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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至西晋前期，京兆韦氏在北方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展得比较顺利。西晋元康元年（291），八王乱政，嗣后五胡乱华，继而南北分裂，社会长期动荡。韦氏家族受其影响，内部亦发生剧烈变动，逐渐分化出新的支系。由于战乱迁徙，京兆韦氏呈现出多支系、多方向的发展态势。韦氏家族在北朝尤其是在西魏北周和隋唐时期的地位全面提升，迎来了家族发展史上的高峰。南渡的韦氏成员则先后仕于宋、齐、梁、陈，亦取得显赫地位。十六国以迄隋唐韦氏家族由一个具有区域性影响的士族一跃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和崇高政治、社会地位的士族。
西晋永嘉末，匈奴、羯、氐、羌等族日渐强大。刘渊父子乘西晋朝政失驭之机，提军南掠，先克洛阳，继下长安。其后，铁骑兵燹，中原涂炭。由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长期积累，胡族首领“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以致北方士族纷随晋室跨江南奔，“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另有家族结坞自守、自救，如颍川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
，高平郗鉴“举千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
。胡族首领取得政权后，又转而与士族合作，“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晋书·石勒载记》）。士族特权随即得以保障。
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清激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
所谓“黄纸再定”，指石勒统治时两次定九品高下之事。石赵政权的选举制度遵循魏晋旧制，只是由主选举者定九品而没有建立中正，对士族的优待不久扩大至关中。
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
秦、雍大姓是平刘曜时的俘虏，此时也和山东大姓一样享有选举、免役的特权，并准归乡。正是在此背景下，以京兆韦氏为代表的关辅士族始由对抗转向合作，并参与到十六国政权的建设中。
韦
、韦华是此期京兆韦氏的突出人物。韦
秉承汉魏家风，雅好儒学，善著述，于群言秘要无不综览。“仕于刘曜，为黄门郎。后又入石季龙，署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征为廷尉，识者拟之于、张（笔者按：指西汉于定国、张释之）。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三为侍中，再为太子太傅，封为京兆公。好直谏，陈军国之宜，多见允纳。”
韦
前后仕两朝，多得执政者器重，或牧守州郡，或典政于朝，皆极尽恩宠。韦
不仅有政声于当时，且多留意著述，撰有《伏林》三千余言，后演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皆深博有才义”，是十六国前期关中士族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韦
身后，韦华继起，官前秦黄门侍郎，受符坚信任，后助符丕破襄阳，淝水败后随乱入晋，又北投后秦姚兴，拜中书令，历司徒、尚书右仆射等职，位列宰辅，权重一时。韦罴在前秦为苻坚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之，为东海太守。苻坚灭，韦罴南奔江左，仕刘裕为辅国将军、秦州刺史。韦罴侄韦逵仕后燕慕容垂政权，拜吏部郎、大长秋卿
。
然而，放眼十六国近150年的历史，韦氏家族除韦
