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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韦姓诞生，韦氏家族形成于汉初而崛起于西汉中期。此间，最早登上政治舞台的是韦孟。韦孟本为楚人，秦并六国后，肆志广欲，“专以天下自适”
，因政治黑暗躬耕不仕。汉初，刘邦在诛灭异姓王韩信之后，将其封地楚一分为二，其一名荆，封于堂兄刘贾；一仍名楚，封于同父少弟刘交，是为楚元王。元王好书善诗，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并作《诗传》，号《元王诗》。元王就封后，都彭城，以贤士之名辟韦孟为太傅。韦孟为韦遐的二十四世孙，被辟元王府或因其居地接壤邹鲁，濡染鲁《诗》而有名于当时，故有云“《鲁诗》起于申公，而盛于韦贤”
。其入楚元王刘交府，得与鲁《诗》学的主要学者浮丘伯、申公等从游，不仅有助于加强个人的《诗》学学养，而且也为家族日后以经名世、以《诗》传家的家学传统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韦孟先后仕楚元王、楚夷王，宾主相得甚欢，故其曾在诗中追忆：
于赫有汉，四方是征，靡适不怀，万国逌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兢兢元王，恭俭净一，惠此黎民，纳彼辅弼。飨国渐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唯王统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楚王传至刘戊，“荒淫不遵道”
，儒生多弃而远遁。作为王府元老，韦孟规谏刘戊：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愉。所弘非德，所亲非悛，唯囿是恢，唯谀是信。睮睮谄夫，咢咢黄发，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从逸，嫚彼显祖，轻兹削黜。
嗟嗟我王，汉之睦亲，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临尔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正遐由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此思！
非思非鉴，嗣其罔则，弥弥其失，岌岌其国。致冰匪霜，致队靡嫚，瞻惟我王，昔靡不练。兴国救颠，孰违悔过，追思黄发，秦缪以霸。岁月其徂，年其逮耇，于昔君子，庶显于后。我王如何，曾不斯觉！黄发不近，胡不时监！
该诗在叙先烈、述祖德的基础上，对楚王刘戊的失政、失德极力劝谏。但此举并未引起楚王自省。韦孟自感祸乱不远，遂效穆生之举，愤然辞官，为远祸全身而举家北徙邹鲁：
微微老夫，咨既迁绝，洋洋仲尼，视我遗烈。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我虽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在而。
韦孟徙家邹鲁，虽丧失官职，但对整个家族日后的发展影响重大。首先，邹鲁乃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心，孔子、孟子等硕学之士于此设帐授徒，文化、学术氛围自由、活跃。至西汉，此地仍“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因此，韦孟徙居此地，使子孙占据了当时中国最富学术创见的思想文化高地，拥有了文化区位优势，为日后“尊经好文”家风的形成提供良好条件。其次，“我虽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在而”，这种向学之志和好学之心对后世子孙影响巨大，对其家族勤奋好学之学风也具有先导和模范意义。所以，韦孟的选择对家族长远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韦孟之后，韦氏“五世圹僚”
，未见名位显达者。这种局面首先与西汉前期朝廷权力先后由外戚和功臣等势力集团掌控有关
，其次又与西汉前期以黄老之学治政的政治文化有关。韦孟后人非功臣外戚，所课之业又以孔孟儒学为主，所以韦氏于惠、文、景三朝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武帝中期，董仲舒振起儒学，曰“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失之于“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道”
，继而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
，“尧舜三王之业，皆由仁义为本。仁者，所以理人伦也，故圣人以为治首。发号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谓之仁政”
，从而将政治秩序摄入文化秩序，以文化价值原则指导政治运作过程，董仲舒按照此精神开创了两汉经学，拉开了儒生走向政治舞台的序幕。其后，公孙弘将其理论命题应用推广到现实政治生活中。他在条奏中以“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为由，提出由朝廷调补通经知礼之士以佐守相，“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据统计，自武帝始，公卿官吏中儒者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多，宣帝时由9.8%增至21.9%，元帝时又增至25%。此后，两汉18位丞相中，儒者14人
