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浩

王伟博士的《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一书即将梓行，问序于我，因为本书是他博士论文的修改稿，我曾忝为他论文的指导老师，与作者和论文都有些“连带”关系，故乐于作些绍介。

上世纪90年代，我随霍松林先生读书，当时苦于学位论文选题无新意，于是避熟就生，从“地域—家族”的视角入手，选取《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为题，后来又南下沪上随王水照先生做博士后研究，提交了《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的报告，一眨眼十多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我当时剑走偏锋，有关“地域—家族”的研究也未成风气，更没有后来这样持续的热闹。没料到歪打正着，竟然撞上了这一20世纪学术的大潮流。回想起来，感慨良多。故后来自己指导学生时，也有意识引导更年轻的学人朝这个领域走。其中随我读书且受到我“忽悠”者，王伟选京兆韦氏，邰三亲选河东裴氏，高淑君选江南陆氏，和谈选辽金时期的耶律氏，还有一位硕士选了东平吕氏。他们分别就相关家族个案进行了较细致的爬梳，也有自己的新开拓。

我一直以为，进行中国古代家族或士族研究，选择隋唐时期有很多先天不足，衡之以标准，隋唐士族没有魏晋南北朝士族典型，又缺乏明清及近代家族丰富的谱录资料。前人之所以措笔较少是有具体原因的。至于家族与文学的因缘关系，更让人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慨。文学史研究毕竟首先是一种史学研究，胡适先生讲：“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应该成为我们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守则。在学术研究上，后学者亦如拓荒者，肥美膏腴之地已被先一轮圈地者圈走，他们只能在贫瘠不毛的边疆垦荒。好在他们踏实肯干，又富春秋，假以时日，经之营之，也一定能将学术的南泥湾变成塞上好江南的。

王伟此书共11章，文后还有4个附录。全篇以唐代京兆韦氏为中心，梳理其家族文学发展的脉络，探讨社会、历史、地域、学术思潮对家族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后在家族文学本位的基础上，用“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审视唐代文学史，作者还提出“层累式”的家族文化建构说，强调具有整合色彩的家族文化观。通过韦氏家族文学个案的具体解剖，来推助中古文学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古代地域文学研究也具有场景复原和文化再现的作用。

另有一事也很有意思，时下媒体热议家教与家风，跟进者甚多。殊不知这是家族研究的基本套路，古人的高见就不必说了，我在《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书中已立专章讨论关中士族教育，还特意用一节篇幅谈家教，引用钱穆先生的名文和陈寅恪先生的名言，并进行引申发挥。王伟书中也辟出一章研究韦氏的家学与家风。于当代社会祭出家教家风来挽救世道人心，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欠缺，如对韦氏家族个案叙述较详，但如何突破固有的家族文学言说模式，创新家族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尚需不断努力。又如研究基本停留在整个家族和个别成员，对家族房支内的文化文学活动仍有待进一步的开掘和梳理。

王伟博士正当学术研究的盛年，在本书之前已刊印了博士后出站报告《唐代关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模糊的学术面孔逐渐清晰起来。希望他能以此为契机，在学术目标上追求“第一义”，既能“照着讲”，又能“接着讲”，既有国际视野，又能本土创新。

中古以降，文运南迁，故关陕地域日渐沉寂，本土人物稀疏。但宋明以迄民国时期仍有张载、韩世忠、康海、李梦阳、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刘古愚、于右任、吴宓、张际鸾等乡前贤，或以德行，或以义勇，或以忠烈，或以艺文，或以技能，彪炳史册，为这一方水土争了不少体面。“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新世纪以来，枢机重启，希望王伟这一代年青的陕籍学人，不仅与时俱进，更能抗志希古，能在故籍神皋中书写出自己的名山事业，始无愧于河岳英灵。我虽逐渐衰朽，但正如锋焘兄所谓，也愿侧身道旁为年轻的选手们做啦啦队。

2014年4月30日草成