年表“拔我襄城”事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有載，作：“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八年，新城歸。”
則攻新城戰事六年已起，本紀繫庶長奂伐楚於六年實不誤。待戰事延續到七年，始攻克新城。所謂“斬首二萬”，“殺其將景快（又作“缺”），當在此時。本紀此條仍然存在錯簡。之後不久，樗里疾去世，立下戰功的庶長奂入爲丞相。至八年孟嘗君入相時，庶長奂已去相，復領兵攻楚，有取八城之事。文獻中有關庶長奂的記載可考訂整理如下：
昭王六年 庶長奂伐楚，攻新城。
昭王七年 庶長奂拔新城，斬首二萬，殺楚將景缺。相邦樗里疾卒，庶長奂、金殳爲左右丞相。涇陽君質于齊。
昭王八年 庶長奂去相，復領兵攻楚，取八城。金殳爲丞相。後孟嘗君入秦爲相邦。
那麽，昭王八年時應爲怎樣情形？仔細對照摹本，八年漆豆兩條長銘的文字寫法有别，非出自一人之手，當是兩次刻寫。而如是幾位官員共同負責器物製造，按習慣，題銘應製爲一條。如“王四年相邦義戟”作：“王四年，相邦張義，内史□（都？）操之造□界戟□（工師）賤工卯（内正）錫（内背）。”
内史“□（都？）操”當斷開
，爲兩人，緊接相邦張儀後書寫。按奂實在八年復伐楚，身份冠以“庶長”而非丞相，則出征時已去相。孟嘗君入秦爲相邦，很可能使金受（殳）亦免相。按殳在七年居奂下，如八年仍任相，改居孟嘗君下，並不致與孟嘗君構釁，進而向秦王進言，奪其相位。兩條題銘的出現，更大可能是八年殳專爲丞相不久，孟嘗君來相秦，代其而爲相邦。
不過，秦末漢初軍事紛擾之季，確出現一些相國、丞相並置史例，值得注意。高帝元年（前206），沛公劉邦接受項羽分封，于當年四月入漢中就國，稱漢王。蕭何爲丞相。高帝九年（前198）
，蕭何進一步遷爲相國。至惠帝二年（前190）七月病故，相位始由曹參接替。故傳統認識上，劉邦時期的丞相、相國擔任者，只有蕭何。不過，《史記》卷五四《曹相國世家》“高祖（三）〔二〕年，拜（曹參）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遫軍東張，大破之”，顯示高祖二年（前205）曹參入屯關中及東出擊魏，身份都是“假左丞相”。由此推之，當時正職丞相應也分爲左、右。下文所記，似即證實這一推想：“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從之後“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的表述看，“假左丞相”曹參後來所任“右丞相”，全稱正爲“漢右丞相”。至於曹參的上司韓信，《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記“漢王使酈生説豹，不下。其八月，以（韓）信爲左丞相，擊魏”。下文又云“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則韓信在率曹參攻魏時，是漢左丞相，破趙後晋升爲相國。《漢書補注》引錢大昕曰“前爲左丞相，位蕭何下。今爲相國，位何上”，但緊接復引周壽昌曰“此説誤。漢左右丞相設于孝惠、高皇后時。前‘左丞相’，虚稱也。樊噲亦爲之相國，設于高祖十一年。此拜信爲趙相國也”
，顯然贊同後説。不過，後來有學者指出：“從劉邦必須以香餌引誘韓信繼續爲自己效力的角度來推測，將韓信由左丞相晋職爲漢之相國，似乎更在情理之中。”
上引曹參以漢右丞相改任齊相國時，職官特别提示“漢”“齊”的屬性。《史記》卷九〇《魏豹彭越列傳》記彭越情形：“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特别在“相國”前書有“魏”字。而除前述所舉外，《史記》卷九五《樊酈滕灌列傳》又記：“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相國”韓信所統領者，不僅有漢右丞相曹參的軍隊，而且包括漢御史大夫灌嬰的軍隊。且無論涉及前者抑或後者時，“相國”前均未出現“趙”字以示區别。由此來看，韓信當時所任之職爲漢相國。高帝四年（前203）二月，韓信被封爲齊王，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漢廷存在相國、丞相並置情形。