。通经饱学之儒士自此渐次崛起于西汉中期政坛。韦氏家族正是在该背景下的西汉政坛上发展起来的。韦贤“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
。他以广博的知识与精深的学术造诣赢得世人关注，遂征为博士官、给事中，终光禄大夫詹事、大鸿胪。昭帝营平陵，韦贤以陪臣身份自邹迁家于平陵。韦氏家族自关东徙入关中，家族重心亦由邹移入关中。昭帝逝后，无有子嗣，韦贤因拥立武帝曾孙刘询（即宣帝）有功，遂被“赐爵关内侯，食邑，徙为长信少府”，并于宣帝本始三年（前71）拜相，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后裔蕃昌，德与位偕。
韦贤四子，除长子韦方山早终、三子韦舜留鲁守家族坟墓外，其余二子韦弘和韦玄成皆随迁平陵。韦玄成少好学，修父业，善治 《诗》《礼》，名广于时。初以明经擢谏议大夫，迁大河都尉，其后仕途升降不定。先以毁容蒙羞、伪狂装痴礼让父爵于兄而闻名于世，继因与杨恽厚善而被夺官，再以侍祀太庙逾礼越距而被削爵，接连打击使得玄成自伤不已，叹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但终因其经修名行，尤其是辞让父爵于兄的孝悌品节，使“宣帝高其节”。宣帝重新起用了韦玄成并以他为榜样向争夺嫡位的诸王宣慰。此事对稳固储位起到重要作用。元帝继位后，对韦玄成大加拔擢。他先后任少府、太子太傅、御史大夫，永光年间复擢为丞相，一时爵禄相位，差可比拟乃父。元康元年（前65）春，宣帝以杜东原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同时“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
。韦玄成以重臣身份由平陵徙居杜陵。本文将主要论述徙居杜陵并世代以京兆为郡望的韦氏家族。
此外韦玄成兄韦方山之子韦安世历郡守、大鸿胪、长乐卫尉，朝廷称有宰相之器，但不幸早逝。韦弘官拜太山都尉、东海太守，其子韦赏明《诗》，哀帝为定陶王时，韦赏为太傅，哀帝即位，韦赏以旧恩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列为三公，赐爵关内侯，食邑千户。其余成员至二千石者十余人，故民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韦氏家族以文化学术起家而进入仕途，远比以军功、外戚关系而骤富骤贵的家族在仕途上走得更长、更远。史书记载“自汉丞相贤以后，世为三辅著姓”
。可见，西汉中期以后韦氏家族就已成为关内名族了。
两汉交替之际社会动乱，对韦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造成极大影响。西汉代代相传的爵封世禄制度，随社会变革而自行解除。进入东汉，韦氏家族尽管在政治上缺少如韦贤、韦玄成父子般显赫的人物，但由于光武帝刘秀“本好学问，非同于高帝之儒冠置溺。……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
，朝廷对经学仍大力提倡和弘扬，故韦氏家族以儒家经学文化为根基的家学传统使其在东汉仍保持着特殊的社会地位。
察举与辟举是东汉时期大姓、冠族跨出地方，进而登用的重要途径。由于主管选举的功曹多出自势家大族，故孝廉、茂才多出自这一阶层。更重要的是，东汉选举与乡里清议关系密切，而乡里清议多由名士主持。清人赵翼曾云：“驯至东汉，其风甚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
因此东汉士人如欲入仕，必先成名；要想成名，必示品行。范滂之母曾言：“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可见其把名誉看得高于生死，是人生的至高目的。《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中范晔曾评价东汉名士群体“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范晔的言论固然不能包括所有名士，但却真实刻画出时代风气。受此影响，东汉时期的京兆韦氏多遵循“敦行（求名）→励学（明经）→入仕（显身扬家）”的仕进之路。韦彪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韦彪“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大司马”，但在“当世冠冕”大于“冢中枯骨”的现实社会中，先祖傲人的勋业在朝代更替的背景下并未给他入仕带来多少便利。他在东汉为时所知，缘于其勤身饬行所获之“纯孝”美名。“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在敦行求名（即“刻情修容”）之余，韦彪继以学术显名于世（即“依倚道艺”），“好学洽闻，雅称儒宗”。经明行修，终使韦彪成为关辅名士，步入仕途也就水到渠成。“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明帝永平六年（63），召拜为谒者，赐以车马衣服，三迁魏郡太守。章帝时再拜长乐卫尉、奉车都尉、大鸿胪等职。一生忠心事君，以国事为忧，上书言事，多匡谬正俗之论，深得皇帝嘉纳。又为官清正，勤身饬行，为士子之表率。永元元年（89），韦彪病逝，和帝评价其“在位无愆”，意谓为官多载，未曾有失。韦彪的一生就是东汉名士人生的缩影。韦氏家族以经术传家，受世风影响在东汉时更加注重儒家伦理道德实践，并由内而外、由亲至疏的将此行为在族内、社会逐步推广，赢得令誉。
东汉士人由于学术、道德超人一等，通过公府辟举或朝廷特征，进则平步青云，退则阴操政局，从而对政局起到巨大作用