、韦华外，绝大多数成员寂寂无闻。自汉魏以来，一直以群体仕宦形象挺立政坛的现象至此停止，家族成员载入史册的人数急剧下降，亦缺乏传承性。这种现象与十六国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有关，也与十六国君主多为长于厮杀、凶狠残忍之独夫有关。上文所及之韦
尽管在后赵地位尊崇，仍不免为冉闵所戮，甚至株连其子伯阳。社会动荡背景下家族的每一次政治选择都具有潜在的风险，荣则极荣，衰则旋踵而亡，韦
被诛对其他家族成员的进退抉择无疑具有巨大影响。
当政治结构混乱、社会秩序濒临解体之际，出于安全考虑，家族发展遂呈现出聚族收拢之态势。有鉴于西晋后期至十六国前期家族发展的血泪历程，韦氏家族在十六国后期逐渐调整发展思路，由文质浓郁的家族逐渐转向文武兼重、武质渐浓的豪宗强族，从而为北朝时期家族的强势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韦氏家族强调武功和忠勇的家风，从十六国后期就开始拥有不少文武兼备的人才，上马治军安边，下马研经理民，退则保家全族，进则登坛拜将。南北朝时期韦氏家族仍被称为关中“冠族”“著族”，且许多成员因功见宠，位列朝班，甚至进入统治核心，与此关系甚为密切。因此，十六国时期是京兆韦氏家族的发展调整期。
公元435年，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北凉，统一北方，结束十六国乱局，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北魏为求长治久安，避免重蹈十六国割据政权之覆辙，在立国之初就注意吸纳各族人才，逐步推进国家体制从军功立国向文治教化转型，自上而下强力推行“汉化”政策
，极力消弭胡汉矛盾。作为汉化政策之重要组成部分，拓跋珪践祚之初就恢复并承认魏晋以来的士族地位，寻求与汉族大姓的合作。“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巷歌邑颂。朝熙门穆，济济之盛，非可备陈矣。……文士竞谋于庙堂，武夫效勇于疆场。”
孝文帝改革更是广招汉族士人参政
。对世为关陇右姓的韦氏家族而言，北朝无疑是其家族蓬勃发展的上升期。京兆韦氏不少子弟相继进入北魏政权并任显职，韦阆、韦阆兄子韦真喜、韦阆从叔韦道福三支最具代表性。
韦阆少年时深受长辈器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早闻其名，诏拜咸阳、武都太守，时杏城镇将郝温及盖吴反，关中据乱，韦阆尽心抚纳，所部独全。魏明元帝赞曰“我欲有臣皆如阆”，为一时美谈
。韦阆有二子，长子韦范，历镇西大将军府司马，守华山郡，赐爵兴平男；次子韦俊，历荆州治中、梁州宁朔府长史、本州中正、都水使者等，所在有声。韦俊子十三人，多仕东魏。韦阆兄子韦真喜，起家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冯翊太守，有二子韦祉、韦祯。韦阆从叔韦道福先仕刘裕为辅国将军、秦州刺史，又历盱眙、南沛二郡太守。后与徐州刺史薛安都拥州北附，北魏授其安远将军。其有子七人，皆以军职荣显一时。另有韦阆族弟韦珍一支亦多贵达。
总体而言，北魏政坛上以韦阆为代表的京兆韦氏皆有勋业官绩，家声、令誉皆行于世。他们或以军功获宠于主，或以诗文称赏于时，抑或以父祖荫见拔于行伍进而赞划军机，或身负王命总对方岳。北魏时这种家族化、群体化的官宦趋向表明，京兆韦氏的政治地位在十六国时期的短暂回落后又重新回到了新的高点。北周政权是依靠为数不多的少壮军人结成相对封闭的核心集团，日后稍加扩大，并吸收部分关陇、河东大姓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大族联合统治成为北周政治的最大特点，追随宇文泰入关的核心将领，其家族势力也在此时得到急剧扩张。韦孝宽是韦氏家族西魏北周时期政坛上最杰出的代表。韦孝宽祖父韦直善，为北魏冯翊、扶风二郡守，家族影响尚限于关辅地区；自其父韦旭始，则以关中为跳板，跃进中央官僚行列，先后为大行台右丞、辅国将军、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529）拜右将军、南幽州刺史。家族地域色彩的蝉蜕和中央官僚色彩的增强，使家族影响打破地域限制，为成为具有全域性影响的士族家族奠定坚实基础。而最终完成家族发展重心由地方向中央转移的人物，就是韦孝宽。韦孝宽自幼聪敏，少有壮志。成年后随长孙承业、杨侃等出征，以战功闻名军中。东西魏分立，韦孝宽从宇文泰力保西魏，成为最早追随宇文泰入关者之一。