高帝二年十月，破趙，曹參爲右丞相；高帝六年（前201），參歸相印，任齊相國。《史記》卷九五《樊酈滕灌列傳》記：“燕王臧荼反……（酈商）遷爲右丞相……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别與絳侯等定代、雁門……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據此，自高帝五年（前202）九月至十一年（前196），酈商除短暫護衛太上皇外，一直擔任漢右丞相。《史記》卷九五《樊酈滕灌列傳》記：“（樊噲）殘東垣，遷爲左丞相……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又，《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及同書卷五七《絳侯周勃世家》“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由上，高帝十年（前197），樊噲擊陳豨，破東垣，遷爲左丞相。十二年（前195），樊噲、周勃又先後被短暫任爲相國。參之以蕭何同時任職，則高帝九年至十二年，復出現相國、丞相並置情形
。
這類情形在漢初東方諸侯國亦有存在。《史記》卷九三《韓信盧綰列傳》記陳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下文又云“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國當時既有相國陳豨，又有丞相趙昌
。《史記》卷九八《傅靳蒯成列傳》記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正義》指出，“齊右丞相”“爲齊王韓信相”，而“齊相國”“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參上論，高帝五年，曹參歸漢右丞相印，任齊相國。這裏齊國也既有相國曹參，又有丞相傅寬
。而吕后遺詔以吕王吕産爲相國時，審食其、陳平亦尚爲左、右丞相。
此外，相、守相在一些情況下似也有並置情形。《史記》卷九四《田儋列傳》“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同時提到齊相田横與齊守相田光。又，《史記》卷九五《樊酈滕灌列傳》記燕王臧荼反，“（酈商）以右丞相趙相國别與絳侯等定代、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至於《史記》卷五七《絳侯周勃世家》燕王盧綰反，“（周勃）擊下薊，得（盧）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丞相偃”下之“守陘”，則可能爲“守相陘”之省寫。
秦多見名“庶長”者，專論者皆以之爲有異於爵稱的官稱
。對此可以歷史地來看待。歷史早期就出現了衆多專業職名，且以中低級居多，甲骨金文均見。“庶長”最初應當也是領兵軍職。不過，根據“職階轉化律”
，很多最初的職位，後來卻變成了品位，具體過程爲：“職位”→“個别性的職位用如品位”→“品位性官號”→“品位序列”
。就我們這裏所涉及，閻步克已有精闢闡説：“秦漢二十等爵，來自軍職。魏人劉劭《爵制》一文，就是用軍職來解釋二十等爵名的來源的。那些爵名，本來是步卒、軍吏、軍將的職名；在頻繁戰争中，它們被當成銜號來奬勵軍功；商鞅變法時，再把那些有名無實的銜號變成爵號，另以五百主、二五百主、百將、國尉、大將等職名來編制軍隊。由此軍職就完成了‘軍爵化’的過程，與軍職分離開來了。”
故這裏所論，已屬後來用作爵位的階段。周代“爵本位”品位結構下，較高層人員爵、官本不甚分，且標示身份時一般多尊用爵稱。二十等爵確立後，第十至十八級分别爲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庶長、大庶長，高低兩端皆稱“庶長”，而爲大上造舊稱的大良造，全稱大良造庶長，實際也有“庶長”名。因此，所謂“庶長”，很可能是左右庶長以上諸庶長爵的泛稱。而我們又注意到，“庶長”的使用，主要是在商鞅變法至二十等爵形成前的一段時間。從此類“庶長”到“將軍”的發展變動，正是職階轉化後，重階向重新職名的進一步演進。由於側重了後一過程的考察，這裏權稱“爵官轉移”。而在此視角下，整體的發展過程或可概括爲“職→爵→新職名（將、尉等）”。
又，這一時期的爵制情況見《商君書·境内》篇。相關文字多有錯簡、脱簡，現初步嘗試一種復原思路
：
行間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爲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褭。〔故爵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 故爵〔不更，就〕爲大夫。 〔故爵大夫，〕就爲〔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爲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爲公乘。〔故爵公乘，〕就爲五大夫。 爵大夫而爲國治， 則税邑三百家。