，韦著即为显例。韦著父韦豹为韦玄成玄孙，“数辟公府，辄以事去。司徒刘恺复辟之，谓曰：‘卿以轻好去就，爵位不跻。今岁垂尽，当选御史，意在相荐，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马齿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滞疾，不堪久待，选荐之私，非所敢当。’遂跣而起。恺追之，径去不顾”。韦著在其父轻好去就、不受禄羁之风的影响下，“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大将军梁冀辟，不就”。士林领袖陈蕃、胡广等向桓帝荐曰：
臣闻善人天地之纪，政之所由也。诗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天挺俊拔，为陛下出，当辅弼明时，左右大业者也。伏见处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德行纯备，著于人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车玄
，备礼征之，并不至。帝因问蕃曰：“徐稺袁闳、韦著谁为先后？”蕃对曰：“……著长于三辅礼仪之俗，所谓不扶而直，不镂自雕。”
陈蕃、李膺齐名，望重士林，领袖群伦，慷慨赴死为士子之精神偶像。韦著得其盛赞，可见其于彼时亦享有大名。延熹二年（159），桓帝公车备礼征，著不就征。灵帝即位，陈蕃被诛，朝廷欲以韦著之名安抚海内之怨，可见其于士林之名望几可追逼陈蕃。
东汉一朝的京兆韦氏除韦彪、韦著外，许多成员在社会上都有令行美誉。韦顺，“有高名”；韦义“少与二兄齐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举理剧，为广都长”，及去，“广都为生立庙”，及卒，“三县吏民为义举哀，若丧考妣”，时人将韦豹、韦顺、韦义兄弟三人并称为“韦氏三君”
。又如太尉掾韦子才之 “（三子）遇盗贼，一人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时人称之，号‘韦氏三义’”
。但是，在家族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逐渐巩固并得到提高的同时，东汉时期韦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却远逊西汉，无论从仕宦人数还是质量来看，韦氏任职中央或官两千石者极少（正史记载仅韦彪一人，韦豹主动放弃了任职中央机会），其余多任职州县。这说明东汉时期京兆韦氏仍不失为地方强宗大族，其活动范围具有地域性特点，但缺乏全域性的影响。鉴于此，东汉一朝韦氏家族整体呈现出重家学轻仕宦、重声名轻利益的特点。举其大端，盖由以下二因所致。
首先，东汉的政权结构与政治背景。东汉政权是以南阳豪强大族为核心，并吸收颍川、河北强宗参加的豪强政权。刘秀依靠这三大豪族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鲜明体现着其集团利益。这从云台二十八将及另四位元勋的出身就可以看出，除窦融、李忠、景丹、万修、耿弇外，剩余二十七人皆出身于上述三大强宗大族集团，其中仅南阳集团就有十三人，几乎占到一半。他们不仅把持政权，而且还在集团内部利用姻亲结盟。以皇婚为例，东汉初年，南阳集团中为皇后者有光武帝阴后、和帝阴后（光武阴后之侄孙）、和帝邓后（邓禹之孙）；尚公主者有光武阴后之内侄阴丰娶刘秀女郦邑公主，邓禹之孙邓乾娶明帝女沁水公主，邓禹之另孙邓蕃娶明帝女平皋公主，来歙之孙来稜娶明帝女武安公主等。东汉政权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必然会使其他地域性家族集团在政治权力、社会利益上受到排挤和压制。这便是京兆韦氏家族在东汉一朝所面临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职是之故，韦彪在章帝建初元年（76）建言国家选官“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这一旨在匡正国家选官制度弊端的建议，反映出关中势力集团在获取政治权益上的一致心声。然终东汉一代，韦氏家族在政治上显达的人物始终寥寥
，其家族政治地位呈现出衰落趋势。
其次，京兆韦氏部分成员主动选择避仕不就。韦彪早年“安贫乐道，恬于进取”。韦豹，数辟公府，辄以事去。“司徒刘恺复辟之，谓曰：‘卿以轻好去就，爵位不跻。今岁垂尽，当选御史，意在相荐，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马齿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滞疾，不堪久待，选荐之私，非所敢当。’遂跣而起。恺追之，径去不顾。”
韦贤五世孙、韦玄成之玄孙韦义牧守州县，因得罪权贵和官阶久抑不迁等原因挂冠归去，即属此类情况。即便入仕，也少有韦彪那般“在位无愆”，大多是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虞，给家族清誉带来莫大损失。如韦著本无意就仕，但迫于“诏书逼切”，遂不得已解巾之郡，却因“政任威刑，为受罚者所奏，坐论输左校”和“妻骄姿乱政，以之失名”，为人构陷，失去美声令名不说，还使家族受累，为隐者耻。鉴于此，韦氏部分成员，转而热心乡里教化，即仇香所言“宁为鸾凤不为鹰鹯”