在东西魏混战时，屡建奇勋，授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爵建忠郡公。后从于谨南伐，拔南梁江陵，以功拜尚书右仆射。北周时又助武帝平晋州，并于大象元年（579）节度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镇军事，督师南征，尽取陈之江北领土。韦孝宽以其杰出才能和卓越战功，成为关陇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受其影响或荫泽，兄弟子侄如韦瑱、韦祐、韦世康、韦师等又有多人任职中央。如果说北朝时期韦阆及其兄弟带领家族从十六国的低迷状态走向振作，并最终使家族成为关陇首望的话，那么西魏、北周时期韦氏家族则是在韦孝宽带领下，完成从地方向中央的关键一跃，使韦氏家族跨入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士族家族。韦孝宽一生获取了北朝政府用以奖掖仕进、褒封赏功的一切名誉封号，地位、富贵无以复加，成为韦氏家族打入北周核心政权的关键人物，并最终使韦氏家族成为关陇集团的主要成员，从而为家族在隋唐时期的繁荣发展埋下重要的伏笔。
北朝时期京兆韦氏留名史籍者逾30人，其中在地方任太守、刺史等武质色彩浓郁之官职居半数以上。而在中央，带武职衔者亦占绝大部分：军府椽属（韦范、韦俊、韦荣绪、韦欣宗、韦远叡、韦赞、韦肃、韦道建、韦道儒、韦尚、韦景俊、韦嵩遵、韦融、韦植）；征俘将军（韦荣茂）；安西将军（韦祯）；辅国将军（韦道福）；抚军将军（韦达）；左将军（韦珍）；右将军（韦崇）；前将军（韦猷之）；总管（韦瓘）； 骠骑大将军（韦孝宽、韦总、韦瑱、韦峻）；仪同三司（韦冲）；柱国（韦洸、韦暮）。其武质色彩一目了然。这种局面的产生，首先与西魏、北周紧张激烈的军事斗争形势休戚相关。自西魏以来，实力数倍于己的东魏、北齐和南朝萧梁政权一直是朝廷的威胁，为了保持固有地盘和扩大统治范围，西魏、北周与外部势力的战争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因此西魏、北周政权的军事化或者军国色彩远较山东与江南政权明显，统治阶级上层中军功出身者占据多数。所谓“周代公卿，类多武将”（《隋书》卷四六《张煚传》），即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作为朝廷素所倚重的家族，京兆韦氏多出军将亦属正常。
京兆韦氏在南朝政治舞台上亦有出色表现。韦氏南徙集中于刘宋代晋之际。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征后秦，次年八月姚泓战败而降，刘裕留其子刘义真守关中，夏主赫连勃勃旋即发兵南下，义熙十四年（418）关中郡县纷纷降夏。晋军东撤，由于赫连勃勃向以残暴闻名，加之江左一直被视为正朔之所在，故此次晋军东撤在关中掀起了南迁高潮，河东裴氏、京兆王氏、武威阴氏、河东薛氏都有大批族员南下。京兆韦氏亦无例外。如韦肃一支，“刘义真镇关中，辟为主簿，仍随义真过江”
，“曾祖肃随刘义真渡江”
。
与永嘉之乱南迁士族主要聚居于长江下游的建康及其周围地区的情况不同，东晋末年士族南徙的主要方向多集中于长江中游荆襄地区及汉水流域。徙居襄阳的韦氏包括太元之初南迁的韦轨一支和太元十年（385）南奔的韦谦、韦华一支。其中韦华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率万余人北奔姚秦。刘裕入关，韦华又“随宋武过江，居襄阳县”
。韦华子韦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椽征，不至”。韦玄长子祖征，“累为郡守”，“宋末为光禄勋”；次子祖归，仕宁远长史。韦祖归子韦叡在齐代，“不欲远乡里，求为上庸太守”
。韦公循，宋义阳太守；公循孙韦爱，齐世为雍州主簿。由上述各人的官阶来看，南渡之初韦氏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权位势力并不高显，这与同期南下而家于建康的河东柳氏和裴氏等屡居卿相方伯的情况形成反差
。