故爵五大夫， 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
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此記軍隊在戰鬥中殺敵數量超過規定時，軍士得在原爵級基礎上進爵的情形。就爵制部分而言，實際分作三段叙述。每段前半部分交待這一組中各爵位的遷升，後半部分提示相關福利待遇。具體值得進一步注意者，有以下幾點：
1. 公士至不更。按劉劭《爵制》公卿大夫士四分層，屬“士”一層，這裏似稱作“吏”。“爵吏”者如入官爲吏，作縣尉，另賜虜六人、錢五千六百。商鞅變法，重新規劃地方行政組織，普遍立縣，所謂“並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
[3]
。而至秦惠文王初年，秦尚未曾設郡
。“縣”實與《境内》下一段表示中央的“國”（即“邦”）相對言。縣尉實際就是地方武職的代表。
2. 大夫至五大夫。對應“士”之上“大夫”一層。“故爵爲大夫”句原在“爵吏而爲縣尉”上，但明顯屬於“爵大夫”一類，故移至“就爲大夫”上。“爵大夫而爲國治”原在“加五千六百”下，與“爵吏而爲縣尉”的表述頗爲類似。參考“爵吏”句爲“爵〇而爲〇，則〇”的格式，且在介紹相關各爵後言及，今調至介紹各大夫級爵下，“則税邑三百家”上。調整後與上下兩段的叙述較爲對應。“爵大夫”者如“掌管國家一種政務”，則可賞賜租税及封邑共三百户。而如按調整後的語句理解，大夫爵似只有入官爲吏，才能享有相應權益，而非僅進入大夫爵即可。
3. 大庶長（？）至大良造。對應“卿”一層。“就爲大庶長”至“大良造”句，原在“就正卿”下，高亨依朱師轍説移至“皆有賜邑三百家”上，可從。不過，此段中大庶長爵在五大夫上、左更下，且未出現左、右庶長爵，扞格難通。舊説“大字疑原作
，即
又的合寫，
又即左右。
以形似誤爲大”
，恐難成立。古文字無此合文
。蔣禮鴻引唐長孺意見以“左右庶長合稱爲大庶長”
，可爲一説，然乏例證支持。按《史記》卷五《秦本紀》記秦憲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
。“大庶長”出現較早。孝公、昭王時，商鞅、白起功高至大良造，再遷即爲封君。則二十等爵確立前，大良造爲君侯以下之最高爵，大庶長曾較大良造爲低是可能的。《境内》所言“大庶長”或非誤字。而此句之上可能有脱文，五大夫至大庶長間，或脱左、右庶長的晋爵内容。這一組爵可以享有“賜邑三百家”“賜税三百家”的權益
。而當時規定，“有税、邑六百家者”，是可以養客的。
至於“故四更也”句，俞樾云“此四字乃三字之誤，三更者並左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
。學界多從。不過，本段其他類似文字皆作“故〇”（〇爲爵稱）。如此處果爲幾種爵的合併省稱，當作“故四更”。而此句實際作“故四更也”。“更”下的“也”字頗爲要緊，因爲語末助詞“也”可爲“助兼詞，表提示以起下文”。此句式下，“也”上所接多非名詞
。“更”可作動詞，“四更”可指由左更四次晋爵，經中更、右更、少上造（或作少良造），而至大良造的情形。綜上，第三段對應“卿”分層的這組爵，應即屬“庶長”一類。不過因當時大良造頗爲顯赫，則稱“庶長”時的指代範圍，主要是大良造以外的各級“庶長”
。
樗里疾于秦惠文王前元八年（前330），爵爲右更。惠文王後元七、十一至十三年間，樗里疾主持或參與多次對外戰事
。馬非百以“八年已爲右更，不得十二年又降爲庶長。必有誤，故删之”，將《秦本紀》十二年、十三年
條下“庶長疾”的“庶長”二字皆删去
。不妥。文獻中庶長地位未見較右更爲低。而右更樗里疾在惠文王後元七年以後數年出征、戰功赫赫，卻始終稱“庶長”，或正説明此爲諸“庶長”爵的統稱。他在右更基礎上，實際的軍功晋爵一直在進行。所以，這才會有十三年助魏章攻楚取漢中地、助韓攻齊、助魏攻燕後，被封爲嚴君的發生
。而樗里疾在成爲封君後，繼續有領兵作戰事，名前卻不復冠以“庶長”，也值得注意。西漢南越王墓所出“王四年相邦義戟”，原來修訂釋文作“王四年，相邦張義，庶長□操之造□界戟”
，庶長緊跟相邦書寫，並出現在兵器題銘中。這類資料纔是“庶長”爲官稱，特别惠文王四年後爲單純軍事統領的直接證據。然而，前已談到，過去的釋文一直有誤，核對圖版，“庶長”實爲“内史”。