。所谓“鹰鹯”，是指君主的爪牙，《左传》载季孙行父言曰：“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此处“鸾凤”指俊贤处士，贾谊《吊屈原赋》云“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韦氏家族这种以笃行美俗的形象在西汉时期尚不明显，到东汉则较普遍。但他们并不像陈蕃、李膺、范滂那样结党清议、慷慨赴难，而是隐居避世、远祸全身，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消极姿态对抗愈演愈烈的外戚与宦官的统治。身居乡里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伦理秩序）为己任，并为本人及家族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总体而言，韦氏家族在两汉的发展历程，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以经学为家学之主要内容，并严守师承家法。两汉学术以经学闻名，经学大家累世传承成为世业，治其学者颇重家法、恪遵师说。故一代大儒之后裔，世守祖业子孙相传数百年不坠。赵翼《廿二史札记》“累世经学”条云：
今按周、秦以来，世以儒术著者，自以孔圣之后为第一。伯鱼、子思后，子上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顺，为魏相。顺生鲋，为陈涉博士。鲋弟子襄，汉惠帝时为博士，历长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武帝时为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延年生霸，亦治《尚书》，昭帝时为博士。……霸生光，尤明经学。……霸曾孙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歆称之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安国后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有名子建者，不仕王莽。元和中，子建曾孙僖受爵褒成侯，其子长彦好章句学，季彦亦守家学。霸七世孙昱，少习家学，征拜议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候七人。计自孔圣后，历战国、秦及两汉，无代不以经学为业。
曲阜孔氏家族在两汉始终研经并传经不断。这一情况在伏生、欧阳歙、河间吴雄等家族亦有体现。韦氏家族早年受齐鲁经学熏染，后又以儒术进，故经学于其家族而言可谓世业。
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师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
可见韦氏所习的《诗》为四家《诗》中的鲁诗，为申培所创，在西汉前期有较大影响，韦氏习之，师承关系明晰，但《七略》《汉书·艺文志》均未见记载，不知何故。鲁诗韦氏学代代相传，直到东汉末年还依然存在。据东汉《武荣碑》记载：“君讳荣字含和，……治《鲁诗经韦君章句》。”朱彝尊《经义考》云：“《鲁诗》有韦氏学，而章句不载于《汉志》。考执金吾武荣碑云，治《鲁诗经韦君章句》，则当时韦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碑文记载其时汉桓帝已崩，故墓主武荣当卒于汉灵帝初年，据此可知，鲁诗韦氏章句学在东汉末仍然流行。从具体内容上看，汉儒讲经“各信师承，嗣守章句”
，但韦氏成员在严守师说的同时又能创新，在鲁诗当中再开韦氏学，可见其颇具守正创新的精神。当然，除《诗》之外，家族成员也还习《论语》《春秋》《周礼》等儒家经典，如“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
，韦贤亦能“兼治《礼》《尚书》”。西汉中后期是经学极盛的时期，“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
。韦彪又著书十二篇，号《韦卿子》。可见，韦氏家族的家学趋向与时代风向相一致。
其次，韦氏家族具有较强大的经济基础。“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富贵者，故官愈尊而禄愈厚。”
两汉以降，土地就有逐渐集中到大族的趋势，董仲舒和师丹都曾提出“限名民田”之办法以遏制其蔓延。王莽政治改革之关键就是废除土地集中与奴婢制度，可谓切中时弊。延至东汉，“豪人之室，连株数百，膏田满野”
，东汉后期更是“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
。韦氏代为三辅望族，经济实力雄厚。西汉时韦贤拜相，获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五年后致仕，又赐黄金百斤，赐第一区。东汉时韦彪“拜为奉车都尉，秩中二千石，赏赐恩宠，俟于亲戚”，及其卒，朝廷又赐钱二十万，布百匹，谷三千斛，物质之充盈已非常人所能比。此外，两汉时期，韦氏还有多人任职中央和州县，“汉代俸禄颇厚，中高级官员以其俸禄，颇可购置土地”
。故，无论自置产业还是皇室赏赐都使家族经济势侔关辅。依赖家族雄厚的财力，京兆韦氏以经行自修、以名节自励，从而奠定其政治、社会地位，被称为“三辅冠族”
。
总之，韦氏家族自韦贤、韦玄成父子始形成稳固的政治地位、较明确的学术努力方向、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兼有豪门与儒门的特点。这些要素，既是汉代世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即将出现的魏晋门阀士族的基本条件。汉代朝野普遍流传“城南韦杜，离天尺五”
之说，其原意不仅是指杜陵位于长安城南，密迩皇宫，也还隐喻韦、杜二家政治地位崇重，贵为天子股肱之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