家族的发展需要在等待中寻求特殊的机遇。韦氏在南朝政坛的升擢始于齐、梁之际的禅代革命，其在朝廷地位不显，故可影响朝局者仅为其在地方的强宗势力。《梁书》卷一二《韦叡传》载：“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民心逞骇，未有所定，西土人谋之于叡。”可见韦叡在雍州素为乡人信服、推重。萧衍起兵，“及义兵檄至，叡率（上庸）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高祖见叡甚悦，拊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
其实仅就韦叡当时所率兵马数量而论，区区两千人，未必能成就萧衍大事，故此叹当与韦叡在雍州地方乡族社会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及强大的号召力有关。对于大部分力量源自雍州地方乡族社会的萧衍而言，一州之宿德乡望韦叡来归，即意味着后方根据地的稳固。另，韦叡族弟韦爱“素为州里信伏”，萧衍起兵后，韦爱被委以“壮武将军，冠军南平王司马，带襄阳令。……时京邑未定，雍州空虚，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州内惊扰，百姓携贰。爱沉敏有谋，素为州里信伏，乃推心抚御，晓示逆顺，兼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
。韦爱作为雍州乡望，在雍州后方凝聚乡中余勇、绥抚雍土百姓、平定颜僧都叛乱，确实起到为萧梁革命巩固后方的作用。韦爱以南平王萧伟府僚身份“带襄阳令”，亦可理解为是政治力量与乡族社会力量相互协调、互为作用的结果。
萧梁代齐后天监初年，韦叡在梁继续以其位望扮演着调和、凝聚萧梁朝廷中雍州将帅的角色。韦叡之后，其孙韦聚亦有类似表现。太清二年（548）侯景作逆，韦聚先建议推柳仲礼为都督勤王诸师之帅，继又抗言于众，遣释裴之高之不满，调和诸将，“于是诸将定议，仲礼方得进军”
。
南迁韦氏在齐梁政坛上的重要地位亦与其所居地襄阳有较大关系。襄阳是南朝在长江中游之重镇。襄阳的兴起和京口的衰落，是南朝军事重心的一大变化
。襄阳地位的重要，除了与其地理环境有关外，还与历史条件有关。“胡亡氐乱，秦雍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及侨郡县，并割地为侨郡县实土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宋文帝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实土
。同年，江州军府撤消，其文武悉配雍州，又襄州输送中央之租税、杂物亦全部资给襄阳。一系列措施为襄阳成为军事重镇奠定了物质基础。另，襄阳流民多于土著。襄阳地区是秦雍流民的聚居地，关辅尚武，流民骠悍，久居边境的流民更能征惯战，给雍州军府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雍州军的战斗力。刘宋以后，数次变乱皆由襄阳而起，朝廷多出太子以镇雍州，襄阳的地位可见一斑。
韦氏自东晋末南徙江左以来，荆襄地区就是其宗族的主要居住区。由于韦氏世为三辅著姓，兼有人数较多的部曲宗族力量，所以在经过宋齐两代经营后，至梁，已发展成为雍州（治襄阳）地区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其家族成员也有多人出任本地的行政官员，如韦叡族弟韦爱在萧齐末年任襄阳令，韦叡长子韦放仕梁曾任襄阳太守，韦叡三子韦正亦曾官襄阳太守。可见襄阳是南迁韦氏家族发展的大本营，其在当地的隆重声望使得其家族在萧梁一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萧梁末期，南渡韦氏家族之重心逐渐偏离以襄阳为核心的长江上游地区，而移至以徐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韦载家于南徐州江乘县；韦鼎以妻儿为质，交结南徐州刺史陈霸先；韦翔入陈霸先南徐州征北府任参军。这种远离乡党宗族而与皇权过分亲密的做法或许会使韦氏成员在政治上有新的发展，然而一旦失败，家族便迅速衰落。韦氏在梁末惨遭杀戮和在陈的默默无闻便验证此点。
及至隋代，南迁韦氏成员之后裔韦鼎入仕长安，在文帝的干预下，京兆韦氏之代表隋吏部尚书韦世康请韦鼎迁还杜陵
。南迁韦氏经过“杜陵→襄阳→徐州、建康一带→杜陵”的迁徙之后，京兆杜陵韦氏侨寓江左二百余年历史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