商鞅以前，庶長作爲高級别爵位，公子、貴戚多有冠之。變法後特重軍功，名庶長者主要依戰功累至。大良造也是如此。相邦、丞相制確立後，大良造公孫衍、白起並非秦相，而是領兵征行的高級將領。而在前面討論庶長的基礎上，可以注意到，昭王六年（前301）“庶長奂伐楚”以後，“庶長”開始較少見於史乘。昭王八年（前299）“使將軍羋戎攻楚”，名前冠以將軍。稍後不久，名前冠以尉的事例也出現了：昭王十二年（前295），“秦尉錯來擊我襄”，“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晋、燕伐齊，破之濟西”
。領兵主帥開始以軍職而非爵位爲稱，特别庶長所對應“卿”爵這一重要爵層的擁有者，征戰時較多以軍職爲稱，很值得注意。這顯示秦的軍事組織中，也出現重爵向重官取向的發展。
顧炎武對先秦“將軍”的出現有所關注
，主要涉及關東諸國。魏、齊在官僚機構中以相、將爲文武官之首，出現較早
。秦自“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開始出現作戰以外的常職將軍。而以將軍保衛首都安全，頗近于西漢初《二年律令·秩律》所列職官中“衛將軍”的角色。此外，昭王世還有將軍羋戎、將軍張唐、將軍摎等。至秦王政即位，《秦始皇本紀》開篇即言“吕不韋爲相，封十萬户，號曰文信侯……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至於尉，則有白起爲左更後，在“伊闕之戰”斬首韓、魏二十四萬，“遷爲國尉”的例子。秦王政時，尉繚也被嬴政任爲國尉。此稱《商君書·境内》中已出現，爲低於將軍的較高軍職
。“國”字後世避諱所改，當時稱“邦尉”。今見“邦尉之璽”封泥、“邦尉之印”印章
，可證。邦尉同將軍一樣，也由軍職逐步成爲常設武職
。
與大良造庶長發展爲相邦及丞相類似，秦軍事組織上端也出現爵官不分、偏重爵稱，向爵官分離、轉重官稱的發展。而軍職進一步納入日常官僚系統，成爲常設武職的一部分，從而引起了文武分職的發生。這個過程，並非原來理解是一個文武不分，進而一文一武的情形。率先確立起的相邦及後來的丞相，在秦及關東諸國都是總管國政，權兼文武。相邦或丞相時常將兵征戰，即便昭王以後出現常職性將、尉，相邦魏冉、吕不韋仍有出兵征討事。文武分職實際是在一個權兼文武的相的旁邊，將高級軍職人員行政化，形成一個形式文、武兩分，而實際重武的官僚機構上端。這一組合方式，對於之後帝國各層級日常武職系統的構建，都有影響。並且，在文武分職這一過程中，爵、官分離與重爵向重官的演進，一直貫穿其中。
圖1 文武分職示意圖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戰國、秦軍事史資料長編”（項目批准號：15XNQ006）。
附記：文章完成後，承閻步克先生提出諸多寶貴意見，資料则多承熊龍君襄助，在此深致謝忱。
[1]
《集成》11911。“黽”，于省吾、李學勤、何琳儀、王輝原釋作“矛”。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改釋作“竈”（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3頁）。今按：施謝捷《東周兵器銘文考釋（三則）》（《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作“黾”。11911圖版作“
”，與秦“黾”及“竈”字下半部相同，當從《集成》作“黽”爲是，亦即“黾”。
[2]
北京養山堂藏。此戈胡部殘斷，存一上穿，所處位置偏上，原或爲長胡四穿。全長25.5cm，援長16.0cm、寬3.4cm，内長9.5cm、寬3.0cm，闌殘高4.5cm。釋文據照片、拓本録出。“
”字則取陶安、陳劍意見（《〈奏讞書〉校讀劄記》，《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頁）。此器材料承熊龍惠助，特此致謝。
[3]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203頁。“四十一”，同書卷一五《六國年表》，卷六八《商君列傳》作“三十一”，第721、2232頁。今按：先秦秦漢“四”字多有積四横劃寫法，作“
”，與“三”形近易混。清人王引之、段玉裁、俞樾以下多有論及，參見辛德勇《〈漢書〉趙佗“處粤四十九年”説訂訛》（原刊《文史》2009年第4輯），收入所著《縱心所欲——徜徉於稀見與常見書之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